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刘勰宗主儒学,非常鲜明地继承了《左传》“三不朽”的思想。他认为,立德应当处于绝对的、首当其冲的地位,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但是,纵观刘勰一生,其主要活动是立言,其主要贡献也在立言。而且,如果没有《文心雕龙》这部书的精心撰写,刘勰也没有机会从政。因此,在刘勰看来,立言不但有助于立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立言就是立功。

【关键词】 刘勰;立德;立功;立言

刘勰的生卒年代,难以确考。关于刘勰的身世,通过《梁书•刘勰传》简略的记载,可以看出其生平的大致轮廓。《梁书•刘勰传》曰:“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草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由此可见,刘勰自幼家境贫寒,是一个没落士族子弟。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刘勰宗主儒学,非常鲜明地继承了《左传》“三不朽”的思想。他极力主张“君子处世,树德建言”(《文心雕龙•序志》),作家创作要“计武功,述文德”(《文心雕龙•封禅》)。“树德”、“建言”、“武功”,实际上反映了儒家“三不朽”的世界观,这是促使他论文的动力。立德、立功和立言,三者各有所指,含义不同。立德着重于做人,立功要旨在军政,立言主要在为文。

《文心雕龙•序志》曰:“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抜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刘勰这段话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思想的流露,充分表明了他撰写《文心雕龙》的动力之所由来。刘勰认为,人有超出万物的智慧和灵性,但是人的形体像草木一样脆弱,人想要出类拔萃,生命远扬,只有依靠“树德”“建言”,即立德、立言,以求不朽。这不是好辩,而是不得已的做法。上面这段话,主要着眼于写作立言,但是仔细体会可以发现,刘勰是把立德置于立言之上,这跟传统的儒家思想完全是一致的。《文心雕龙•诸子》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这里,刘勰引用并改造了《左传》叔孙豹的话,仍然将“立德”置于“立言”之首。而且还从百姓、君子立身处世的角度进行论证,进一步阐明“立德”的重要性。刘勰强调“立德”不朽,这一目标赋予人生以真正意义和人格理想,具有高尚性。它有助于培养和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心和义务感,激发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促进人的自我完善,有利于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繁荣。《文心雕龙•宗经》曰:“励德树声,莫不师圣。”《文心雕龙•征圣》曰:“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刘勰认为,圣人是最完备之人,有着美好的文和德,所以,人们要进行道德修养,就应当向圣人学习。同时,刘勰还从反面论述道德的重要性。比如,《文心雕龙•明诗》曰:“太康败德,五子咸怨。”就是说,当社会道德风尚败坏时,文学会表现出愤慨和哀伤。当然,刘勰“立德”的思想还有多处表现,兹不一一赘述。

刘勰在一个相对比较贫寒的家庭环境里长大成人,所以,从政治上追求仕进,就很自然地成为他青年时代思想的主流。《文心雕龙•程器》曰:“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又曰:“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青年时代的刘勰可谓壮志凌云,渴望从政,立功心切。可是,在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社会里,像刘勰这样的“寒士”,要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是很困难的。为了谋求发展,“刘勰在青年时代进入定林寺依沙门僧佑,正是要借助和僧佑的关系,利用僧佑在当时的地位,以便结交上层名流、权贵,为自己仕进寻找出路。”[1]而直接促使其走上仕途的则是《文心雕龙》的撰结。清代刘毓崧《通谊堂文集•书文心雕龙后》一文认为,《文心雕龙》的写作当在南齐末年,大约在公元501至502年,这个说法是可信的。《梁书•刘勰传》曰:“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由于沈约的欣赏、美言,刘勰于梁武帝天监元年或二年(502-503),“起家奉朝请”,终于走上从政的道路。踏上仕途后,刘勰为官清廉,“政有清绩”,受到称赞。

从时间跨度看,刘勰做官长达二十年之久,权势、声名都很显赫,但是没有多少实权,只不过是皇帝、太子的文学侍从、门客。刘勰出仕后,先后两次去定林寺编撰佛经。当时,刘勰“文”名显赫,“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梁书•刘勰传》)。由此看来,即便是在做官期间,刘勰还是没有放弃立言活动。刘勰精心撰写的《文心雕龙》,是我国问世最早、最有系统、诗文兼论也最为全面的文学理论著作。鲁迅先生在《论诗题记》一文中曾说:“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2]鲁迅的评语是准确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杰出的立言之作,立言不朽的思想贯串于整部著作。《文心雕龙•诸子》曰:“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这里是说,诸子虽然已经故去,可是他们的著作却逾于金石而不朽。《文心雕龙•指瑕》曰:“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若能檃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文章应该力求精妙,使年代长久,而更加光辉。作者若能于一朝之内从事文章之修练,则虽千载之后,仍然光华,终无所愧也。《文心雕龙•诔碑》曰:“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又曰:“赞曰:写远追虚,诔碑以立。”诔就是累,它汇集、叙述死者生前的德行,从而加以表彰,以至永垂不朽。诔这种文体的性质和目的就是要通过立言的形式,使其叙写的对象永垂不朽,这样以来,诔文本身也就成为不朽之物、立言之作。《文心雕龙•才略》曰:“赞曰:才难然乎,性各异禀。一朝综文,千年凝锦。余采徘徊遗风籍甚。无曰纷杂,皎然可品。”一旦创造了文章,锦绣般的辞藻便会长久的保存、盛行,便可以立言不朽。

总之,在立德、立功和立言三者当中,刘勰认为,立德应当处于绝对的、首当其冲的地位,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但是,纵观刘勰一生,其主要活动是立言,其主要贡献也在立言。而且,如果没有《文心雕龙》这部书的精心撰写,刘勰也没有机会从政,所以说,立言不但可以不朽,而且可以成为立功的必经之路和敲门砖,是关系个人生前和身后的大事。《文心雕龙•事类》篇曰:“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不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此句意思是说,崔骃、班固、张衡、蔡邕四位作家,他们大量拾取经典、史传的成语、故事,散布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凭借书籍,立下功绩。所以,在刘勰看来,立言不但有助于立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立言就是立功。

【参考文献】

[1]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22.

[2] 鲁迅.鲁迅全集[C](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2.

【作者简介】

方科平(1974-)男,陕西长武人,讲师,硕士研究生学历,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