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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见证中国亚运20年

2010-01-21李舒亚何晶

中国报道 2010年11期
关键词:广州北京体育

特约记者 李舒亚 本刊记者 何晶

广州亚运会无论办赛水平还是国民心态,都较之前成熟了许多。虽然这是广州2200年建城史上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活动。但是,这次是在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情和氛围中进行,比较理性。

他称得上是中国亚运20年的见证人。

他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了38年,见证了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亲历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先后两次申奥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如今,他又是唯一一位入驻广州亚组委的国家体育总局官员和专家。

他就是前国家体育总局国际司副司长、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广州亚运会竞赛部特聘专家张清。正是由于这样特殊而完整的经历,如今谈起他所经历的在中国举办的前后两届亚运会,格外清晰而生动。

1990年,“摸着石头过河”办亚运

20年前的北京亚运会时,张清45岁,正是年富力强。而彼时的北京亚运则正处于极为恶劣的国际大环境中,“当时举办亚运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亚运会认真地宣传一下中国,在一片丑化和妖魔化中国的氛围中,希望能够让世界特别是亚洲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张清谈起当年举办北京亚运会初衷时仍语重心长。

就在这样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北京亚运会的举办当然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也许现在都无法想象,“条件艰苦”是张清说得最多的描述。“当时给亚洲各国发邀请,让他们积极参加我们的运动会,最后除了一个国家没有来,其他的都来了。”当年37个代表团参会已是创下了亚运会纪录。

当时张清负责志愿者的管理工作,对当时物质上的匮乏感触颇深。那时,亚运村还是北京的远郊。张清回忆说,“当时亚运村交通不便,像体操项目比赛有时进行到晚上12点才完。这样一来,很多志愿者在村里没有住的地方,也没吃饭的地方,交通又没了,还不让打的。”最后,张清只好和各代表团驻地的楼长商议,每楼给志愿者留出一个房间,才算解决了这个问题。志愿者们吃饭也是大问题,在亚运村周边只有一个烤肉馆,村里没有工作人员的餐厅,也没有盒饭,只有每人每天15元补助,问题是“有钱也买不到饭”。因为志愿者经常比工作人员下班要晚,去了要么排不上队,要么排到也晚了。有时候就坐着车跑到城里吃了饭再跑回来,很影响工作。“这个问题,当时因为有难处,始终没有解决,所以志愿者吃了不少苦。”

“当时也不像现在,搞什么大活动都有成套的理论。”张清提起当年初办北京亚运会时完全是“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亚运会组织也不够规范,我们只有从1974年参加伊朗德黑兰亚运会和1986年汉城亚运会上去学习一些东西,但都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只能“一边摸索、一边总结、一边改进,大家互相补漏,最后完成不错”。在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北京亚运会最终圆满成功。

2010年,心态成熟办亚运

20年后,受广州亚组委的特别邀请,张清于2009年6月开始参与广州亚运会的筹备工作。经过了先后两次申奥以及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张清感到,广州亚运会无论办赛水平还是国民心态,都较之前成熟了许多。“虽然这是广州2200年建城史上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活动。但是,这次是在一个相对平和的心情和氛围中进行,比较理性。”

但是广州在筹备此届亚运会的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很多困难。张清说,举办广州亚运会是中国在首都北京之外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同时,近几年,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到今年的上海世博会,再到各种影响巨大的自然灾害,国内各种大事不断,这也对广州亚运会从舆论上造成了一种干扰。此外,今年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冬训是个关键点,国家体育总局的很多力量无法调配到广州来,所以,与1990年北京亚运会举国办赛不同,这届广州亚运会的组织基本上主要依靠广州自己的力量。

张清说,本届广州亚组委“组织很不容易”,在克服各种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大团圆”,共有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在竞赛项目的设置上,共设有42个大项、55个分项、476个小项,也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但是也不免会有一些小瑕疵,“场馆这项搞得有点不好。”张清说,“场馆建设其实从第一天,竞赛人员就要介入。因为它盖起来以后,好多领域定了以后,就没法改变了。特别很多功能房,看台上还好,看台下,休息室,仲裁房,领队房,没盖好,就惨了。现在就得临时改,改就要拆房,造成很大的损失。”

说起本届广州亚运会的特色,张清说,“从竞赛来讲,像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女排、跳水等这些中国的热门项目大家肯定爱看,但是像南亚的卡巴迪、东南亚的藤球、中国的龙舟等,也是亚洲特色的项目。而像在我国很有群众基础、就在我们身边的体育舞蹈,则更是首次正式进入亚运会。”

“广州毕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尽管这次亚运会困难不小,但广东人的特点是讲实惠,讲实际,很灵活,加上不乏财力,所以,总的来看,相信他们会克服各种困难,把这次亚运会办得漂漂亮亮,热热闹闹。最后肯定也会取得圆满成功。”

张清,1969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1972年开始在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工作。30多年来,作为翻译、领队和会议代表等出访过8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0年参与组织北京亚运会的工作。先后参加过5届亚运会和6届奥运会。曾亲身参与了在多个国际组织中恢复我国席位的工作,直接参与了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会间工作,促成了中国重返奥运的名古屋决议。1980年获国家体育荣誉奖章。

曾参与1993年中国在摩纳哥蒙特卡洛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工作,以北京奥申委副秘书长、外联部长的身份参加了北京第二次申办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工作。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后,参加了北京奥组委筹备组的工作。此后,曾以北京奥组委执行委员、委员,国际联络部部长、特聘专家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组织工作。

2009年6月,作为广州亚运会竞赛部特聘专家,开始参与广州亚运会的筹备工作。

北京亚运村位于当时的北京市北郊,占地1.5平方公里,是专为举办第11届亚运会而兴建的。图为当时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广州亚运城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是第16届亚洲运动会的一项大型工程项目。占地2.7372平方公里。图为广东亚运城综合体育馆

亚运之于中国

今天亚运之于中国的意义,或许早已被奥运会的激情盖过,颇有些“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意味。但是当年的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40年间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它凝聚了太多民族的力量,太多中国人对于祖国的挚爱,以及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强烈愿望。

因此在中国,在北京,它所蕴含的意义早已超过了体育所能涵盖的范围。当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甚至成为了一代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记忆。北京亚运会于中国的意义,带给中国人的激动,是如今的奥运会也无法比拟的。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有来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的6578人参加。共设置了27个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的比赛。当时代表团数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人数之多在亚运史上也是空前的。2010年广州第16届亚运会则将有超过万名运动员参与,也将创下历届亚运会之最。广州亚运会最大的亮点之一,还在于创历史地设置了14个具有浓郁亚洲特色的非奥运会项目。体育舞蹈、龙舟、轮滑、板球4个大项和棋类中的围棋、象棋2个分项是首次正式进入亚运会。被戏称是亚运史上“最胖”的一届亚运会。

1986年,北京中轴线北端。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亚运村等一批亚运工程破土动工。历时4 年、投资20 多亿元,这是北京继上世纪50 年代兴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以来的又一次大规模建设。当年邓小平在视察亚运会场馆时,十分诙谐地抒发了他的称许:“都说外国的月亮圆,我看中国的月亮也很圆嘛!”当年兴建的比赛场馆有的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仍肩负了重要的职责。

如今,在广州,一座气势恢宏的亚运城拔地而起,72座竞赛训练场馆遍布全市。广州市政府2008年开始实施、目前正在全面推进的亚运城市行动计划,总共包含76个专项计划、739个具体项目,包括设计建设和改造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治理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改造城市景观,建设文化、体育设施,营造整洁有序、优美的市容,改善社区人居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两届亚运,都在深刻地改变着城市面貌。不同的是,后者更多地打上了现代科技的烙印。

真空垃圾回收系统、综合管沟、三维虚拟现实仿真系统……一整套数字化智能技术,铸就了一座高科技的亚运城;而有“表情”的广州亚运馆、跨度最大的“海螺”南沙馆、“变身”自如的奥体游泳跳水馆……无不凝聚着智慧的结晶。

“亚运给予广州科技创新的机遇,而科技创新又赋予广州亚运新的光彩。希望广州借鉴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成功经验和成熟技术,向市民展示一场高水平、高科技含量的体育盛会,展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科技部部长万钢对广州亚运寄予厚望。

这背后的支撑是雄厚增长的国力——1990年的中国,刚刚在改革开放的路上迈开步子,国内外环境都不乐观。而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三大经济实体之一,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11.1%,已经走上了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转型之路。

如今,广州亚运不再为资金所困扰。广州明确地表明要向市场索取,利用体育营销平台发挥市场优势。“在不违背举办城市合同的基础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向市场多挣一分钱,就能少花市民一分钱。”很快,47家赞助商、超越30亿的投资,托举起了广州“办一届规模最大的亚运会”的壮志雄心。

20年中,人们的心态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张清比较起来,北京当年举办亚运会,中央亲自参与,而且也确实是国内第一次举办如此大型的活动,激动的心情不一样。而如今广州每年举办大型的广交会,老百姓与日常居住的外国人接触起来也很平和。“这说明广州人更成熟。是个大活动,值得庆祝,但是不会很过分。我想北京经过奥运会后,肯定也会比较平和地去看许多大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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