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档案告诉未来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30多年。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那段“史无前例”的动荡岁月到底还有怎样的印象?那段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正如巴金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初衷是“不让历史重演”, 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陈小津希望,他的回忆能够对那些不甚了解这场浩劫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帮助。“使他们再遇到大风大浪时,少一些单纯、多一些思辨,少一些惊诧、多一些党性,使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

5月底,北京市档案馆首次对外公开“文革”期间的档案,正是为社会公众通过公开途径了解那段历史,打开了一扇窗。

印度莎丽:正在消逝的艺术

随着印度的现代化,作为传统女性象征的莎丽失去了人们的喜爱。在冬天,德里盛大聚会和婚礼的高峰季节,女人们依旧披着莎丽。但时髦的年轻女性更喜欢穿由动力织布机织就、设计师设计的莎丽,而不是手工的丝质莎丽。有位女士说,在她的朋友圈子里,她是唯一还穿莎丽的人,这种传统服装正渐渐消逝。

印度手工丝绸业市场受到大量廉价传统丝织品和莎丽复制品的冲击,毫无招架之力。即便在莎丽很受欢迎的印度南部,莎丽生产商的日子也不好过。2004年莎丽的销售额是4000万美元,到了2008年,骤降为1200万美元。纺织合作社的数量也大幅度减少。最著名的莎丽商店,比如Nalli,与合作社签了合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离开这个行业。

年轻人轻易地抛弃了莎丽,她们开始买自己的车、租住公寓,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穿着西式正装的女人比穿着传统服装的更有权利。也许,印度女性的真正独立意味着她们可以穿任何自己想穿的服装,而不用担心别人怎么想。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成功地预言了全球金融危机。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他的著作引用率是最高的,但他在美国公众中的知名度并不高。而在欧洲、亚洲和拉美,人们却把他看作超级明星,一位现代的预言家。在中国,他也非常受重视。

亚当·斯密以来,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由市场总是最有效的。而斯蒂格利茨领导的经济学派发展出复杂的数学模型,否认这一观点。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表明,如果交易各方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那么市场就会出现问题,给某一方带来不公正的利益。例如,在次贷丑闻中,抵押借贷机构和华尔街衍生产品交易商压榨那些掌握很少信息的人。

斯蒂格利茨的成长经历赋予了他社会良知,他同情弱势群体。在麻省理工学习的时候,他意识到,如果“看不见的手”总是正确地指引人们的行为的话,那么失业和贫穷就不应该存在。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超越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奥巴马在某些地方还是赞成他的观点的。

货币宽松到何时

全球金融风暴扫荡之后,当世界各国还在舔舐伤口时,中国的资产市场早已开始了一场令人忐忑的盛宴。对于这次并无经济复苏基础的繁荣,人们既不情愿错过,又唯恐泡沫难免破灭,兼有火中取栗般的兴奋与不安。

投资者敏感地捕捉着任何政策变动的蛛丝马迹。支持当前资产盛宴的,是上半年7.37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更是其所代表的政策取向。人们谈论着再度飙升的房价可能招致的民怨,谈论着央行重启的央票发行、银监会更为严厉的监管要求,也谈论着各地各种形式的融资狂潮及其利弊。这关系着逐利者的风险,也关系着中国更为深远的经济前途。

中国经济要避免重蹈覆辙,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相机尽早退出,是一个先决前提。全国人大财经委在7月15至16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上,已经提出建议,下半年在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应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微调,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特别提出,要防止“货币信贷超常规增长可能引发的通胀风险和金融风险”。

《闪亮的日子》

(美)比尔·布莱森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比尔·布莱森,世界最优秀的专栏作家之一,他的每一本书都招人嫉妒。在回忆童年的《闪亮的日子》里,这个爱翻故纸堆的美国大胡子尽兴地显摆自己作为孩子所享有过的自由,就连在感伤怀旧于那些已然不存的景观——大片农场、小商铺、汽水屋、乡间电影俱乐部,这些东西让我想起集体合作社时期的中国,貌似那里一度也洋溢着“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人才拥有的乐观主义”——的时候,仍然可以通过文字看见他嘴角余波未消的笑纹。

“动物系列”:《熊》

(英)罗伯特·比德著

三联书店

在谈到如何对待动物的问题时,可能人们还会想起诺亚将万灵救上方舟的美谈:耶和华不容置疑地授予人类以统治者的地位。地理大发现以来给人一个印象,即只有那些未开化的民族才会与动物为邻,甚至奉之为神明,而大自然对文明人而言只有被“征服”和利用的价值。现在我们承认这种论调的大谬不然。《熊》的作者罗伯特·比德说,自有人熊往来的时代以来,人对熊的需要就远甚于熊对人的需要,其实刨除那些寄生人体的微生物,又有哪一种鸟兽虫鱼不是如此呢?

《少女的坟墓》

(美)杰夫里·迪弗著

新星出版社

花上两个夜晚的时间仔细读完她的小说,你会发现迪弗绝不仅仅是为大片提供素材、坐等导演和编剧登门拜访的畅销书作家,他的每一本书里都可能有关乎政治、宗教、历史、社会现实的解剖,有背负特定身份的个体在特殊环境下遭遇的两难抉择。《少女的坟墓》里,人质谈判官亚瑟·波特需要在五名人质中选出一人让歹徒释放,他想到:“他是在给四名人质签发死亡许可证。”这类伦理难题正是迪弗作品里最不同寻常的闪光点,有时比曲折的情节构设更让人印象深刻。

敲打法律的文学

文/墨斗

“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观点。他只是怀着无比的同情参与人类生活……”乔治·桑塔耶纳如此评价查尔斯·狄更斯。西班牙人桑塔耶纳在伦敦浪迹多年,彻底融入了狄更斯笔下的雾都风景,这句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他从文学大师的嬉笑怒骂之中看出了本质上的关怀。

他看到了最直观的物质环境,《匹克威克外传》中法官助理的办公室光线昏暗,墙壁颓败,等待见法官的和见过法官的人相互激烈争吵;《远大前程》里巴纳德律师会馆远没有听起来那么光鲜,“只不过是几幢肮脏、破旧的房子,胡乱地丛集在一个又腥又臭的角落里。”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辩词与判决放在这些场景前就成了讽刺,人们不一定会放弃对法律神圣性的信仰,但一定会改换一种眼光。接着是司法的客观后果,如《荒凉山庄》里约翰·贾迪斯所言:“一个姓贾迪斯的人,不幸发了一笔大财,写了一个有着大宗遗产的遗嘱。就为了解决应该怎样处理遗嘱中的遗产这样一个问题,这笔遗产竟然全部给花光了。”文学家如是概括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对比起来,所有的法律人——包括法学家在内——都成了理论、程序、规则的审美主义者甚至唯一受益人,这行业所谓的社会价值也因而打上一个问号。

但这不是什么“揭黑”行为,就像西方许多关于司法、法官和律师的笑话所显示的那样,西方法律体系,尤其是英美法,对于形式公平近乎偏执的追求一直在让社会承受负担;而日久天长发展出的一个规模庞大的职业法律人群,靠替人调处、解决争端并抽取佣金为生,他们身上“唯恐天下不乱”的色彩是与普通个体追求“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之善相冲突的。无数笑话嘲笑律师弄穷了委托人却充实自己的腰包,它们与狄更斯的小说实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个体怀有同情的人的讽刺,是一种转换视角后的辛辣敲打,而非对现实、对一种来之不易的制度的简单否定。

桑塔耶纳说,和狄更斯相比,边沁、穆勒这些同时代的英国人“善谈大多数人的福祉……倘若他们能有那等智慧,能想象得出芸芸众生会把他们的幸福寄寓于什么之上时,他们那纸上谈兵的对人类的爱该会冷彻骨髓吧。”理论家疲痹怠慢的地方,亦正是文学家身手不凡之处。在狄更斯的笔下,英格兰这个法治社会之“恶”是个让人深感同情的现实,是个神情忧伤的怪物,我们越是长久地注视它,就越为它感到痛惜;与此相似的就是庸俗——市貌、职业的庸俗,没有伟岸的英雄、高尚的人,只有开始涉世的孩子、埋头逐利的成人、满怀私心杂念的公务员和良知未泯的贼。

律师执业经历为狄更斯写司法故事提供了素材,但或许,是被剥夺继承权的不幸命运给他注入了针砭法律现实的原初动力。霍尔兹沃思主要从前者出发去狄氏作品里寻找案例,却无暇去考察作家对百姓的法律认知进行的精妙记录。且看《奥立弗·退斯特》里的这段喜剧:邦布尔先生的悍妻销毁了首饰,布朗罗律师指出,销毁行为是在邦布尔先生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从法律的眼光来看,两人之中你的罪责更大,因为法律认为你妻子的行为是受了你的指使。”

“要是法律这样认为,”邦布尔先生一边把帽子夹在两手之间使劲地搓一边说,“法律就是一头蠢驴,一个白痴,如果这就是法律的眼光,那么法律一准是个单身汉。我宁愿法律落到最坏的下场,只有亲身体验过了,睁开眼睛了,才明白丈夫能不能支配妻子——这要靠亲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