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季娜·彼得罗娃本来是以战地服务人员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她成为了一名苏联谍报员,深入日军占领地区,为苏联设在中国的情报中心和苏联国内的情报机构搜集各类有价值的信息。

1940年7月的一天,四川成都郊外双流野战机场苏联航空兵基地无线电指挥室里,荡漾着一个柔和甜美的女中音。只见一个身材苗条、金发碧眼的年轻姑娘正戴着耳机,对着话筒,时而用英语发布指令,时而用俄语与人交流。一直忙到下午6点多,看到接班人员来了,她才站起身,伸了伸腰,然后拿起小手包,准备下班回宿舍。

恰在这时,走来一个通讯员,把她拦住了:“季娜,雷恰戈夫上校找你,要你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

雷恰戈夫是苏联空军志愿飞行队的最高指挥官。“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地服务人员,他找我干什么呢?”季娜·彼得罗娃大惑不解。

当季娜来到雷恰戈夫上校的办公室时,雷恰戈夫正坐在办公桌前等她。见她进来了,雷恰戈夫连忙站起来说:“哟,果然是名不虚传,真是一只漂亮灵巧的百灵鸟!”

“上校先生,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季娜坐下后便迫不及待地问。

雷恰戈夫走过去把门关上,然后说:“你在这里工作得不错,军方对你很是赞赏。”

“那是我应该做的,上校先生。”

“季娜,今天找你来,并不是单纯地表扬你,而是还有一个目的。你知道,现在战争进行得相当激烈,纳粹德国对我们苏联虎视眈眈,一心想吞掉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仅需要在战场上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士,同时也需要大量的情报人员给我们搜集情报。我想你应该知道,在战争中,情报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准确的情报能让我们不战而胜,而错误的情报则有可能让我们全军覆没。”

“上校先生,我是战地服务人员,与搜集情报无关呀!”

“季娜,你可能还不知道,在成都机场的苏联志愿飞行队不仅仅参与对日空军的作战任务,而且飞行队的指挥官还担负着搜集在中国的日本军队的情报的职责。但是,由于四川盆地环境闭塞,对情报搜集工作十分不利,现在,上级决定要我们从成都基地选派精干的人员,到中国的一些被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以合法的身份活动,设立电台,扩大情报搜集的范围。经过多方面的考察,我们认为你比较适合这项工作。但不知你是否愿意从事这项非常特殊当然也非常危险的工作。”

“您的意思是让我当间谍?”季娜一下子还没有转过弯来。

“按我们的说法,是情报人员。”雷恰戈夫上校笑了笑说。

“您很需要我做这项工作吗?”季娜认真地问。

“不,不是我需要你做这项工作,而是苏联人民,是被法西斯侵略的全世界人民需要你做。”

“我有这么重要?”

“当然。不过,决定权在你手里,你也可以选择拒绝。”

“上校先生,您怎么会认为我不接受呢?对于有益于祖国、有益于反法西斯的事情,我没有理由拒绝。”令雷恰戈夫出乎意料的是,季娜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委派给她的任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和内务部不仅向欧洲国家以及其他法西斯轴心国派出了大量的谍报人员,同时,也向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派出了许多情报工作者。在这些人当中,自然不乏像左尔格这样出色的职业情报专家,更多的则是志愿工作人员。其中一些人最初是以各种战地服务人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苏联情报机关从他们之中选拔出了具有某些方面特长的工作人员,以形形色色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深入日军占领地区,为苏联设在中国的情报中心和苏联国内的情报机构搜集各类有价值的信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普通的苏联公民,但是特殊的工作任务和严酷的战争环境,造就了他们不平凡的经历。季娜便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

志愿航空队飞来一只百灵鸟

她那柔美的女中音发出的作战指令,对于那些驰骋空中的各国飞行员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心理调适。

1916年,季娜·彼得罗娃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中学毕业之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莫斯科外语学院。在大学里,季娜不仅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还十分热衷于社会活动,在校学生会和共青团组织的各项活动中都留下了她美丽的身影。热情开朗的性格和聪颖的天资,使她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1939年,季娜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一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有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急需招募懂英语的苏联公民作为战地服务人员,参加苏联航空志愿飞行队赴中国对日作战。

原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开始在中国大陆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法西斯侵略的战火燃烧在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作为有着上千公里共同边界的邻国,苏联对发生在中国的战争自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紧接着,欧洲大陆也战云密布。如何面对战争的威胁,采取积极策略,确保本国安全,成为令苏联国家领导层忧虑的重大问题。

此时,中国战局正呈胶着状态。日本军队为了打通太平洋战场的陆路交通运输线,开始全力向中国南方推进,而中国军民则以其特有的顽强精神竭力地抵抗着。为了阻止日本法西斯在中国战场上的攻势,遏制日军向整个亚太地区的扩张,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等国家在未向日本宣战的前提下,以招募社会志愿人员的形式,通过民间行为,参与到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队的战斗行列之中。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航空技术还十分落后,无论是空军作战人员的技术水平,还是战斗飞行装备,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也落后于日本。于是,在中国战场参加与日本军队最直接交锋的是来自英国、苏联、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志愿航空队。这些志愿飞行员大都具有多年的飞行经验,并带来了相对先进的作战飞机和运输机。他们与中国为数不多的飞行员并肩作战,在与日本空军争夺制空权的殊死搏斗中,大大提高了对日空中作战的能力,使原来日本空军独霸中国空中战场的局面有所改观。

各国志愿航空队在中国战场上与日本空军作战的最大困难之一,是地面指挥中心与升空作战的外国飞行员的通信联络不畅。当时中国空军中懂得英语、法语或者俄语的人员实在是凤毛麟角,因而,各国在后来招募志愿航空队入华作战时,除了重点选拔有经验的飞行员之外,具备各种外国语条件的应征人员也在优先考虑之列。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刚满23岁的季娜热血沸腾。她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与爱国主义精神的青年,早在上学时就热心公益事业。二战爆发后,她对德、日、意法西斯的行为极其不满,多次组织同学举行过示威游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身材弱小,她没有能实现自己应征入伍、为国杀敌的愿望。而现在,有一个直接反抗法西斯的工作机会摆在面前,她自然不愿意放过。当天,她就来到招募志愿人员的报名点,要求报名参加苏联志愿人员。

接待她的人对她通晓英语、法语非常满意,尤其听季娜说了几句英语后,无论是她的发音还是神态,都没有人会怀疑她是一个莫斯科姑娘,还以为她是地道的英国人。不过,接待人员在季娜填写报名表前,再一次强调了战争的残酷性与危险性:“小姐,你一定要想清楚,这远不是在学校教书那么轻松,这可是上战场,不仅条件艰苦,而且危险性特别大。”

季娜似乎有点儿生气了:“难道我像一个怕死的人吗?”

接待人员笑了笑,让季娜填写了所有的报名表格。不久她便接到通知已经成为苏联赴中国的志愿人员。出国前,季娜被安排到无线电技术培训班进行强化训练。季娜是一个特别聪明又特别勤奋的姑娘,仅仅两个多月时间,她便能熟练地使用各种无线电设备,牢记许多无线电密码,还掌握了一定的飞行知识。

随后,季娜告别了父母,乘一架苏联志愿者的飞机飞到了中国。飞机降落在了四川成都郊外的双流野战机场。

这是各国航空志愿者在中国共同使用的一个主要机场,有美、英、苏等国家的几百名指挥员、飞行员和几十架飞机驻扎在这里。“战争让女人走开”,双流野战机场便是一个典型。这里几乎看不到一个女人,是一个典型的男人世界。年轻、美丽而又活泼的季娜的到来,受到了所有指挥员和飞行员的欢迎,因为她给原来只是充斥着口令声和警报声的枯燥环境带来了难得的生气。

季娜在这里负责通过机场指挥部同起飞作战的各国飞行员进行空中无线电联系。她那柔和甜美的女中音不仅准确、清晰,而且还发挥了特别的作用——让人听起来舒服。从她口里发出的作战指令,是那样的悦耳动听,那样的亲切温暖。这对于那些驰骋空中的各国飞行员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心理调适。无论是美国、英国的飞行员还是苏联的飞行员,只要有季娜与他们交流,他们再也不感到空中训练或执勤枯燥乏味了。因此,苏联空军志愿飞行队的最高指挥官雷恰戈夫上校在肯定季娜的工作时说:“你的到来等于给我们又增加了一个飞行中队,我们太需要像你这样的翻译了。”

英国的一位飞行员则称她是一只百灵鸟,飞到哪里就把欢乐带到哪里。季娜被安排在机场附近的宾馆里住,但她大部分时间却是同飞行员们在一起。她与他们一起用餐,一起出操,一起搞娱乐活动。以前,由于言语不通,几个国家的飞行员见了面没法交流,生活很枯燥。现在,季娜成了他们的翻译,也成了他们的核心。她走到哪里,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各国飞行员。他们一起说笑话,一起学唱苏联歌曲,一起逛附近的集市。季娜成为了各国飞行员们在异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给他们带来欢乐的一只百灵鸟。而季娜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又欢乐的时光。

上海租界的“阔小姐”

深夜里,每当到了约定的时间,她就架起电台与上级联络。

但是,随着欧洲战事的恶化,季娜平静而欢乐的生活马上就被打破了。这就是本文开头所介绍的,苏联空军志愿飞行队的最高指挥官雷恰戈夫上校召见了她,让她成为了一名苏联情报人员。

让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去从事惊心动魄的情报工作,当然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为此,按照雷恰戈夫上校的要求,苏联国内派来了一个对外声称是对在成都基地的苏联飞行员进行身体普查的医疗小组,实际上却是对季娜进行短期的高强度间谍训练。

为了让季娜有一个恰当的身份,特殊小组经过反复考虑,为季娜编造了一个新的“身世”,并令她牢牢记住:她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英裔家庭,名字叫“艾伦·蓓薇”,1916年出生,在新加坡上了英语小学和中等医学专科学校,现在打算到上海寻找更好的深造机会。父亲经营着一家制造包装茶叶、咖啡用的木箱的小工厂。

季娜记忆力强,背熟这些自然没花多长的时间。随后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谍报训练。由于时间紧,加上又不能像在苏联的谍报学校一样公开训练,因此季娜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接受特殊小组的强化训练,其难度可想而知。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她接受了无线电收发报、反跟踪、反窃听、反审讯等多项训练。

两个月后,季娜从一艘由香港开来的轮船的舷梯走下,踏上了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上海港。在码头上,中国陆军参谋部设在上海的情报站人员与季娜取得了联系,并把她送到了事先已经预订好了的国际饭店。她提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这家当时全中国最豪华的旅馆,将她此行最重要的物品——一只不大的皮箱放进了衣橱。在这个小皮箱里,装着她在中国生存半年的活动经费。

在饭店的前台,季娜一次付了三个月的房钱。尽管季娜认为大可不必在这个价格昂贵的饭店里住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她自信能够在更短的时间里租到便宜的公寓,但是她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出发前由特派小组计划好的步骤之一:她必须出手大方阔绰,这样才像一个来自海外的英裔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

果然,季娜在初到上海的一个月里就顺利地在英文版的报纸《上海时报》上找到了几处合适的寓所,在有意拖到了第三个月时,她才不慌不忙地搬进了她认为最合适的寓所。这个寓所地处五国共管的公共租界,季娜凭着自己手中的英国护照才有权住到这里。这套房子的男主人在海外经营着自己的橡胶生意,养尊处优的女主人听说她是来自英裔家庭的女学生,便很高兴地答应把一套可以独立使用的房间腾出来租给季娜使用。当然,为了顺理成章,她在一家教会办的医学院里报了名,打算继续深造。

三个月过去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按部就班地落实了。根据离开成都时事先制订好的活动计划,季娜准时向她的联系人发出了约会暗语通知。这一天,季娜在霞飞路的街心花园里顺利地见到了她的联系人。这是一个身材高大、潇洒英俊的年轻人,他的化名叫“林克”,在文雅的谈吐之间,隐隐地透出一股军人的英气。与这位同样装作英国人的同胞联系上之后,季娜很快就摆脱了身处异国他乡的孤寂。她从这个跟自己经历差不多的年轻人那里,获得了雷恰戈夫的消息,收到了国内上级的指示,而且,她还知道了家人的近况。

在他们的第三次会面之后,林克带来了国内机关的指示:情报站可以启用了。在此后不久,林克专门给季娜送来了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密码册,并教给了她基本的使用隐蔽方法。很快,她便投入到了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之中。白天,季娜用不多的时间到这个上海有钱人的子女们集中的学校里读书,而用更多的时间借着购物的名义到处走走,主要的目的是熟悉环境。晚上,偶尔她会陪房东太太打打牌,渐渐地还学会了中国麻将的玩法。深夜里,每当到了约定的时间,她就架起电台与上级联系。

无线电波为她和自己的祖国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季娜在发出联络员送来的所有情报的同时,还收到了许多国内和欧洲战场的消息。

撬不开的嘴巴

她一次次地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又一次次地被凉水浇醒。

1941年6月22日早晨,季娜起床后梳洗了一下,便准备出门,今天约了林克在一个咖啡馆会面。

出门时正好看到房东太太抱着一台收音机走了过来:“艾伦,你知道吗?德国已经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季娜听后心里一紧:“什么,我的祖国被纳粹德国占领了?”但她表面却不动声色,因为她现在是英裔身份,持的是英国护照,与苏联毫无关系。匆匆与房东太太聊了几句,她立即跑到街上,从报童那里买了份报纸。果然,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登出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新闻。季娜坐在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此后,上海租界内的气氛也开始变得异常紧张起来,租界巡捕突然上门造访的事情时有发生。虽然只说是为了防止威胁租界安全的流窜犯罪嫌疑人员隐藏在某个房间中,但是他们除了检查护照之外,也开始有目的地搜查一些他们认为可疑的地点,这在苏联与德国爆发战争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不仅如此,日本驻上海的宪兵队也开始突然闯进租界,对外国人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进行搜查。幸好,季娜使用的是英国护照,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季娜也一直没有中断她的秘密工作,而是更加努力地搜集与传递情报。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场可恶的战争早日结束。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的庞大编队成功地偷袭了美国海军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基地的太平洋舰队,日本政府正式地向美、英、法等同盟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事所掀起的冲击波,影响到了整个世界。地处太平洋西岸的东方国际大都市上海自然也不能幸免。从此,一向被视为国中之国的上海五国公共租界,不再是外国冒险家和中国有钱人的乐园。日本驻上海宪兵司令部正式下令派部队进驻租界,并在租界里张贴通告,限制租界内居民的各种“越轨行动”。在通告里的一系列禁令中,包括明令禁止租界内的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使用无线电台与外界联系,如果有违犯者,一经查出,即以战时间谍罪送交驻上海的日本宪兵队特设军事法庭审理。一时间,上海租界内人心惶惶,许多在上海做生意的外国人,纷纷变卖财产回国。

突然变化了的形势对于季娜的威胁显而易见,这时,潜入上海前精心编造的英裔“蓓薇小姐”的身份和英国护照,也难以帮助她摆脱或减轻所面临的危险。因为,持有英、美等国护照的外国人,已经成为日本宪兵重点防范的对象。为了将发生危险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季娜的上级指示她尽量控制无线电联络的次数和时间,并且为她设计了几套在突发情况下实施的应急方案。同时,还指示林克以同季娜谈情说爱为掩护,帮助她在这套住宅里为电台找到最佳的隐藏地点。完成了这些只能算是力所能及的应变措施之后,虽然不能认为万事大吉,但是季娜多少松了口气。她开始一丝不苟地按照上级和林克为她制定的严格程序,又发出了几份已经被大大压缩了的简短电文。

然而,她哪里知道,驻上海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侦听电台早就注意到了季娜电台的存在。日本宪兵队的电子专家不但已经将季娜的电台编了序号,而且对她发报的指法特点、出现的时间、使用的波长等情况也都已掌握,并作了详细的记录。恰在此时,驻上海的日本宪兵队不久前又得到了来自德国的最先进的无线电波方位测定的技术和设备的援助,逐个侦破设立在上海租界所有敌方电台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一张无形的网,已经在季娜的身后不知不觉地越收越紧。

1943年10月的一个深夜里,季娜又像往常一样,从衣柜的壁板后面取出电台,轻轻打开卧室的小窗,架设好天线,调好发报机。在与上级顺利地接通了联系之后,她迅速地将白天林克交给她的两份不长的情报发出。就在她刚发出第二份密电的时候,突然从外面传来了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听到这夜深人静时显得格外响亮的敲门声,季娜大惊失色,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按照事先制定好的方案,急忙把密码撕碎,再扔到抽水马桶中冲掉,然后又收回天线,拆除电台,把所有通信设备隐藏到衣柜后的壁板中。

门依然被敲得咚咚作响,季娜在匆忙中换上了睡衣,又把床铺成刚刚睡过的样子,这才来到门前。她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隔着门问:

“是谁?”

“日本宪兵队,赶快开门!”

“这里只住着我一个女人,你们必须把房东太太叫来我才能开门。”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了女房东的声音:

“艾伦小姐,快开门吧,我也没办法。”

这时,季娜不得不把房门打开。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闯了进来,一名日本军曹用手枪逼住季娜,其余的人马上在房间的上上下下有经验地搜了起来。没用多长时间,隐藏在衣柜壁板里的电台和天线都被搜了出来。

“小姐,你能解释,这是什么东西吗?”那名日本军曹得意扬扬地说。

“我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有电台也奇怪吗?”季娜看到电台已经被搜了出来,反而不紧张了:要杀要剐随你便了。

“不要狡辩了,快告诉我,密码藏在哪儿?”

“什么密码?我没有密码,你们来时我正在睡觉。”

“好,你嘴硬,等一会儿我们请你去宪兵队慢慢说。”

日本军曹命令季娜换好衣服,带上被搜出的电台及其他东西,上车回宪兵队。当这一伙日本宪兵押着季娜走出房门的时候,房东太太惊慌却又带着几分同情地默默望着她。

到了日本宪兵队,审讯马上就开始了。季娜被强制坐在一张粗糙的木椅上,面对着强烈的灯光,虽然没有马上对她施用酷刑,但她心中十分明白,一生中遇到的最严酷的考验已经开始了。一个粗通英语的日本军官用生硬的语调审问她:

“谁派你到上海从事间谍活动的?在上海你又和谁取得联系?”

“我不是间谍,也没有从事任何间谍活动。”季娜按照事先编好的理由沉着回答。

“那么对于隐藏电台你将作何解释?”

“我不过是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这种事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很常见的事。至于隐藏电台,那是因为你们禁止无线电爱好者们发报,我不得不这样做。”

“小姐,你应该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从事反日间谍活动的所有证据。”这个会讲英语的日本军官威胁她说,“如果你不同我们很好地合作,我们有的是办法把你的嘴撬开。”

季娜心中明白,他这是指将对她施用刑法。关于日本人对待战俘和间谍的残忍手段,她在来中国之前就早有耳闻。尽管在成都时,来自国内的特派小组的教官曾经教过她在被捕之后应该怎样对付敌人的审讯,但是她仍然幻想,面前这位看来曾受过高等教育的军人,对待一位欧洲妇女总不能太残酷无情吧。然而,季娜把日本人估计得过于仁慈了。

会讲英语的日本军官很快将季娜交给了一伙很专业的审讯人员,这些人把她带进了一间密室,开始对她施用各种刑法。季娜决心用沉默来对待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她一次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又一次次被凉水浇醒。季娜抱定一个信念:日本人除了无线电台外其他什么证据也没有掌握,而且还不知道我是苏联人。他们想从自己这里了解林克甚至雷恰戈夫的情况休想得逞。况且,只要一招供,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苏联间谍了。就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季娜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刑拷打。

每天晚上,日本宪兵在审讯之后就把她投进一间大牢房里。在这里,关押的几乎全都是中国犯人。季娜害怕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国籍,便有意地端着欧洲人的架子,和她们保持着距离。尽管这样,这些中国人仍然尽可能地帮助她。她们给她腾出最好的位置,拿出一些多少可以御寒的被褥和衣物给她用,每当她被提审回来的时候,这些中国人就把留下来的食物送到她的嘴边,努力地说服她尽量地吃上哪怕一点点食物。

就这样,季娜强撑着硬挺了下来,闯过了日本宪兵严刑拷打这一关。但是,日本人不愿意轻易放过这个盯了一年多的线索。一天,季娜被传唤到了审讯室,那个懂英语的日本军官没有马上让手下的人动用刑法。他从保险柜中取出了一瓶香槟酒和两个高脚杯,然后在杯子里斟满酒。他把一杯酒放到了季娜面前的桌上,自己拿着另一杯,慢慢地踱到窗前,端着酒杯,凝视着杯中泛起的泡沫,背对着季娜,久久地沉默着。

突然,这个日本军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战争!”他轻轻地开了口,“一切都是因为这场无聊的战争。”又是短短的沉默。“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想你一定还在上学吧?”他看季娜没有回答,接着又说了下去。“战争前,我大学刚刚毕业。英文专业,分配在外交部。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我本可以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现在的敌对国家中去当外交官、记者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来到这混乱的中国,做这种让文明人不齿的事情。”

季娜依然沉默着。

“不过,我很不理解,”这个日本军官接着又说,“我到中国是出于无奈,你作为一个欧洲人,这样为中国人工作也太不值得了。我们日本和你们欧洲国家一样,都是文明社会,在对待中国人的立场上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只要你同我们合作,告诉我们你在上海的联系人,交出密码,我保证你不会受到任何的牵连,仍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上海或回国去上学。”

“你说得不错,”季娜终于打破了沉默,“我也十分希望这样。可是我的确是个普通的无线电爱好者,根本就没有你所说的联系人和密码。我能够说的只有这些了。”说完这些话,季娜再也没有开口。

“这样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会讲英语的日本军官再一次把季娜交给了审讯室。接着,又是一次又一次的昏厥和一次又一次地被凉水浇醒。

1942年12月20日,在上海的日本军事法庭审理了“英国公民艾伦·蓓薇”的间谍案。季娜被判处了六年的有期徒刑。在法庭上,季娜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

季娜并没有在上海的监狱中住满六年。两年半以后,日本战败投降,季娜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所有难友一起,被中国军队从日本人的监狱中解救了出来。在季娜获释三天后,她就同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同年,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后来建立的日本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曾经审讯和拷打过季娜的日本宪兵都受到了应有的审判。

〔责任编辑 君 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