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　英

专版要目

■港大拒11名 高考状元的思考

■“分数崇拜”的根源在状元效应?

■小心“状元”崇拜走火入魔

■状元是功利社会的“消费品”

■对“状元”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们应从高考“状元”身上发现什么?

■32年来出的“状元”鲜见“状元”人才,应试教育是主因

(承英/辑)

港大拒收

11名 高考状元的思考

郁进东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在内地招收本科生的香港大学表示,学校并不单纯以内地考生高考分数作为招生指针,面试表现亦很关键。今年最后录取的250人中,11名各省市最高成绩的“状元”因面试成绩不理想被拒之门外。

港大拒收高考状元痛了谁?

首先,痛了各省市的状元们。在内地,高考状元是要被捧上天的。亲戚乡邻贺喜,学校政府嘉奖,报刊电视追访,各地名校抢录。甚至一些商人也打起了状元的主意,请他们做托儿,声称是吃了他们生产的什么液什么宝而成功的。可今年首次自行在内地招收本科生的香港大学竟然对11名状元说“不”,这实在让状元们,尤其是被拒的状元们郁闷之极。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没有说港大都怎么个面试法,但从文章所透露的“面试主要以日常生活题目为主,例如以卖盗版要不要受惩罚等进行讨论”来看,面试题目并不算难,11名状元们没能通过面试,可能这些考生确实是高分不高能,不被录取也就怪不得人家了。

其次,痛了内地高校。每年招生季节,所有名校都会派出招生老师驻点在生源质量好的省份,密切注意高考成绩排在最前面的若干考生,当然,最受关注的自然是当地的状元们。去年,某省理科高考状元,北大、清华招生的老师是轮番上门邀请他报考各自的学校,并给出各种丰厚的奖励条件。而招生结束后,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新闻。今年全国各地状元,全部被北大清华瓜分,其中,多少人进了北大,多少人进了清华,大致旗鼓相当等等。现在好,香港大学公然拒录了11名内地状元,这无意之中猛击了内地高校一下。你们趋之若鹜争着抢着要的“人才”,人家竟然不屑。是港大在故弄玄虚,或者埋没人才,还是内地高校的招生观念、人才观念太老土?

最后,痛了我们的考试制度。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说被拒录的状元占多大比例,17个省市的学生报名,有11个状元被拒,这比例不能说小。如果比例不小的状元,面试都不能过关,说明制造这些状元的考试方法令人怀疑。多年来,社会各界对我们注重死记硬背的考试制度批评很多。不久前,看到一张小学竞赛试卷,里面有两道题让我哭笑不得:接电话以电话铃响几声为宜?与人握手握多长时间为佳?我们机械刻板的考试已经真正从娃娃抓起,渗透到了幼小的心灵。像这样的考试,造就出来的状元有多少意义?如果以考查知识的死记硬背为主的考试制度不改变,我们只会造就一批缺乏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考试机器,处于他们顶端的状元自然要被拒收。

几年前,处于无锡的江南大学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几所学校共办了一个莱姆顿学院。四年前第一次招生时,录取的都是各省市本二批次以下的考生,考分都不高,有的甚至相当差。今年,这批学生毕业了,大多都在长三角地区的外企找到了工作,还有范百灵等7名同学取得了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诺丁汉大学的研究生入学通知书,让人不敢想像。这也许说明,高考分数对一个人能否最终成才,只能是一种参考而已。

对高考状元比较公允的社会态度可能是:考成了第一当然值得高兴,但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招生时,“状元”应该被重视,但绝不应被追捧。哪一天,北大、清华也对高考状元说“不”,可能说明我们的考试和教育制度就又前进一步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

“分数崇拜”的

根源在状元效应?

佚名

6月29日 《羊城晚报》报道,6月28日,香港大学在广州举行招生面试,有200多人参加了面试。面试结束后,状元陈嘉琪说,在港大的面试中,自己没有进入“二面”。

而有资料显示,为了招徕高考状元,清华新生的最高奖学金由2万元提高到4万元,北大则提高到5万元。

于是有评论者认为,中国教育中,“状元”效应是“分数崇拜”的根源。

社会需要德才兼备的"状元"

谭建玲

内地多年提出的素质教育,落实到教育现实却是应试教育仍然轰轰烈烈,“分数崇拜”仍然根深蒂固,认为“分数好才是真的好”,所以莘莘学子力争考取高分,十年寒窗苦读,只为今朝金榜题名,成为“状元”,飞上枝头变凤凰。因为内地高校招生是以“一考定终身”,单纯以高考成绩划线,高考得什么分就上什么等级学校,好成绩等于好学生等于好学校的“高考”绝对公式,学生就热衷追求考高分,而学校则以招收录取状元的多少当作教育影响力的重要标杆。

总而言之,这种只重成绩不重能力的招生观念已在固有的教育体制下深入人心。全国高校录取制度可否借鉴别人的有效经验,通过多方面评价学生、录取学生?如考查学生思维水平、口头表达能力、社会敏感度、社会思考能力等;注重学生有大胆创新的实践能力等。让分数与能力同等重要,成绩优秀加上各项综合素质都强的学生就能上更好的学校,而淡化“状元效应”,淡化人们对“分数的崇拜”,不以“分数论英雄”,让家长、学校、社会关注的是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给“状元热”退烧

郑素言

中国人的“状元梦”做了上千年,状元是读书人的最高目标,道出了状元的风光和荣耀。可是从隋唐开始,中国科场产生了成百上千的状元,真正名垂青史的状元所占比例很小。如今的高校将多少省市的“高考状元”入其囊中,作为显示其办学质量、名望的一杆标尺;中学也将该校有考生成为“状元”作为教学的巨大成就和荣誉宣扬;公众特别是家长则将“状元”作为寒窗苦读一朝成名的范例。人们并不关注“状元”们的未来怎样,他们是否真的能成才,更关注的是“状元”两字的公关效果。

几年前,国家教育部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并连年在高考前提醒媒体不要炒作“高考状元”。但现在看来效果并不理想。要给 “状元热”退烧,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则必须改革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设计对考生更为全面的考查办法,给高校更大的自主权。淡化行政部门对高校的评价,注重人才市场和社会舆论对其办学质量和声誉的反馈和评价,让学校培养出真正有学识、有能力的一个大写的人。

高考状元:以分数论英雄

甘武进

高考状元,顾名思义,就是在高考中,获得分数最高的人。有资料显示:为了招徕高考状元,清华新生的最高奖学金由2 万元提高到4万元,北大则提高到5万元。

这就是最典型的以分数来论英雄了。高考时考了个最高分,成为了高考状元,就可以拿最高的奖学金了,好几万元呐。那笔奖学金对一般的学生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笔很可观的费用,尤其是对于一些出生于寒门的高考学子来说。如果能够成为高考状元,上大学期间的压力就小好多。于是,在整个求学的过程中,考个高分数也就成了学生不断去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了;在高考中,考个高分就成为学生们的终极目标了。

这能怪学生吗?我想是怪不上的。以分数来论英雄,当清华、北大以提高奖学金的方式来招徕高考状元的时候,学生对分数能不崇拜吗?“状元”效应就成了“分数崇拜”的根源了。

“分数崇拜”才是教育界的“万恶之源”

廖萍

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我们不难发现,“不准公布学生成绩排名”、“明年起坚决不公布高考状元”、“学生综合素质评定”、“学生成长记录袋”等等诸如类似的符合“素质教育”倡导的先进做法无一不在“分数”面前败下阵来。一个地区、一所学校、一个教师、一个班级的评比,最终要看的是什么?是分数!是上线率!

有观众戏称 “收视率”是电视界的“万恶之源”,我看“分数崇拜”才是教育界的“万恶之源”!长此以往,教育不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要义,而以考高分为终身追求!追求高分本身没有错,但是“分数崇拜”却不是教育的要义。也难怪,在国情决定现阶段的教育体制下,分数是学生的前途、家长的希望、教师的奖金、校长的前途、政府的政绩,如此多的教育附着利益在其上,我们又谈何为学生“减负”?我看越“减”,学生的书包越重。

“状元”效应只不过是“分数崇拜”的一种表现

刘丽琴

分数崇拜的根源,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目前的评价机制中,分数被当作评价、甄别、选拔、任用等等最最主要的依据,分数肩负着一个普通人的前途与命运,谁敢等闲视之?喧嚣热闹的“状元”效应只不过是分数崇拜的一种表现而已,绝非其根源。

其实,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小学生当中,追求高分者众,而追求状元者寡,尽管成为状元有种种丰厚的奖励和诱惑。因为,虽然状元的名目繁多,但每种名目下的状元只有一个,且状元的产生是随机的,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许一不小心便成为了状元。而追求高分,就有机会就读优质的中学、优秀的大学,将来就有可能拥有一份待遇优厚的职业。事实上,谁都知道分数并不完全代表能力,香港、西方的大学招生体制并不仅仅看重分数,实际上是完善的、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在发挥作用。

因此,“状元”效应无所谓对错,即便改革评价制度,也一样会产生最出色的“状元”型的人物,一样会有大学出巨资来招徕优秀人才。所以,要摒弃的是唯分数的评价机制。只有健全评价机制,完善评价机制的内容、方法、手段,逐渐走出唯分数的怪圈,才能真正消除分数崇拜,“状元”效应也将不复存在。

应尽快构筑多元化招生的通道

黎业忠

在我国,考个高分,就能上所重点中学或名牌大学;考不好,即使相差1分,也名落孙山。分数永远是学生的“命根”,实在太重要了,学生能不崇拜吗?当媒体、商家争相炒作高考状元时,当清华、北大不惜重金招徕高考状元时,更是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分数崇拜”的现象实际上是我国单一化的招生模式造成的。

据报道:“哈佛的入学考试有75个分值指标,其中文化知识考试只占1分,其他是研究能力、艺术技能等多项指标”。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我国的高校是否也应该尽快构筑多元化招生的通道,“不拘一格招人才”呢?

摘自《中山日报》

小心“状元”

崇拜走火入魔

郭之纯

随着各地高考分数陆续公布,又一批高考“状元”新鲜出炉。往往“状元”被确定只几个小时,其各种信息便会出现在网络上:从家庭背景到外界评价,从学习、生活习惯到目前精神状态,从个人职业理想到大学争抢盛况……社会对此的关注程度比对娱乐明星的“八卦”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一个曾长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的国家,羡慕和追捧考试优胜者,是集体意识中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而且,高考“状元”往往意味着刻苦的意志、远大的志向、科学的学习方法等,适当推崇或可对青少年形成一定的激励。如今年浙江省的文科“状元”出身农家,靠“两免一补”的帮助读完高中,确实有必要深入宣传一番。

但对高考“状元”的过度关注,却弊多利少。

其一,有可能“捧杀”某些高考尖子。高考“状元”都还很年轻,缺乏人生历练,“状元”之名说不定就已让有些人飘飘然不知所以了,又何堪一顶又一顶“高帽”的重压?此时对许多高考“状元”来说,可能更需要的是“冷水”而非盛名。

其二,助长中小学教育的功利化、商业化。大搞“状元”崇拜,本质上便是大力宣传“分”中自有黄金屋、“分”中自有光明途。这必将加重全社会对分数的迷信和依赖,而这正是当前中小学教育一些弊端的症结所在。

其三,容易伤害某些高考失利者。与“状元”相比,那些考试成绩平平者或不如意者才是数量庞大、更值得关注的群体。近年来,每年都有高考成绩不理想者制造出一些悲剧,一定要防止“状元崇拜”增加此类悲剧的发生几率。

摘自《中国青年报》

状元是功利

社会的“消费品”

李妍

在江苏宣布取消高考状元排名还未来得及收纳民众的评断之声时,一件意料之中的尴尬事还是发生了———无孔不入的媒体最终还是找到了所谓的“疑似状元”,并继续长篇累牍地向公众宣扬着“岁岁年年人不同”的“状元经”。

在这样一个信仰缺失、追求功利的年代,人们比以往更渴望成功。现实却告诉他们,如果你无权无钱且无势,向上的成功路径有且只有一条———通过高考。

在这样的成功饥渴下,催出了“状元秀场”———一一个学校需要状元,因为它带来的名誉可以增加招生数量,进而影响到学校的进账和教学质量问题;每个媒体也需要状元,状元甫出新闻大战即始,抢先抓住状元报道,意味着发行量的上升并引致广告商的青睐;商家需要状元,有了状元的代言,哪怕是对状元的资助,都能给商家带来巨大的社会营销效应。而这一切均源之于状元最大的“消费群体”:众多寒窗苦读的莘莘学子和望子成龙的家长,他们需要以状元为榜样。

然而,成为状元就意味着成功吗?一份近日出炉的“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却向人们揭示着这样惨烈的现实:通过对恢复高考以来1100多名“高考状元”的调查,“状元”毕业后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这是向多年来对状元佳话迷信不已的人们一次警醒和撞击,但它却不足以颠覆人们对状元路径的美好想象,以及对高考成功带来人生坦途的路径想象。

很大程度上,人们更愿固执地将高考的成功当作人生的成功,这似乎可归结为民众的普遍短视,但却更映照出普通民众向上通道的逼仄。逼仄到人们只有通过这样一条唯一的路径,遥望他们眼中的成功,哪怕这里充斥着罗彩霞们遭遇的权力链条,哪怕这里有着舞弊的黑暗,甚至在幸运地摆脱各种权力与黑暗之后,学子们依然还要遭遇“毕业即失业”的就业困境,人们仍然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条道路上榜样树立的成功学,只因这个社会成功的道路太过逼仄。于是,尽管各地教育部门三令五申不允许炒作状元,对状元的围追堵截却一年也没有少过,甚至衍生出愈发猛烈之势。

摘自《羊城晚报》

对“状元”

到底应该怎么看

奚旭初

江苏高考今年排在全省前100名的考生看不到自己的名次。记者看到,一位考了423分的考生,在普通类位次一栏显示的就是“全省前100名”,但具体排在多少名他并不清楚。这是为了避免炒作状元而让名次“隐身”。

名次“隐身”,有助于遏制“状元”炒作之风。高考分数并不是评价高中学校和高中生的唯一尺度;而且成为“高考状元”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如果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事实,将“状元”的经验绝对化,大肆炒作,客观上只会起到误导作用,必然会强化学校、学生和家长“唯分数论”的情结。而对“状元”本身,无度的炒作又无异于“捧杀”。不炒“状元”,让教育的天空少了些喧嚣浮躁多了些宁静理性。

然而为不炒“状元”喊好,却也不是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故意贬低“高考状元”,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把他们“妖魔化”。高考出类拔萃未必一定是人才,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在成千上万的考生中,能够脱颖而出,至少证明,与同龄人相比,他们算得上佼佼者。更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地方的“状元”,都出自寻常人家甚至贫困家庭。这些孩子身处贫寒之家,却不坠青云之志,从不在物质上攀比,追求的只是知识,这不正是最值得他们的同龄人学习的吗?

高考不是理想的制度,但在今天又是任何方式无法取代的制度。在现行的高考模式中,片面地责备“状元”是“高分低能”,将他们当作抨击应试教育的“靶子”,既不合事实也有失公平。实际上,我们看“状元”,本不该只盯住他们的高分,而更要看到他们发奋努力、刻苦学习的精神。今天许多家长都羡慕“状元”,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脱颖而出,这种心情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只是看到“状元”的成功,而忽视了他们成长的背景,那么这种愿望大半是要落空的。

正本清源,我倒是希望,扫尽了将“状元”当商机炒作的逐利弃义,扬弃了将“状元”当广告炒的急功近利,杜绝了将“状元”当政绩炒的哗众取宠,那么对那些胸有大志,发愤攻读的成功学子多做些宣传,这不仅是对他们的肯定,而且更是旗帜鲜明地构建“以品学兼优论英雄”的价值评判标准。有了这个标准的牵引,莘莘学子中必会才俊辈出。

摘自《新华报业网》

我们应从高考

“状元”身上发现什么

郭扶庚

尽管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一再呼吁,要理性看待高考“状元”,甚至于有的媒体连“状元”这样的字眼都故意隐去,但仍然阻挡不了公众对这些佼佼者的好奇。其实,看看这些学生成长的轨迹,分析他们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对更多的学生和家长有实实在在的借鉴意义,对今后的教育改革也有诸多的启示。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这些学生成为各省“状元”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他们能考出如此优异的成绩也少不了某些必然因素。根据这些“状元”的父母、老师和同学的介绍,除了少数人有过短暂的成绩起伏,绝大多数人都属于平时学习比较努力的,所以总体成绩都比较稳定,撞大运成为第一名的概率几乎为零。宁夏文科第一名李怡然在高中的三年时间里,没有请过家教,更没有在题海里煎熬,即使在紧张的高三期间也很少熬夜。她的理由是“休息不好,反倒影响第二天上课的质量,得不偿失”。宁夏理科第一名的杜彦涛也是这样,与同学们天天挑灯夜战、疲于应付不同,他不仅学习时间少,生活作息还十分有规律,每天必看《新闻联播》了解时事,晚上10点半准时睡觉。所以,要想取得出色的成绩,必须注重平时的积累和磨练,不能沿袭过去应试教育的一套,搞“题海战术”,“疲劳战术”。减轻课业负担、让学生学得轻松,这也是教改的一个努力方向,这些学生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其次,与很多人想象中的“读书机器”的刻板形象相反,这些“状元”几乎个个头脑灵活、很有主见。关于读书,关于生活,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特殊方法。来自绍兴鲁迅中学的浙江省文科“状元”沈凌波,除了刻苦勤奋外,还非常善于独立思考。北京理科“状元”宁少阳有各式各样的爱好,小时学过钢琴,现在开始学习吉他,虽然没有任何段位,但并不影响他对围棋的兴趣。北京文科“状元”刘庭梅最大的爱好是写作,她是校刊主编,班级和学校一些文体活动的串词她经常信手拈来。

每年高考成绩出来之后,都会有一阵“状元”热,其中不乏功利的考虑,但我们也不应完全忽略高考“状元”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启示。在里面,我们既可发现个人成长的某些规律,也可体悟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推动力量。在国家大考中,年轻一代的表现,向我们展示了独特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风貌。从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分明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对国民素质的影响。可以说,从高考“状元”身上,我们能够做出文化、教育、经济和社会等多层次的解读。对于“状元”,仅仅惊叹于他们独占鳌头的成绩是肤浅的,也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真正重要的是,要从他们那里寻找那些有利于个人和社会成长的各种有益因素,并将之运用于实践。

摘自《自考服务社区》

32年来出的“状元”鲜见

“状元”人才, 应试教育是主因

胡志强

6月24日,商报记者对话《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课题组专家蔡言厚,深入解析恢复高考30多年来的高考“状元”发展现状。

观点

一名老“状元”反感热炒“状元”

魏成才(化名)是我省1983年某市的理科“状元”,如今,43岁的他不仅是位博士,还是某领域的知名专家。

他不愿公开姓名,原因是自己不喜欢社会上热炒的“状元”称谓。

在魏成才看来,“状元”文化的本质是急功近利。当社会形成一种“状元情结”时,出一个高考状元对中学争夺优秀生源、赢得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认可、提升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至关重要,也是学校领导班子教育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但是社会过度关注,对“状元”们未必是好事。

调查

32年来出的“状元”鲜见“状元”人才

今年5月14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也给高考“状元”的崇拜者们泼了一盆冷水——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高考“状元”中,没发现一位在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得此结论的是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课题组,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蔡言厚是该课题组首席专家。

结论从何得出?蔡言厚和他的课题组先找出各大学的“杰出校友”,再回顾他们的高考成绩,结果发现“杰出校友”中是当年高考“状元”的人数非常少,反倒是排在班级十名左右的学生成才率最高。

报告中说, 因为有了“状元”崇拜的传统,一些重点中学出高考“状元”后炫耀,老师以培养“状元”获得声誉,考生和家庭为“状元”自豪,媒体为吸引眼球,商人为扩大销量,酒店则及时打出庸俗的“谢师宴”招徕顾客。

由此,非理性的“状元崇拜”风一步步推向高潮。

探因

缺乏规划影响“状元”发展

蔡言厚分析,高考“状元”的职业发展之所以未达到人们的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选大学时只看重牌子,挑专业时赶热门,而缺少志向与主见,同时很少考虑职业发展和个人的兴趣与特长。

此次调查以1999年我国高校本科大扩招为界,按高校大扩招前22年和后10年分为两个时间段,对各地区高考状元展开调查分析,调查到的“高考状元”共有1120余人。

调查显示,高校扩招前22年,高考“状元”选择大学和专业的分布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相对而言比较理性,“高考状元”较多考虑的是专业的预期贡献而非个人的预期收益。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选拔人才的多元化时代也应该到来。中学、大学、媒体更应该关注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的并作出令人信服成绩的怪才、偏才。”蔡言厚解释,要理性看待高考“状元”。

蔡言厚认为,“状元”的智商都是比较高的,限制他们成才的,主要是“非智力因素发展”,他把现在存在的问题归罪于应试教育问题。

“应试就是为了考试。很多学生把精力全部放到中学、大学里的应试教育方面去了。其实一个人要学的东西是多方面的,除知识外,还有人际交往等等,这些不可能在书本中学到,不能忽视应试教育形成的高分低能现象。”蔡言厚说。

对话

班级10至30名的学生成才几率大

商报记者:蔡教授,如果仅仅从“状元”和“杰出校友”重合度不高来得出结论,是不是缺乏科学性?

蔡言厚:一方面,高考“状元”是拔尖的;另一方面,我们选择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是大家公认的。对他们进行比较,可看出我们整个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商报记者:高考状元应该在后来的职业生涯当中特别出色,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呢?

蔡言厚:不,这是人们的一种期望,小时候表现不错,希望你长大也很好。但是我们发现,这两部分比较后,在后面那部分,杰出校友那部分当中,很少发现高考状元。

商报记者:我们按照您的逻辑推理,那些杰出校友高考时成绩很一般?

蔡言厚:是的,据我们统计,在一个班级当中,成绩在10至30名的学生成才几率大。

关注“状元”是为了指出问题

商报记者:拔尖学生为何成才几率不高?

蔡言厚:问题出在应试教育,只重视课程考试,会忽视其他方面的综合指标考试。

商报记者:这条结论的价值在哪儿?

蔡言厚:提醒这些优秀的学子,中学阶段只是人生当中一个比较短暂的阶段,后面还有更长的路,对于现在取得的成绩,不要过于满足。

商报记者:您为何选择高考“状元”这个特定人群作为调查?

蔡言厚:希望大家能够对高考“状元”不要过分地给予很大期望,而是应该引导他们,如何走好今后的路。

商报记者:既然您说不要把高考“状元”当成一个特定的群体去过高地关注他,可您这份报告就以中国高考“状元”作为标题,是否恰恰引起人们高关注度?

蔡言厚:人家都关注的话题你应该也来关注,我们的目的就是指出问题,然后引起教育部门、学校能够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

应试教育妨碍创新教育

商报记者:从1999年到2008年,北大和清华吸引走绝大多数的高考“状元”,您觉得这有问题吗?

蔡言厚:我觉得这有点盲目性,不过也难怪他们,我们一般学习成绩好的都选择北大、清华。

商报记者:您另外一个调查结果是“状元”们绝大多数集中在经济管理、数理化、电子信息3个专业里头。

蔡言厚:是这样,数理化是基础,学好以后,做任何具体专业方面都会有好处。但是经管专业就不一定了,一定要有实际经验。

商报记者:如果从我们身边个案和例子当中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一份调查报告价值又在哪儿呢?

蔡言厚:从这个群体和另外一个群体比较出差异后,就说明我们的教育有问题了。

商报记者:您是借由研究高考“状元”这个群体,再思考当下的教育制度本身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把这样思考的结果告诉大家?

蔡言厚:应试教育妨碍我们创新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一个是社会上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我培养出一个“状元”,就表明学校整个水平就提高了,就可以大吹大擂了。可除了“状元”外,其他人怎么办?

商报记者:那您给高考“状元”们一个建议吧,怎样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在整个人生当中?

蔡言厚:我建议高分考生应避免随大流、追热门,而应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特长选择专业,培养立志、苦读、敬业、报国四种品质。

摘自《河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