蔺志渊

(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焦作 454000)

国内译学词典研究：回顾与展望

蔺志渊

(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焦作 454000)

译学词典研究作为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是译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在回顾总结译学词典编纂历史的基础上,对国内译学词典的理论研究进行了集中梳理,概括为三个方面：1.译界学者的译学词典意识逐渐增强;2.从评价性的实用型研究过渡到兼顾宏观和微观结构的系统化研究;3.呈现跨学科性的多元化研究趋势。最后文章从研究的深度、范围和力度三个方面对未来译学词典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译学词典;翻译学;回顾;展望

引言

“译学词典是译学知识的工具书,它汇集译学词语,按某种次序排列,构成体系,描写译学的历史和现状,解释各词语所代表的事物和概念,为读者提供了解和研究译学的相关信息”[1]。译学词典的诞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翻译学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译学词典研究成为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是译界一个不争的事实。其理由有三：一是已有多部综合型和专题型译学词典问世,为译学词典的理论研究奠定实践基础;二是译界已出现一批专门或重点研究译学词典编纂理论的专家学者,并有多种论文甚至专著发表和出版,为译学词典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三是译学辞典理论学术研讨会为研究提供了专门的互动交流平台。因此,译学辞典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成为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倍受译界学者关注。

本文拟对我国译学词典的编纂及其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简要的梳理和回顾,并对其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个人见解,就教于专家同仁,以期增强译界学者的译学词典意识,促进翻译学的健康发展。

一、译学词典的编纂历史

译学辞典的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称得上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从我国第一部译学词典《中国翻译家词典》(林辉,1988)诞生至今,我国译学词典编纂史仅仅走过了20余年。国外译学词典的研究也基本与我国同步,甚至还稍稍落后一些。因而,较之于人类翻译学研究的几千年辉煌历史,译学词典研究只能算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译学词典可谓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出现了综合型译学词典和多种专题型译学词典并存的良好局面。在国内,综合型译学词典主要有两部,分别是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1997)和孙迎春主编的《译学大词典》(1999)。专题型译学词典有十多部,根据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翻译家或译者词典。如《中国翻译家词典》(林辉,1988),《中国科技翻译家词典》(林煌天、贺冲寅,1991)和《中国当代翻译工作者词典》(马珂、孙承唐,2001)等。第二类,文学译例词典。如《英汉翻译例句词典》(刘重德,1999),《俄汉文学翻译词典》(龚人放,2000)和《英汉对照描写辞典》(贾卫国,2000)等。第三类,译学术语词典。如面向翻译教学实践的译学术语词典《翻译研究关键词》(孙艺风,仲伟合编译,Jean Delisle等编著, 2004),以翻译技术术语为主要收录对象的词典《翻译技术 词典》(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陈善伟,2004)和综合性术语词典《译学词典》(方梦之,2004)。除此之外,还有《英汉·汉英翻译学词汇》(A Glossary ofTranslation Terms：Chinese-English,English-Chinese)(陈善伟,1993),《汉英双向翻译学语林》(孙迎春,2001)等。当然,这种划分是依据其主要内容而定,词典类型也不尽纯粹。如《翻译技术词典》不仅收录了翻译技术词目,还收录了翻译方法、翻译标准、翻译评估等术语。

总之,我国译学词典编纂史虽然短暂,但发展速度较快,相信在译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会再增添多部质量更高的译学词典。

二、译学词典的理论研究

多种类型译学词典的问世,使翻译学知识得到不同程度的整理和汇总,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工作者提供了翔实的文献资料,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作用自不必言。但是纵观现存的译学词典,无论是宏观的收词立目,还是微观的释文编写,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为了提高译学词典编纂质量,继而建立译学词典编纂学,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科学的译学词典编纂理论研究。国内译学词典理论研究伴随着编纂实践,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笔者不揣浅陋,将其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

1.译界学者的译学词典意识逐渐增强

“译学词典意识”这一概念是孙迎春教授在“论译学词典的描写性”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并详细阐发了译界缺乏译学词典意识的4条原因：“1)译学词典诞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2)译学词典自身还有缺点,需要完善;数量不多,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译学词典体系;3)研究译学词典的文章太少,专著尚无,还没有开辟出一个译学词典学领域;4)人们习惯了就已形成的研究方式,意识不到或不相信译学词典可有助于翻译研究。”[2]同时,他还呼吁译界同仁要“增强译学词典意识”。如今,7个年头又过去了,译学词典研究这一领域逐渐得到认可,译界学者的词典意识也逐渐增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译学词典研究的论文、专著等研究成果日趋丰硕,为更广更深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98年到2009年,我国公开发表译学词典研究论文共计70余篇;出版专著3部;出版译学词典及翻译理论论文集4部;专门论及译学词典的硕博士论文有6篇。论文和专著所述内容不仅关乎译学词典研究的定位、系统框架的构建、类型的划分、编纂原则,还涉及收词立目、释文编写、译学词典的评价等。涉入译学词典研究领域的不仅有颇具理论涵养的译学前辈,也有崭露头角的译界新人。所有这些都无不证明一个事实：译界学者对译学词典研究的重视程度正日益提高,译学词典研究在翻译学学科建设中的地位亦愈加凸显。

另一方面,译学辞典理论学术研讨会为研究提供了专门的互动平台,学术交流大大增强。2002年9月,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山东省翻译工作者协会、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等单位承办的首届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在烟台师院成功举办。此后,又有四届相继成功举办。每届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教授和学者都结合最新的研究现状或作主题发言,或进行分组讨论,会后遴选优秀论文汇编成论文集出版,加强了译界学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大大促进了我国译学词典研究和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

2.从评价性的实用型研究过渡到兼顾宏观和微观结构的系统化研究

回顾我国译学词典研究走过的历程,笔者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特点拟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译学词典研究的形成期,从 1988年至2000年;第二阶段,译学词典研究的发展期,从2001年至今。划分依据有如下4条：1)1988年我国出现首部译学词典《中国翻译家词典》,理论研究也基本上在此之后展开,故把其作为第一阶段的起始时间;2)之所以把第一阶段称之为形成期,是因为从1988年至2000年期间所发表的论文有限,并且基本上都是对现有词典的评价,属评价性的实用型研究,如刘重德、许钧、郭著章、林穗芳等都纷纷撰文对《中国翻译词典》作出了评价;3)2001年,孙迎春教授发表了“论综合性译学词典的编纂”一文,首次结合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从宏观上论述了译学词典诞生的必然性,并提出译学词典的五大编纂原则：“描写性、综合性、理论性、实用性和开放性”,不拘泥于对词典的简单的介绍和评价,可谓是译学词典理论研究的奠基之作,故将2001年作为第二阶段的起始时间;4)相对于形成期,发展期所具有的区别性特征就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兼顾宏观和微观结构的系统化研究,如孙迎春就译学词典研究的定位、性质、编纂原则、类型划分、体例、条目的内在系统、编者主体性等方面做过详细的论述[3][1][2][4][5][6],方梦之从编纂《译学词典》的视角谈“三位一体”的译学体系[7],张柏然和韩洪江阐发了译学词典的特征与释义原则,曾东京从词典学的角度讨论了译学词典及其研究存在的10大问题[8],郑元会和孙迎春提出了释文的“信息素”概念[9],赵巍提出了译学词典原型理论及涵盖主要和次要两个层次标准的评价系统等[10]。

根据以上两个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我国译学词典的研究已基本上脱离单一的研究层面,而正走向多层面多角度的系统整合研究,多部译学辞典专著的出现也昭示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正一步步走向成熟。

3.呈现跨学科性的多元化研究趋势

跨学科性是当代国际国内的学术研究表现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其中对翻译学而言,方梦之曾作出总结：“翻译研究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的脉搏随着相邻学科的发展而跳动。相邻学科凡有新发展,其原理或方法往往会引进到翻译研究中来。”[11]前言作为翻译学研究的一部分,译学词典的研究也应该积极向临近学科借鉴理论成果推动自身的发展。令人欣喜的是,当下的译学词典研究正逐渐呈现出跨学科性的多元化研究趋势。

首先,译学词典具有翻译学和词典学的双重性质,因而译学词典研究首先要立足于这两方面,不断汲取理论知识,指导译学词典的编纂实践。如在译学词典分类方面,孙迎春教授借鉴词典学理论,将其分综合型和单科型两类,单科型又分为理论型、实践型、语言型和事物型四种;同时又运用翻译学知识将它们细化为特定国家译学大词典、西方传统译论词典、译学名人词典等25种[4]。曾东京教授融通翻译学和词典学知识,把译学词典原则概括为翻译学原则和词典学原则两大类[8],前者涵盖收词范围、术语标准化和释义方法三个方面,后者包括总体结构完整、宏观结构严密、微观结构细致、查检系统便捷多样和突出“六性”等方面。

其次,从语言学学科中汲取养分。如今,翻译学虽大有从语言学学科的羽翼下摆脱之势,但其部分理论知识还源于语言学,因而从事翻译学研究就不能不谈语言学。当然,译学词典的编纂及其理论研究亦如此。例如,最近范敏新出了一本名为《篇章语言学视角下的译学词典研究》的译学词典理论专著,仅从书名就可推断出语言学学科对译学词典研究的重要借鉴意义。

再次,借鉴系统论科学知识。“系统理论对于译学词典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系统理论由系统思想发展而来,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科学,Ludvig von Bertalanffy和 Kenneth Boulding是该理论的两位主要奠基人……其基本思想是系统由部分构成,系统是分层次的,系统具有整体涌现性”[12]。黄希玲根据系统理论将译学词典内部系统分成三个子系统：译学学科知识体系、词典编纂工程体系、词典篇章体系,并阐发了其相互关系及其与其它主要相关系统的关系,同时还用系统论对译学词典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作了详细的阐发。孙迎春教授运用系统论知识勾勒出了一幅译学词典词条系统层次图,“全图构成一部意念中的大型译学词典的主要词条范畴系统,由四个层次组成,我们分别名之为核心、二层、三层、四层……各层有主有次,上领下随……四个层次亦可形象地称为魂、骨、肉、肤”[5]。如此以来,在系统论科学知识的观照下,译学辞典的研究就逐步得以科学化和系统化。

此外,还注重吸收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知识。黄希玲和孙迎春借用计算机科学的理论,提出“译学词典编纂三原则：系统原则,就近访问原则,面向对象原则”,“使译学词典编纂趋于量化管理,这对编纂出高质量的词典来说大有裨益”[13]。范敏则吸收社会心理学领域中致力于整合性目标的理论——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认为“译学词典的社会表征则可以看作是人们用以理解译学词典研究及其与外在世界的心智模式或图像,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译学词典的态度、观念和归因结构的新方式”[14]。

总之,跨学科的多元化研究已成为译学词典研究的新趋势,译界学者应结合译学词典研究本身具有的特点,广泛吸纳翻译学、词典学、语言学、系统论、计算机科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营养,积极推动译学词典研究乃至翻译学的健康发展。

三、对未来译学词典研究的展望

我国译学词典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必须承认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反思现状,放眼未来,笔者提出三点,供各位译学同仁思考。

其一,加大研究深度,注重微观层面的细化研究。在词典篇章中,条目是微观结构,微观结构的集合是词典的正文,是词典的核心,是衡量一部词典质量好坏的关键标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译学词典宏观架构的研究和词典的整体评价,对词目和释文的研究虽也有过,但终究不系统。一部词典的释义原则规定了其词目释文的写作方法,而词目释文的写作方法由该词典的类型和规模而定,因而特定词典应有其特定的释义原则。如译学术语词典和翻译家词典的释义原则有无区别?大中型译学词典和小型译学词典的释义原则有无区别?各自的释文应须具备哪些方面的内容?是否释文的内容越全面就代表释文质量越高?推而广之,其他特定类型译学词典的释义原则、释文内容应怎样确定?如果所有类型译学词典的释义原则被一一确定下来,对特定类型译学词典的编纂将具备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词目释文之外,我们还要研究索引、附录和参见等的编写标准。如一部译学词典中,是否参见出现得越多就越好?什么情况该有?什么情况不该有?是否所有类型、规模的词典都遵循同样的参见标准?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细化研究。此外,术语研究作为翻译学词典研究的重要部分,也日益引起译界学者的关注,因此译学术语的演变历史、界定取舍和编纂原则将成为翻译学词典研究的又一个焦点。

其二,拓宽研究范围,注重译学词典研究的跨学科性。如前所述,我国译学词典研究领域已呈现出跨学科性的多元化研究趋势,但研究的力度还远远不够,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狭窄,需要译界学者立足不同的视角,继续从其它学科和领域借鉴有用的理论来推动译学词典的研究。

其三,加强研究力度,注重理论研究对编纂实践的指导性。目前,译学词典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比起整个翻译学研究,实在是小之又小。究其原因,当属研究力量的薄弱。反观我国译学词典的编纂实践,现有词典的种类还很不完整,远远满足不了翻译学研究的需要。因而,我们呼吁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理论指导下,编纂出一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译学词典。

结束语

回顾我国译学词典研究走过的历程,笔者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研究特点将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译学词典研究的形成期;第二阶段,译学词典研究的发展期。在这两个阶段,尤其是在第二阶段,我国译学词典的编纂和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表现在已有多部综合型和专题型词典诞生,译界学者的译学词典意识逐渐增强,译学词典研究模式渐趋系统化、科学化等方面。相信在广大译界同仁的精诚协作下,我国译学词典研究必将取得长足的进步。

[1] 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J].山东外语教学,2002(3)：1-5.

[2] 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的描写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9)：51-55.

[3] 孙迎春.论综合性译学词典的编纂[J].山东外语教学,2001(1)：39-42.

[4] 孙迎春.译学词典类型初议[J].中国翻译,2003(5)：67-70.

[5] 孙迎春.译学词典中条目的内在系统[J].上海翻译, 2005(S1)：2-5.

[6] 孙迎春.译学词典：编者主体性[J].外国语言文学, 2007(1)：47-52.

[7] 方梦之.译学的“一体三环”——从编纂《译学辞典》谈译学体系[J].上海翻译,2006(1)：1-6.

[8] 曾东京.也论翻译学词典[J].中国翻译,2005(4)：61-65.

[9] 郑元会,孙迎春.译学词典：词条右项信息素[J].中国翻译,2005(5)：56-60.

[10] 赵巍.国内译学词典的发展研究[J].上海翻译, 2005(S1)：12-15.

[11] 方梦之.译学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前言.

[12] 黄希玲.基于系统理论的译学词典理论建构[J].辞书研究,2007(3)：92-97.

[13] 黄希玲,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的研编[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1)：55-59.

[14] 范敏.译学词典的话语建构[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1)：88-92.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y Studies in China: Reviewand Prospects

LIN Zhi-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China)

I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at the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Based on the compiling history of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the present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ystematic summary of tranlatological dictionary studies in China,mainly from three aspects：1.scholars’consciousness of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 being gradually strengthened;2.the evaluation-oriented and practical study having been replaced by th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one; 3.a trend of diversifi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ppearing.Finally,the paper looks into the future of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y studies in aspects of depth,scope and thoroughness of the studies.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translation studies;review;prospects

H316

A

1009-105X(2010)01-0141-04

2010-01-05

蔺志渊(1980-),男,硕士,河南理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