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玛雅

美国独特的文化政治与美国人的中国观

文/玛雅

美国梦、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美国模式……是人们熟悉的字眼。美国对内强调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对外则穷兵黩武、实行霸权；对中国今天巧言令色，声称“战略伙伴”，明天又挥舞拳头，大叫“中国威胁”，也让人们看到它的多面性。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美国，一个“美丽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以为，认识美国，首先要了解美国的独特性（the uniqu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及由此而生的文化政治。

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

美国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是一个具有种族多样性（ethnic diversity）的移民国家。除了本土的印第安人，所有的美国人都来自世界其他国家——欧洲国家、非洲国家、亚洲国家、拉美国家。这么多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信仰什么？有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答案就在美国的独特性。

美国的种族多样性是从十七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从十七世纪到1776年宣布独立，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北方，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英格兰的殖民者。这些英国殖民者有什么基本特征？他们是一群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于是，WASP的传统和价值观就成了统治新大陆的主流文化。

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包含六个或者说是三对理念：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机会均等（equalityofopportunity）和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而要得到个人自由、公平的机会和财富，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自我依靠（self-reliance）、竞争（competition）和努力工作（hard work）。

这相互关联的三对理念，就是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

第一对价值理念：个人自由和自我依靠

美国的立国者认为，政府是自由的天敌。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是必要的罪恶，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令人不能容忍。于是，他们在1789年制定美国宪法时就规定，总统和国会由民选产生，采用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他们认为，必须实行分权制衡，否则，三权中的任何一个权力过大，都会危及个人自由。由此而言，美国宪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限制政府不干坏事，而不是促进政府干好事。宪法还规定，实行政教分离，不设立国家教会，并且禁止贵族头衔，以防止出现贵族统治的等级社会。

这样一个政府和教会的权力受到限制、没有贵族统治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它所强调的是“个人”（individual）。所以，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和“个人自由”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个人自由成为美国人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也是最神圣的字眼。

对于美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每个人凭着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政府、教会、统治阶级及其他任何权力机构的干预。而一个人想要得到自由，他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自我依靠。“Individuals must learn to rely on themselves or risk losing freedom（人必须学会依靠自己否则有失去自由的危险）”。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法国学者、比较历史社会学之父托克维尔这样描述美国人的自立精神：“他们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他们不期待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养成了一种习惯，总是视自己独自一人站在那里，他们习惯于这样想：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对价值理念：机会均等和参与竞争

二百多年来，数以百万计移民的成功，使得美国人对机会均等的理念深信不疑。但是对美国人来说，机会均等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或者应该平等，而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去争取成功。美国人把人生看做一场竞赛，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机会去参与竞赛，参与竞赛并且获得成功是每一个美国人的职责（duty）。这种竞争是激烈的，也是残酷的。通过竞争取得成功的人是赢家（winner）；反之，不成功的人是输家（loser）。

这种竞争的压力伴随美国人的一生，从孩童时代到年老退休。美国孩子从小学着自食其力，通过帮父母做家务或是外出打工挣零花钱。社区里，经常有小学生挎着篮子，挨家挨户推销巧克力、饼干一类小食品；还有一些在自家门口摆个小摊，弄些白水、饮料、冰块儿，卖给过往的行人喝。稍大些的孩子很多在快餐店打工；娱乐表演和体育赛事上，总有些十几岁的孩子在看台上奔波，卖冰棍、饮料、热狗等。很多中学生上门给人家的院子割草，有些个头还没有割草机高；还有的成群结帮在路边给人擦洗汽车，女孩子举着牌子招揽生意，男孩儿赤膊上阵干力气活……美国孩子从他们父辈的言传身教中深深懂得，自由是需要代价的，那就是自立。一个人只有自立，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如果过多地依靠家庭、政府和社会，就会失去自由，并且失去同龄人的尊重。

第三对价值理念：物质财富和努力工作

美国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并驾齐驱的社会，充满自由，充满机会，充满财富。在美国，一个人苦干几年，小有积蓄，开个小作坊，第一年雇一个工，第二年雇五个工，三年五载就成了一个小工厂，十年可能就是一个大企业。从打工仔到资本家，从赤贫到巨富，从无名小人物到成功大人物，这就是美国梦，一个可望而可及的梦。2003年阿诺·施瓦辛格当选加州州长发表获胜感言时就说：“Can you believe that?Only in America（你能相信吗？只有在美国）。我一无所有来到这里，加利福尼亚给了我一切。而今天，加利福尼亚给了我最大的礼物，你们投我票，给了我你们的信任。”

由于美国不是一个贵族特权的等级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拥有就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和社会地位高下的标准。物质财富因此成了美国人一个基本的价值理念。而得到物质财富的条件是，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

以上六个价值理念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深入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美国的爱国主义与民族宗教

美国是西方世界入教人口比例最高、教徒做礼拜最勤的国家，有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个主要基督教派。天主教视教皇和神父为教徒的精神之父，代表上帝指点迷津。新教秉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独自直面上帝。两大教派中，新教占有绝对优势，奥巴马之前的43位美国总统，除肯尼迪一人是天主教徒外，其余全都是WASP。自1776年建国，WASP就支配着美国的政治权力。美国权势集团、主流社会以及主流社会核心价值观，都是由WASP主导。奥巴马当选总统打破了WASP樊篱，但他也是一名新教徒。

新教在美国大行其道，因为它是美国价值理念——自我依靠和物质财富——赖以形成的强大精神力量。新教的一个最重要理念是自我完善（selfimprovement），物质上的成功又是美国人广为推崇的自我完善的形式。二十世纪初，美国新教教长拉塞尔·康威尔呼吁人们：“你们应该致富……这是你们的天职。”康威尔认为，任何人在美国都有机会变贫穷为富有，只要他肯抓住机会。

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与他们的国家认同也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很多教堂里都有一个稀奇的景观：牧师传教的讲台旁插着一面国旗。我一开始十分纳闷这是为什么，后来发现，爱国主义在美国近乎于宗教。

美国虽然没有国家教会，但美国人把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创立了所谓的“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这种民族宗教成为美国价值观的支柱，充当早年欧洲国家教会的角色。

大大小小的仪式和聚会，特别是体育盛会，是美国民族宗教的载体。比如在一场球赛开始前，全场数以万计的观众起身站立，聆听神职人员祈祷，然后齐声高唱国歌。国歌以及其他爱国歌曲，是美国民族宗教的另一重要载体。《上帝祝福美利坚》、《美丽的美国》等歌曲脍炙人口，在各种仪式、庆典、公众聚会，甚至新教徒的礼拜上广为唱颂。这些歌曲有着一个共同的表达：美国及其价值观为上帝所祝福。

美国是一个重仪式、多仪式的国家，有人用“没有仪式就没有美国”来形容其仪式之多。美国一年有10个联邦法定节日，每逢这些节日，美国从官方到民间，都会举行各种仪式和庆典。这些节日有的是宗教性的，有的是政治性的，大多与美国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有关。比如总统日（也称华盛顿诞辰纪念日）被定为2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因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生于1732年2月22日，另一位伟大总统林肯生于1809年2月12日。美国人纪念华盛顿诞辰，以期牢记赢得国家独立的美国革命；纪念林肯诞辰，为了不忘维护国家统一的南北战争。

在日常生活中，美国人的仪式也很多，最经典的莫过于中小学生的效忠宣誓。大多数公立学校以及诸多私立学校，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每天作为一天的开始，都要向国旗致敬，并宣读《效忠誓词》（Pledge ofAllegiance）。甚至在学前班，四五岁的小童也像大人一样，站在课桌旁，将右手放在胸口，由小班长领着背诵效忠誓词：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上帝之下的国家，统一而不可分割，自由和正义属于所有人（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one nation under God，indivisible，with libertyand justice for all）。不夸张地说，美国人上至总统，下至草民，全都是背诵效忠誓词长大的。效忠誓词伴随着美国人成长的脚步，成为他们终生不忘的坚定信条。

虽然号称世俗化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美国的仪式经常与宗教有关，就连政治仪式也不乏宗教色彩。四年一次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当新任总统面对大法官宣誓时，一定要将手放在《圣经》上。而在总统的就职演说以及后来的每一次重要公开讲话中，如果不说“God bless America”（上帝保佑美国），那对于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天理不容。

有人说，正是因为重仪式、多仪式，美国人才培养了美利坚民族特有的精神传统，即美国精神（American spirit）。从平时到节日、从民间到官方的各种仪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唤起美国人的历史记忆，在精神上将他们凝聚在一起，是强化美国社会内部认同和统一的粘合剂。

美国人的国家认同还表现在喜欢挂国旗。国会山上、住家门口、商店前、校园里，那面红、白、蓝三色相间的星条旗随处可见（美国国旗上的13道红、白横条代表建国初期的13个州，50颗星代表现在的50个州）。有些欧洲人为此嘲笑美国人幼稚肤浅，说他们表达民族精神的方式太直白，是缺乏深厚文化底蕴的表现。其实，美国人挂国旗的意义远不止是民族性的体现，那是一种无声的，也是无所不在的爱国主义教育。虽然没有口舌生烟的说教和灌输，美国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其实比谁的都到位。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渗透、一种寓教于乐的感染。他们的“革命”传统教育是以音乐来感召，以卡通故事来启迪，以好莱坞大片来煽情。

有人说，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灌输的，不是自发的；也有人说，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潜移默化、水银泄地的。不管是灌输的，还是潜移默化的，都说明美国是一个极其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西方有学者指出，“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国中，是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美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一个强大意识形态教条的所有特质：使命意识、历史必然性和布道狂热”。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是正负两方面的。一方面，民族宗教强化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并且赋予他们坚定的民族自信心。民族宗教之所以被广泛推崇，是因为它表达了一个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信念。那就是，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利坚民族被上帝关爱和佑护。

但是另一方面，民族宗教不可避免地具有负面效应。当走向极端时，它形成一种氛围，使得违背社会主流思潮的观点和行为不被容忍和接受，因而损害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人将反对越战的人视为“非美国”（un-American），指责他们不爱国甚至对祖国不忠。“9·11”后，“非美国”的字眼再度出现，反对攻打阿富汗的人，包括一些国会议员，也被冠以这一“罪名”。“America，love it or leave it”（美国，热爱它或离开它）是这种极端爱国主义的突出表达。

民族宗教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它使得很多美国人忘乎所以，狂妄地认为美国是世界的风范，甚至世界本身。有一次，我问一位美国老友，为什么美国人把自己的棒球决赛称作世界系列（World Series）？她口气讥讽地说，“Because Americans think America is the world（因为美国人认为美国就是世界）。”

这种狂妄自大，加之传教士心态（missionary complex）——希望别国接受美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小布什时期更加膨胀，使美国在思想与外交政策层面越来越具有十字军东征式的圣战特征。

一位在美国执教多年的政治学教授这样评价美国：“对绝大多数美国境外的人来说，美国梦美好的一面恐怕永远是梦而非现实。人们所直接感受的现实的美国，往往是美国的强权外交、大棒政策、穷兵黩武、独来独往。诸如此类的损人有时也不利己的行为，往往令人震惊、失望或恐惧。‘美帝国主义’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爱听好话，讳疾忌医，恐怕是世界所有民族的通性。但像美国这样自我感觉良好、永远正确的国家，也许绝无仅有。作为上帝的‘选民’，美国人对世间的一切事务有某种近乎宗教的‘使命感’，的确是有别于他人的独到之处。”

美国人的这种使命感、爱国心和民族性，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得尤为强烈。当一起国际争端发生，危及到美国利益时，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便同仇敌忾团结在总统的旗帜下（rally around flag）。这一点从美国民众对1991年海湾战争96%的支持率可见一斑。后来的阿富汗战争支持率94%、伊拉克战争70%。今年8月，福克斯新闻网就“美国打击伊朗是否合理”进行民调，调查结果显示，9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必须付诸一切努力保护自己以及盟国免受伊朗攻击，所以支持美国开启第三战场，即伊朗战争。

为什么美国人对发动侵略战争如此同仇敌忾？难道他们不知道，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毫无自由民主之说，是名符其实的霸权主义？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了威胁。

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呢？就是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说的三大利益：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美国价值观的传播。其中第一位是国家安全，第二位是经济利益，这两个是眼前的现实利益，价值观传播则是崇高理想，长远追求。

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围绕这三大利益展开的，当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与价值追求发生冲突时，美国人便置后者于不顾。有人开玩笑说，世界上有两种民主，一种是美国人喜欢的，一种是美国人不喜欢的；世界上有两种独裁政权，一种是美国人喜欢的，一种是美国人不喜欢的。所以，不是他国政权性质的问题，而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民主政权，美国会想办法把它推翻；符合美国利益的独裁政权，美国会想办法支持。纵观历史，有三个地方的政权美国是一定要插手的。第一是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大量的五六十年代的事件都发生在这里。罗斯福当年就曾这样评说中美洲那些独裁者，“I know they are son of bitch,but they are our son of bitch（我知道他们是些婊子养的，可他们是我们的婊子养的）。”第二是战略争夺的重点地区，和潜在的敌手包括俄罗斯、中国争夺，比如2003年针对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是很小的国家，但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格鲁吉亚玫瑰革命成功后，被美国及西方树为独联体国家的“民主样板”，成为“颜色革命”的第一波。第三是有石油的地方。美国这几年针对的国家，伊拉克、委内瑞拉、格鲁吉亚等，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从2002年开始，美国就想搞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查韦斯是民选的总统。伊拉克有石油，而且在中东举足轻重，萨达姆和美国作对，美国当然要推翻他。

有一件事从中可见美国的“见利忘义”。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国不同意。美国与法国原本是民主世界的盟友，美国独立战争中还有法国人流的血，但是一旦发生这种分歧，有些美国人就表现出疯狂的反法情绪——把法国酒泼到下水道里，甚至将French fries（法式炸薯条）改称freedom fries（自由炸薯条）。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民主代言人的美国国会，也加入了这种闹剧。国会餐厅的菜牌上，法式炸薯条也被易名为自由炸薯条，“堂而皇之”地成了“自由的象征”。有美国人开玩笑说，干脆“法式接吻”也改成“自由接吻”得了！甚至在竞选中说某人长得像法国人，居然也成为攻击、中伤对手的借口。这些都是极端意识形态化造成的丑恶现象。

美国人的中国观

这样一个极其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如何看中国？美国最权威的中国近代史学家费正清分析指出，美国人在十九世纪中叶初到中国时，对中国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本国独立战争的历史，美国人一方面痛斥英国人侵华的罪恶，但另一方面却采取“利益均沾”政策，分享其他列强的一切特权和机会。在政治上，美国人坚决反对殖民主义。但是，通过要求最惠国待遇，美国人迅速享受到所有半殖民社会的治外法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就连偷渡客这种最没地位的美国人，一旦在上海登陆，也被给予上等人的地位，同中国绅士一样，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不受地方警察的管治。

“这些平凡普通的美国人，”费正清描述，“起初为乘坐人力车而感到不自在，很快便习惯了这种优越待遇，发现东方生活以及它廉价的人工服务是如此享受。甚至连最讲平等的美国传教士，也不得不去适应等级分明的中国社会现实。”这种反差，导致美国人言论和行动的矛盾。美国人并不否认中国人享有民族自决权和个人自由，但从未采取行动使这些理念变为现实。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推崇的价值理念植根于美国文化，而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当时中国的等级社会，以及世界等级体系中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距。这种矛盾的结果是政策的错乱，美国出于道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拒绝承认满洲国，但同时却向日本出售武器。

美国人话语和行动之间的沟壑，反映出中美之间难以逾越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使得那些主张改革的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幻灭印象。在中国，农家出身的美国传教士发现，十九世纪的中国在衰败，陷入贫穷、污秽、疾病、腐败、贼赃和混乱，而不少中国人没有去改变这种现状。尤其令他们不解的是，他们基督式的忍耐和宽容屡屡遭到中国贵族的抵制和民众的冷漠。而在美国，中国人抽大烟、卖淫、裹小脚的照片随处可见，中国劳工在美国反华风潮中被屠杀。1882年，美国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对一个种族实行排外的法案《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当时在美国的华人不过10万余，他们勤劳、善良、坚忍、智慧。华人受到排斥有政治、劳工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为不可思议的是文化原因——他们不同于白人社会的特征和习俗。1876年旧金山市政府发言人在国会听证时这样评价中国人：“他们永远不能与我们同化。他们是一群永远不变的外国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同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他们是不信神的共党”。刚到美国时我听人说，美国基督徒教育他们的后代，要以博大的胸襟关爱世人，但是不要帮助Communists（共产者）。我不理解，问学校一位历史教授，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如此敌视中国？他说，“你听说过godless Communists（不信神的共党）这句话吗？”并且从兜里掏出几枚硬币：“你再看看这些。”硬币上铸刻着“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美元所有的硬币和纸币上都有这句话，据说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现在你明白了吧？”教授说。

1949年以来的大多数时期，美国民意对中国充满敌意。民调显示，1954年，只有7%的美国人支持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而到1970年已有51%。1967年，当被问到中国和苏联哪一个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1971年，认为最大威胁是中国的仍有50%，认为是苏联的30%。

这种负面立场是美国现实主义传统和历史事件的结果。美国资深传媒人詹姆斯·法洛斯指出：“历史地看，美国人的中国观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不是神化便是鬼化（romance and demonization）。中国人是我们的挚友以及可能的道友和客户！不，他们是不信神的共党（The Chinese are our soulmates and potential converts and customers!No，they are godless Communists）！”概括地说，美国人负面的中国观基于三个主要原因：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敌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对台湾的支持。

新中国诞生之初，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分析中苏关系时推论，中国和苏联尽管意识形态相同，最终必将分道扬镳。他认为，美国只有放弃蒋介石，承认中共政权，才能有效利用中苏矛盾，对苏联加以遏制。杜鲁门政府明确表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不再支持蒋介石。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警觉地意识到，斯大林支持的朝鲜一旦胜利，将导致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倾向苏联。美国如不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助长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野心。美国随即调整了遏制政策，将遏制苏联的目标扩大为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

1972年春天，地缘政治将意识形态“边缘化”，改写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为了制衡苏联，同时缓解越战的压力，尼克松政府对北京实行“缓和”政策。接下来的20年，中美关系得到相对积极的发展，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热情逐渐升温。民调显示，到198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超过了对苏联。然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再次改写了中美关系史，中国的人权问题成为美国第一热点话题。从此，人权问题长期地提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程。

美国人敌视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台湾。直到1971年，美国不承认北京政府，坚决反对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到1979年建交之前，大多数美国民众坚持，美国应该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超过六成的人支持台湾独立。在战略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始终在以出售武器的方式向台湾表示某种承诺。从老布什政府开始，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美国的对台军售不断升级。台湾是美国在东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此，美国的战略家们心照不宣。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再度喧嚣。2005年4月一项民调显示，3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很快会支配世界”。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从“虚弱中国范式”变为“强大中国范式”。前者视中国为虚弱的发展中国家，后者视中国为正在崛起的大国。

未来，美国人会如何看待中国？如果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变，却一步步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怎么看？怎么做？

一种回答是：只要中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非西方化民主制国家，美国人就会感到不安。“一个强大的非民主制中国将会干什么？”美国人表示质疑。他们将中国与“二战”时的德国和冷战时的苏联相提并论。可以做某种逻辑推断：只有一个西方化民主制的中国才能够消除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至少是在未来中国与美国或与其他西方国家发生利益争端时，避免美国联合西方各国以道义的名义排斥和制裁中国。

然而，这种逻辑推演似乎是一厢情愿的。美国对外政策由现实主义（realism）主导，一个强大的中国，不论是什么政体，美国人都会心存疑虑。在美国人乃至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个异类，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政治制度是不同的；第二，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竞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要想方设法限制中国发展。第三是宗教意识，13亿人的大国，不在基督教的脉络里。第四，种族，中国人不是WASP。

中美之间，过去是合作多于冲突，未来仍将是合作多于冲突。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将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提上新阶，表示：“美中关系将造就二十一世纪，从而使美中关系列入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西方媒体解读，这表明二十一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越来越相互依赖——中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美国需要中国继续为它的赤字买单；美国是中国廉价商品最重要的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全球最大消费国。而在此前，美国同其西方盟友的关系远比同中国重要得多。奥巴马还表示：“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是国际社会力量的源泉。”

尽管华盛顿声称，美国对中国日益崛起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表示欢迎，然而，问题是，在美国人内心，究竟中国崛起到多大程度，美国能够容忍？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抗衡，美国人却已经在担心，中国的高速发展，很快将会强大得难以对付。对美国来说，与中国的合作，只能限定在帮助美国应对当前挑战和维护它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范围之内。一旦超限，中国将被视为“不负责”或“秩序破坏者”，美国遏制中国还会冷风劲吹。事实上，美国对中国崛起从未放松警惕。在去年9月发布的《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报告中，美国延续了对“中国威胁”的一贯指控，将中国视为伊朗、朝鲜和俄罗斯之外，可能对其构成挑战的国家。就在奥巴马去年11月访问中国的同时，CNN民调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视中国为威胁——7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经济威胁；51%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

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主权国家仍然是最基本的政治单位。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要维护自己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利益靠的是什么？是实力（power）。所以，即使是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和实力仍然是国际政治的根本。而且在美国眼里，中国是唯一可能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如果没有所谓“邪恶国家”与之对抗，牵扯它的精力，美国势必加大对中国的惩治力度。现在美国重新重视东亚的地缘，联合日、韩对付中国。近期发生的美韩联合军演、中日钓鱼岛争端、希拉里公开表示南海问题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等等，都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针对中国强大的地区大国地位。美国不但拉着印度对付中国，还想拉东盟对付中国。这些都表明，美国其实是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的崛起，将遏制中国作为它在亚洲的战略重点。

美国担心和防范中国崛起不无原因。一方面，美国迫切地维护它一强独大的地位，任何迹象，哪怕是中国微小的正在缩小同美国在实力上的差距，美国人都不情愿看到。另一方面，中国具有极强的独立自主性，美国很难指望中国真正成为它在国际领域中靠得住的支持者。由此可以推断，不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怎样改革，不论中国崛起的速度是快是慢，中美关系的未来都将充满利益博弈。正如美国学者南希·塔可也尔所言：“中美关系是一段多事的历史，也将有一个多事的未来。”

玛雅：《凤凰周刊》副主编、美国政治学博士。著有《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当代中国思想界国是访谈录》（海外版），主编《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在美国出版英文论著《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Democratic Transition，Routledge，New York，2003）。近期推出新著《亲历美利坚——家庭写真、社会绘本、政治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