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友

对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评析

卢德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波普尔对各种历史决定论所做的批评,有着先在性的方法论因由。在波普尔看似严谨的论证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可被“证伪”之处。深入到波普尔论证的方法与过程之中,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及其导致的反历史决定论观点,进而重申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性,是每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历史决定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

波普尔在其代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与《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主要从改造社会的方法论角度来批评历史决定论者。具体讲,他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异同出发,一概否认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性。针对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评,国内学者试图从多方面进行反驳。综观这些反驳的努力,大多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波普尔的同时,正面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然而,对于重视实证与推理的波普尔来说,这样的外围打击不是致命的,重要的是深入其方法论内部,从根本上动摇其反历史决定论的存在依据。

一、方法之镜: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方法的渊薮

任何一位思想家的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波普尔之所以责难历史决定论进而倡导渐进的“社会工程”,从方法论上导源于自休谟以来的反决定论问题。

休谟认为,人的认识始终囿于感觉经验的范围之内,知识的对象是印象和观念,在论证观念之间的关系时休谟引出因果联系问题。在他看来,观念之间存在着相似联系、接近联系与因果联系三种方式,其中唯一能够推溯到我们感官之外,并将那些看不见、触不着的存在和对象传递给我们的就是因果关系。在新康德主义者那里,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主要研究社会历史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自然界里才存在一般的规定性,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一切都是特殊的、单一的,因而不存在任何规律性。文德尔班主张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规律,历史科学追求形态,前者是从特殊到一般,而后者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摹写,这种特殊事物本身就是在根源意义上说的,不能被自然科学的一般所包括。越出认识论的边界,当代自然科学在探索自然的研究中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方法,从而否定了以规律性承载的决定论。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非决定论主要是由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则支撑起来,它又给社会科学中的非决定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波普尔通过休谟而接触到归纳问题,他对休谟指出归纳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深有体认,由此他对于运用归纳来确证认识产生怀疑,尤其是在遭遇社会历史问题时便生发不可知的困惑。新康德主义对于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研究方法的界划,使波普尔自觉肯定了社会历史问题的特殊性,拒斥一般性。故他明确表示历史更重要的是对特殊事件感兴趣,甚至直言不可能有一般性的历史规律。同时,自然科学在蓬勃发展中所张扬出来的经验实证原则,更是促成了波普尔对此种认识方法的坚守。在波普尔看来,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这要由一个事实命题而非价值命题来做出判断。波普尔在肯定事实命题对于价值命题优先性的同时,也不否认价值命题的作用,他认为宗教、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命题,虽然不是科学陈述,但它们有自身丰富的意义和价值,有些可以成为科学猜想的源头。由此,一种经验证伪原则的感想在波普尔那里成型:任何科学理论,不管受过多么严格的检验,不管有过多么成功,都可以被推翻、被否证,即使像牛顿理论那样光辉的科学理论也不过是一种假说、推测。基于对“科学的方法”的叹服,波普尔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散发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气质,认为科学就是由尝试性的、假说性的、推测性的理论所组成。当波普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评判社会科学时,决定论的历史观就成为他的批判所指,因为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只承认因果必然性的客观性,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是一种完全、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各种历史决定论对此都是一种反拨。

依循此种方法论的进路,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按其创始人的表述是可检验的,因而具有科学性,但后来的马克尽主义者给予重新解释以避免它被事实否定,这样就破坏了这一理论的科学地位。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失误,更是让波普尔从实践上体悟了这一点。斯大林掌权后无视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长期推行一系列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和政策,而且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也被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作了教条化和庸俗化的理解,这些都使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一系列新的尖锐的矛盾。基于此,波普尔自然而然地将历史决定论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等“封闭社会”的基础相联系而加以反对。怀着“清算”历史决定论的初衷,波普尔后来对柏拉图、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等人的历史决定论因素展开了批评。

二、经验直观:对波普尔论证法的检视与批判

以上因素对波普尔形成反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基调具有先在性,波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也着实给人以一种崇尚缜密逻辑的印象,散发一定的吸引力。基于波普尔“任何理论都可以被证伪”的观点,现在我们来进入其理论内部,对波普尔反历史决定论赖以存在的命题进行验证。

波普尔是这样定义“历史决定论”的:“我说的‘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1]导论波普尔将历史决定论分为亲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在对这两种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过程中,关于规律和预测、整体主义、乌托邦工程与社会零星工程等是其理论的关键。

(一)关于规律和预测。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的核心观点是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能对未来做出预测,所以他首先否定了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规律性。在此,波普尔间接提出了自己的两个论点:(a)进化过程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 (b)即使在进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趋势、趋向或方向,那也是不能用未来的经验进行检验的。正因为这两点的存在,所以“根本不存在与物体运动相类似的社会运动,所以不可能有那种规律。”[1]91波普尔貌似可信的前提表达了这样的认识:社会进化过程是一连串不存在因果规律的现象的先后继起,这种继起只存在一种趋势,并不存在规律。

那么,我们就来逐一分析他的这两个论点。对于论点(a)所指涉进化过程的独一无二、不可重复性,我们信手拈来一个反例来对该论点进行“经验证伪”。譬如,社会运动虽不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具有可重复性,然而,在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与环境因素中,推动社会进步的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正是由于这一推动力的存在,历史的演进无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不适应——适应的过程,这是一个辩证的循环,更是一个在更高层次上的重复。当然,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仅仅看到纷繁杂芜的社会表现形式,自然迷失在社会进化的独一无二、不可重复性的表象之中。假如波普尔对此问题持辩证逻辑的思考而非形式逻辑的分析,自然能破除复杂社会现象对本质的遮蔽,窥视到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矛盾运动。

再来看论点(b),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我们注意到波普尔在批判了前一论点后,针对论点(b)并没有直接展开批判,而是转而讨论汤因比、孔德以及密尔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的观点,尤其集中分析各种语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差异性,批评了他们在社会科学中照搬自然科学方法的错误。接着,波普尔对规律和趋势做出界划,波普尔再次以孔德和密尔为代表,分析了他们的“共存规律”和“连续规律”,最终以连续性的运动不具有因果律而否定了规律,只承认趋势的存在。我们姑且不论汤因比、孔德抑或密尔等人是不是历史决定论的代表,单就波普尔的理论指向来说,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他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就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最纯粹的历史主义”,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十分贫乏的。”[2]同时,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著作的命名方式,也是借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之名指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贫困”。殊不知,波普尔这一讨论对象的悄悄转移,将关注点由整个历史决定论者转移到了孔德、汤因比等人身上,在无形中缩小讨论范围的同时,其选取的代表性人物及其理论难以令人信服。一方面,我们知道,孔德是社会实证主义的开创者,其理论风格是运用社会静力学来分析社会现象,即以经验事实和经验现象为基础,探索人类精神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一种机械地将自然科学照搬到社会科学中的方法,它较之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就算是针对孔德等人的批判,波普尔又掺杂了诸如“设想”、“大概”、“很难说”这样的前提条件,由模糊的前提出发要想得到精确的结论,这与他所崇尚的“科学的精神”存在自悖。至于规律和趋势,波普尔在此举出的反例,也恰恰否证了他自身。波普尔认为“风吹动一棵树,并且牛顿的苹果坠地”这一现象,“除了引力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解释风压的定律,树枝的摇动,苹果柄受到的张力,苹果因碰撞而摔伤,摔伤后经过化学过程引起的各种情况等。”[1]92-93仿佛事件只是由一个个动作组成,并不存在什么规律。其实不然,这恰好证明了运动规律的存在。恩格斯曾指出:“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3]波普尔不敢承认运动规律的存在,但却武断地将规律与趋势绝然区分而肯定后者。我们知道,趋势不一定代表规律,但规律一定是以趋势表现出来,社会科学的预测正是依据历史规律预测社会变化的未来趋势。由此,波普尔论证进路中隐藏的“秘密”,我们可以管见一斑。

(二)关于整体主义。波普认为:“整体主义是要加以抨击的历史决定论的最关键的论点之一。”[1]61波普尔将整体主义也分为两种类型:(a)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特别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联系的总和;(b)事物的有机结构。波普尔承认(b)意义上的整体主义可以加以科学的研究,但否认(a)意义上的整体主义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科学研究是要把握“社会实在本身的具体结构”,人们也不可能穷尽对世间万物的描述。同时,由于认识到自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差异性,波普尔进一步推演开来,认为若用整体主义来控制和改造社会,势必传达出一种极权主义的直觉。之所以要控制和改造社会,是因为历史决定论者害怕改变,因此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的最终结论里说道:“归根结底,害怕变化的人正是历史决定论者”[1]127。

我们来对波普尔之整体主义的批评进行方法上的“证伪”。其一,波普尔将整体主义发挥到了两个极端,即要么认为整体主义必须穷尽所考察对象的各方面因素从而导致完美主义(或乌托邦思想),要么认为整体主义将控制所考察对象各种因素从而走向极权主义,对后一种可能性的担心反映了他早年的情感阴影。在完美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大片空白地带,在波普尔那里存在着缺失。其二,波普尔认为(a)意义上的整体主义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点也不成立。他在此所谓的整体,是描述意义上或统计意义上的整体,这当然无法穷尽所考察的对象。我们说,要想了解一只麻雀的内部结构,不必将所有的麻雀都抓来加以解剖,只对一只麻雀进行研究即可,这是特殊与一般的辩证关系所使然。或许波普尔会再次反驳说,这是亲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者的惯常做法,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然而,这个反驳是苍白的,因为考察事物的主次矛盾同样可以对此加以研究。我们当然也强调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事件及整个社会的性质,但这决不是波普尔所认为的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抓住事件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从纷繁复杂的个体因素中抽象出反映整体特征的普遍性的东西,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过程。倘若事物的根本因素没有发生改变,任由多少实验也无济于事,否则傅立叶的“法郎吉”协作制度早就在哪怕是一小点范围中变为现实。其三,对社会的改造和控制被波普尔认定为“害怕改变”,这是对历史决定论的曲解,至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曲解。正是因为探寻到了社会规律(波普尔宁愿承认是绝对趋势),人们才积极地促进变革,这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的首创性与革命性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用“害怕改变”来加以评判的。当然,这种改变是尊重规律和历史条件之下的改变,不是仅仅为了实现或逃避规律的预测而进行的目的性介入,那是“俄狄浦斯效应”产生的根源。

(三)关于社会渐进工程与乌托邦工程。基于对整体主义的反对,波普尔必然要提倡社会渐进工程。他认为,社会工程师知道能从错误中学习,“他将一步步地走,仔细地把预想的结果同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警惕改革中难免出现的不利后果;他将避免进行复杂的和大规模的改革,因为他不能分辨这种改革的原因和结果,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1]53波普尔首先将整体主义的技术师和渐进技术师的观点做出区分,然后将整体主义方法和渐进方法的区别归结为在改革中是否抱有成见。渐进主义者主张一步步地走,这样可以把预想的结果与已取得的结果相比较;而整体主义者主张按照一个确定的计划或蓝图来改造“整个社会”,根本没有检验的可能性。因此,整体主义是一种非科学的、乌托邦式的方法,与真正的科学态度不相容。这样,波普尔一方面将整体主义和渐进工程相对立,另一方面又将整体主义等同于乌托邦。同时,他认为整体主义“尽管是雄心勃勃的和无情的,但在实践中总是笨拙地随意应用基本上属于渐进的方法”[1]54,整体主义根本没有方法。由此,波普尔主张用渐进的方法对社会实行改造。

批判历史决定论并不是波普尔的最终目的,他的理论目标是改造世界的方法问题。对于波普尔关于社会渐进工程的论证方法,我们有必要指出三点:第一,就算是渐进工程师在一步步进行试错的过程中,都不是绝对不抱成见而做到价值中立,他们也会受到各种主观因素所左右。我们姑且依循波普尔的前提,认为渐进工程师真的不抱成见,当他遇到问题时,则首先要做的就是对问题的描述,然而波普尔所说“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选择的”[1]62,对于描述的选择恰恰就是一个主观取舍,最终我们依旧看到其前提与结果的自反性。第二,按照波普尔所认为的那样,整体主义在实施过程中也是运用渐进方法,那么整体主义和渐进工程之间的区别何在呢?毫无疑问,只在于是否具有目标。整体主义是按照目标或“蓝图”进行的社会改造,而渐进工程的目标早已消失在一系列的检验之中,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如此看来,这种渐进工程师不知道要把我们带向何方。同时,他对目标的消解,倒是与伯恩斯坦那句“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而运动就是一切”的著名口号如出一辙。第三,就检验角度而言,作为波普尔重要批评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恰恰非常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检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来就重视研究问题、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也始终强调实践——认识——再实践这一认识的上升过程。

尽管波普尔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做了很明确的区分,但他仍然无法避免把自己见长的科学哲学理论套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他尽管反对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做直接的类比,但在无意识中他终究还是熟练地将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与思维模式等运用到了社会科学中。

三、历史显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

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责难,主要针对的是方法。波普尔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它将导致对社会实践做出整体的和长远的计划安排,而这些计划安排急需证伪以求得确定性。在此,我们主要从实践性和辩证性两个方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性,以求正本清源。

第一,强调考察社会历史的实践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立足点。马克思说:“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从实践出发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本身及其历史的发展,并通过实践来验证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历史只不过是人的实践在时间空间系列中展开。人正是通过实践活动不仅把自己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成为自然的主人,而且创造了人类社会。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实践,把人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由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实践和创造活动所推动的过程。人们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完善自身的认识,这也是一种对于理论的科学检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与其它决定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第二,强调探寻社会规律的辩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具体展开。在社会历史规律上,马克思没有做出独断的判断,而是辩证地将统一性与多样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主体的选择性统一起来。

在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上,多样性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之中。我们在考察历史发展时,既要把握其中的统一性,又要看到其中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所用的独特方法就在于从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而生产关系最终又要归结到生产力的高度。在相互作用的多种社会要素中找出最根本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对社会历史发展统一性把握的关键所在。波普尔将这种统一性的把握视为整体主义,从而认为它不是抹杀了多样性导致极权主义,就是面面俱到而走向了乌托邦主义,这是不科学的。

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理论前提,是承认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因素又有生产关系因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等等。各种因素的相互交叉、制约,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隐含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之中。恩格斯曾经用著名的“合力论”概括过这个事实,“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5]波普尔在否认必然性存在的同时,又片面地夸大了偶然性,使自己迷失在了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之中。

在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主体的选择性的辩证统一上,人类社会是人们通过实践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都是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既定的时空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这种既定的前提条件和时空就构成了历史的决定性,它制约和规定着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6]这些既定的客观前提和条件包括生产力以及由它所决定社会环境、文明成果和文化传统。首先,人们必须从客观存在的既定的自然条件出发,在前人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活动。其次,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制约着人们的实践活动。人们的实践活动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特定的社会关系构成的一种特定社会环境也限制着人们的实践活动。这一切对特定的现时代的人们来说,是确定的历史的决定性,无法选择。第三,人们的创造选择活动受前人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及文化传统的制约和影响。不可否认,波普尔也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渐进的实践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但他视规律为单一的、线性的连续发展过程,从而导致了人的主体性选择的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其战友哈耶克有着相同的基调。

面对波普尔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发难,我们不仅仅是用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予以回击,还应从波普尔方法论本身中探寻其内在矛盾,以做出一种有力的内部批判。正如易杰雄教授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真正深入到波普尔历史非决定论的内部,对它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以正视听,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帮助人们重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成了每个信仰、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信仰、研究唯物主义观的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1] (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杜汝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 (英)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M].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45-14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M].人民出版社, 1972:454.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人民出版社, 1995:60.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M].人民出版社, 1995:697.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卷[M].人民出版社, 1965:361.

Methodology Analysis Relevant to K arl Popper’s Anti-historical Determinism

LU De-you

(School of Philosophy of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There are some methodological reasons for Karl Popper’s criticism of various forms of historical determinisms.Although Popper’s argument seems rigorous,there still exist many points that can be proved false.Any MarXistresearch is duty-bound to go deep into the KarlPopper’s dernonstration method and process,point out its defects and the consequent anti-historical determinism, and then reiterate MarXist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determinism.

historical determinism;holism;social engineering

book=2010,ebook=43

B561.6

A

1009-105X(2010)01-0001-05

2010-03-03

卢德友(1982-),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