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玉恩　薛立永

1923年,我出生在北京城。我的父亲名叫溥绍,与溥仪是同辈人,祖父是清末庄亲王载勋。我最初取名叫“爱新觉罗·毓恩”,1945年以后改名为庄玉恩。

8岁那年,由于府邸败落,我随父亲到了沈阳。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后,我又随父亲返回北京。那时家里很窘迫,母亲常常为别人缝洗衣服挣点钱贴补家用。

1932年,溥仪做了伪满洲国皇帝后,父亲便到长春投奔他,并做了伪满皇宫内府近侍处典守科长。后来,母亲带着我来到长春,和父亲团聚。

由于生活艰难,我上伪国高仅半年便辍学回家了。16岁时,经人介绍我进入伪满皇宫内廷学生班学习。这个内廷学生班是溥仪亲自组织的。他挑选了一些皇家子弟进行培养,其实这是溥仪给他自己将来复辟准备的力量。溥仪不仅亲自为内廷学生班请老师,还亲自为学生们设计了和纳粹军服差不多的学生装。我当时所在的学生班共有9人,每天除学习《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外,还学习数理化等课程。有时溥仪还亲自给我们上课。他讲课的重点就是给我们灌输君臣之礼。

当时我们这些学生每月有10元伪币补贴,每周还放假一天,允许回去与家人团聚。

后来随着日军军国主义的气数渐尽,我们每天的主要事情不是学习,而是陪伴溥仪了。陪他骑自行车、打网球、游戏,还陪他吃素餐,每日两次。

溥仪的疑心非常重。他害怕别人在他的食物中下毒,所以在御膳房,他精心挑选了十多个忠诚可靠的御厨,并设专人为他“尝膳”,有时吃着吃着,疑神疑鬼的他还会随时指定我们这些陪桌的人尝膳。

那段时间,我们的学习是象征性的,更多的时间是陪溥仪念佛、诵经、打坐,他经常念的是《大悲咒》和《心经》。溥仪对佛经很痴迷,有时念着念着竟泪流满面。这些活动之余,我还有一项特殊而严肃的任务,就是给为溥仪打针的人当助手。在伪满年代,溥仪生活很颓废,也无规律,有时要折腾到夜里两三点钟才上床,而且每天睡前要注射德国出品的荷尔蒙制剂和其他一些药剂,这也是溥仪的“药癖”。每次注射前,我要先用显微镜检查药水颜色是否正常。

陪伴溥仪的日子,辛苦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溥仪打人,这是我一生之中永不能忘怀的惊魂记忆。

到了伪满后期,溥仪感到前途渺茫,加之所有的权力都被日本人掌握,心绪不好的他脾气变得多疑而暴戾,往往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就找茬打人。但他自己很少动手,基本上都是叫我们互相打。抽耳光,打手板,有时打屁股板子,直到屁股打得肿起来。

溥仪打人一般都不是因为什么大事,他自己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也承认自己“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有一次,毓赡因为说溥仪的痔疮药像子弹,犯了诅咒溥仪的禁忌,于是换来一顿暴打。

溥仪打人用的板子都是从包装箱上拆下来的,有薄有厚,表面都很粗糙。至于打多少下,没有准数,全凭溥仪的心情,啥时候听见他喊停才能停。

溥仪打我们,所有在场的人不但不敢求情,还要声嘶力竭地申斥助威。稍有犹豫,就会被认为别有用心,溥仪就会把怒气转移到这个人身上,他就会被打得比第一个人还惨。所以,打人的时候,大家都不遗余力,不敢手软。

在这种胆战心惊的日子里,我深切地领悟了“伴君如伴虎”的含义。为了不惹溥仪生气,我们这群学生可谓处处小心,时时注意,可这样做也难以逃脱三天两头挨揍的噩运,原因很简单,郁闷的溥仪总想找你的茬。有一次,溥仪感冒了,需要避风,旁边有人翻动了一下报纸,就是这点小风儿惹得他龙颜大怒,这个人便遭受了一番皮肉之痛。

有时为了避免一顿毒打,我们便会在溥仪不高兴时,立刻趴在地上请罪、碰头。这种碰头就是把脑袋往地砖上撞,如鸡啄米和捣蒜,碰的声音越大表示越忠心,直到脑袋碰肿了,碰出了血,溥仪的火气消了,才能对你开恩。

有一次,因为另外一个人犯了错,强说与我有关,我便趴在地上咚咚碰头,直至鲜血淋漓,脑袋肿得像皮球,才躲过一顿板子,否则准被打得皮开肉绽。

这种惊魂难定的日子,我陪伴溥仪整整过了6年。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我和父亲从伪满皇宫里拉出四箱东西,全都是毛皮、布匹和衣服,变卖了这些东西,让我们一家14口人整整生活了一年多。

接下来的日子,我辗转于长春市、吉林市等地,先后当过教员、工人,最后从秋林公司退休。因为一直独身,我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爱心关照,如今85岁的我,生活得很简单、很快乐。虽然伪满皇宫离我家仅一河之隔,可我从未回去看过,因为那里留给我的是6年胆战心惊的记忆。

〔本刊责任编辑 刘珊珊〕

〔原载《北京纪事》总第3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