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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喜美成”到“词中少陵”

2009-11-19江新献邓文慧

新西部下半月 2009年10期
关键词:人间词话王国维

江新献 邓文慧

【摘 要】 纵观王国维对清真词(周邦彦,字美成,北宋词人,著《清真居士集》)的整个评价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前后态度由贬抑到褒扬的转变。诚然,日益加深的对周邦彦及其词的理解是王国维态度前后转变的主要原因。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其在评价清真词时所表露的某些偏激倾向。由年青自是性格导致的评价偏激倾向,不仅影响他的词学批评,而且同样表现在其他的学术批评中,影响着评价的公允性。

【关键词】 王国维;《人间词话》;周邦彦;清真词

读《人间词话》及删稿和附录不难发现,王国维在对清真词作评价时,前后态度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贬抑到褒扬。

王国维在读《词辨》时曾眉间批语: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转引自《人间词话•附录》,第260页)

1906年,王国维出版了《人间词甲稿》,并托名山阴樊志厚为之序(实为自己所写):

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转引自《人间词话•附录》,第255页)

在《人间词话》及删稿中,亦有7处谈及清真词,现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惠风词话•人间词话》编排顺序,罗列如下: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人间词话》,第205页)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同上,第206页)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同上,第206页)

美成《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同上,第207页)

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同上,第214页)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人间词话•删稿》,第227页)

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人间词话•删稿》,第240页)

1910年12月,王国维撰《清真先生遗事》一卷,其对清真词评价道:

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惟张叔夏(炎)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转引自《人间词话•附录》,第250—251页)

先生之词,陈直斋谓其多用唐人诗句檃栝入律,浑然天成。张玉田谓其善于融化诗句,然此不过一端。不如强焕云:“摹写物态,曲尽其妙。”为知言也。(同上,第251页)

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配。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同上,第252页)

楼忠简谓先生妙解音律,惟王晦叔《碧鸡漫志》谓:“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则集中新曲,非尽自度。然顾曲名堂,不能自已,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惟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固可知也。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宜;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同上,第253页)

纵观以上王国维对清真词的评价,不难发现一种趋势:由最初的直言不爱→在《人间词甲稿•序》中“于北宋喜美成”→在《人间词话》及删稿中褒贬互见,比较中肯→在《清真先生遗事》中竟将他比作诗中“集大成”的杜甫,认为“两宋之间,一人而已”,似乎又誉之过甚。

毋庸置疑,日益加深的对周邦彦及其词的理解是王国维态度前后转变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其在评价清真词时出现的某些偏激倾向,我们也不应忽视。这种由自是导致的评价的某些偏激倾向,同时也表现在其对自己词作的评价中:

及读君之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讬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此。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光绪丙午三月,山阴樊志厚叙。(《人间词甲稿•序》,转引自《人间词话•附录》,第255—256页)

无独有偶。这种自是不仅影响他的词学批评,而且同样表现在其他的学术批评中。1894年,18岁的王国维写了一篇文章,逐条批驳俞樾的《群经平义》。其父王乃誉读后深感不安,认为此文“自尊太过”:

见静驳俞氏《群经平义》,太率直,既自是,又责备人,至论笔墨,若果有确见,宜含蓄谦退以书,否则,所言非是,徒自取妄;即是,亦自尊太过,必至招尤集忌,故(宜)痛戒此习。(陈鸿翔《王国维年谱》,第24页)

1906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批评辜鸿铭的文章,题为《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措辞颇为苛酷。他批评辜氏是在用西洋哲学解释《中庸》一文,对于古文愿意或增或减;又不阐述《中庸》的地位,不论述它与《论语》等书的相异之处,特别是没有一句话讲到作者的姓名,只说是孔氏书,其实是子思的作品;而辜氏读西洋书,多为文学,于西洋哲学则读得不多不深,要是读得多且深,恐怕就把《中庸》译成柏拉图语录或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了……如此等等。

20年后,王国维再读此文,写了一篇附记,来检讨自己青年时代的过失:

此文作于光绪丙午,曾登载于上海《教育世界》杂志。此志当日不行于世,故鲜知之者。越二十年乙丑夏日,检理旧箧,始得之。《雪衡》杂志编者请转载,因复鉴一过。此文对辜氏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氏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大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第18页)

从“条驳”俞氏《群经平义》和批评辜氏英译《中庸》这两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它体现出了王国维不畏权威、卓然不群的学风,这也是令梁启超等同时代学者钦敬不已的“学者人格”。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自是的性格又容易造成持论武断偏激,难致平允。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著.徐调孚、周振甫注.王幼安校.人间词话.[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 陈鸿翔.王国维年谱[M].齐鲁书社,1991.

[3]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

江新献(1984-),江西九江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2008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邓文慧(1986-),浙江苍南人,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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