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2009年7月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发生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引起了人们对“疆独”势力的高度关注。今天,“疆独”组织已经成为寄生在新疆社会中的一颗毒瘤。

“双泛”思潮在新疆的泛滥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从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新疆就成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协作,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新疆分裂主义势力并未消失,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疆独”势力时有抬头。这股分裂势力主要是“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企图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或者“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6世纪至8世纪中叶,突厥族逐渐进入我国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上自西魏下至隋唐的各朝代,发生了多渠道、多层面的广泛交往。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8世纪中叶,东突厥被回纥人(即维吾尔族的祖先)所灭,西突厥则被唐朝所灭。西突厥的后代迁移到小亚细亚半岛,后来建立了奥斯曼伊斯兰帝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一词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斯坦”则是“地方”、“地区”的意思。

19世纪末,在西亚和俄国先后产生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简称“双泛”思潮。1883年至1884年,阿富汗人加马尔丁·阿富汗尼提出“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乌玛),在哈里发的领导下反对欧洲殖民者,直到取得独立。“泛突厥主义”发起于俄国境内的鞑靼知识阶层,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通过教育和语言改革,将操突厥语的民族团结起来,复兴突厥民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产生后,很快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接手篡改,转而成为具有强烈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思潮,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所利用的扩张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双泛”思潮传入新疆,南疆成为渗透的重点地区。但是,受到了当时中国新疆政府的大力压制,一些代表人物,如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族人麦斯武德,被驱逐出境流亡国外。上世纪30年代初,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主义”者又回到中国。他们将不规范的地理名词“东突厥斯坦”政治化,编造了一套“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于是分裂分子都打起“东突”的旗号活动。

帝国主义对“东突”的支持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起,为了在回教国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英、德、日、土耳其、沙俄等国均为了各自的目的,扶持过“泛伊斯兰主义”分子和“泛突厥主义”分子。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新疆,自然也不例外。

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东突”势力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下,多次制造动乱。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掀起暴动。他们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公布了“政府”《组织纲领》、《施政纲领》以及所谓“宪法”和“政府”成员名单。英国为达到在这一地区与苏联相对抗的目的,大力支持“东突”分子。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汤姆森·格洛弗屡次建议英国政府,对新成立的“共和国”给予实际的同情与援助。除英国外,日本、土耳其、阿富汗、印度等国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分子也不甘寂寞,千方百计渗透进南疆与“东突”分子相互勾结。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后,引起了苏联政府的高度警惕。针对南疆的失控局势,苏联政府曾警告中国政府:“倘若中国管理新疆,我们不去过问;但如果你们听任其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话,那我们必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恰在此时,新疆的盛世才政权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出兵,击溃了其主要对手马仲英集团。1934年2月6日,马仲英在败走南疆时,消灭了成立才三个月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新疆历史上的第一个分裂政权虽然短命,但是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苏联红军进入新疆后,铲除了马仲英在南疆的残余势力,“东突”运动的主要人物也逃亡国外。穆罕默德·伊敏卖身日本,通过日本驻喀布尔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由东京提供军火和经费,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尽计划”。他又提议,日本可选择直接出兵新疆的方案,并保证随着日本进入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发起的武装暴动会“骚扰后方,援助日本军队的推进”。一旦在日本支持下实现新疆独立,将给日本以特别的经济和政治权益,这实际上要使新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而日本在推行大满蒙计划的同时,也策划在中国新疆建立伊斯兰国。为此,日本收留了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阿卜杜尔·海米德二世之子,准备让他出任新疆独立后的首脑。抗战时期,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东突”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国活动。

1944年8月,在盛世才政权垮台后,新疆爆发了“三区革命”(即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地区)。革命初期,狂热的泛伊斯兰主义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窃取了领导权,担任了在伊犁自治州伊宁县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主席”,宣布“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的专制统治”。1946年6月,逐步掌握了“三区革命”实权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领导人,撤销了他的职务,将所谓的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分裂势力受到致命打击。1946年7月1日,经苏联居中调停,三区革命领导人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签订十一项和平协议,成立联合政府,张治中任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任副主席,并逐步纠正了一些包括分裂独立在内的错误。

反民族分裂斗争的初步胜利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分裂主义分子麦斯武德被关押,而穆罕默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则闻风而逃。“东突”分裂运动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因此绝迹,1950年到1958年间发生过10多起暴乱。

新疆和平解放之初,分裂分子阿不都拉大毛拉在伊犁秘密建立了“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并派人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喀什、阿山(今阿勒泰)成立分支机构。该党伊犁组的负责人是驻疆解放军第5军伊犁城防营排长热合曼诺夫,他密谋于1950年7月26日在伊犁发动叛乱。当地驻军得知情报后,迅速借调防之机,收缴了企图叛变部队的枪支,并逮捕了热合曼诺夫,粉碎了暴乱计划。然而,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分裂分子乘机造谣煽动,昭苏县解放军第5军部分驻军呈现不稳定状态。8月18日,驻军人员伊德利斯·奴尔派斯串通区、乡长及少数基层军官共36人发动暴乱,被闻讯赶来的解放军平息。1951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对新疆工作做出指示: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要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在群众教育方面,要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要区别大土耳其主义(即“泛突厥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加强外来汉族干部和本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和培训。

7月中旬,新疆军区党委发布命令,要求在第5军开展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政治整军工作,清除内部的里通外国分子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潮的影响。10月,新疆省人民法院伊犁分院,对从事分裂叛乱的热合曼诺夫、伊德利斯等首犯,进行巡回审判后正法。1952年2月13日,伊犁军区公开宣判了一批已逮捕的分裂势力的首恶分子,公布他们的罪行,号召各族人民积极检举揭发。这一系列举措,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分裂主义斗争的高潮,各族人民都受到了教育。

而在南疆地区的反分裂斗争,实际上是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遗留下来的残余势力作斗争的继续。根据穆罕默德·伊敏等人出境前部署,以和田、墨玉的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为首的分裂势力,企图利用和田地处边远,解放军尚未进驻之际抢先建立分裂政权。但是解放军第2军第15团,从阿克苏沿和田河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赶到和田,挫败了分裂势力的阴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穆罕默德·伊敏乘机加紧与新疆境内的分裂势力联络。南疆潜藏的分裂分子多次聚会,密谋暴动,并确定首先由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在和田暴动。由于当时和田群众正在开展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同时我公安部门也侦获分裂势力的暴乱计划,分裂阴谋被打乱。但在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至1957年间,由穆罕默德·伊敏策划、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具体实施的暴乱,就在南疆发生了五起,妄图恢复昔日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新疆省政府在平暴中,始终实行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防范为辅的政策。如1954年12月的暴乱,最初聚集了墨玉、和田、洛浦等地的6000余名群众,后在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大部分人离散,只有约300人参与暴乱。而这300人中,经过教育多数人也纷纷向公安部门自首。

分裂势力活动再度抬头

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后,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便与苏联串通,阴谋依靠苏联的支持,再次制造分裂事件。苏联驻新疆的外交机构,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以及人民生活中出现的暂时困难,进行挑拨、分裂性宣传,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中亚的阿拉木图和塔什干电台,每天使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对新疆展开反华宣传,鼓吹“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煽动维吾尔族“民族自决”,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

在苏联的煽动下,1962年初新疆伊犁、塔城等地区,发生了大批居民逃往苏联的事件。截至5月底,逃往苏联的中国公民累计达6万余人,造成的损失累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同时,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伊宁发起了叛乱。5月29日,暴徒们挟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大楼实行打砸抢,并夺走近千份重要文件,后又向自治州党委办公大楼发动冲击。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公安人员在对冲入州党委院内的少数暴徒鸣枪警告无效后,给予了坚决打击,暴徒逃散,骚乱平息。

此后,伊犁方面封闭了边界,取缔了苏侨协会。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转入地下活动,先后出现过“东突厥斯坦独立斗争同盟”、“东突厥斯坦青年救国军”等以分裂新疆为目的的政治组织。

“文革”爆发后,新疆民族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人,建立了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宣称该党现阶段的纲领和任务就是依靠苏联,实现“新疆独立”,建立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他们利用“文革”的混乱,把组织系统发展到全疆12个地州市和22个区级单位,秘密发展人员1500余人。该党还先后12次派人到苏联、蒙古,乞求军事援助和军事顾问。苏联间谍机关曾多次派遣特务携武器、发报机和活动经费潜入新疆,与该党联络。

1969年8月20日,“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在南疆的喀什市和麦盖提县发动暴乱,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在暴乱分子向边境运动时,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击毙首领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其余均被俘获。在掌握充分证据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自治区革委会责成公安保卫部门,在全疆范围内依法对该分裂集团组织进行清理和处治,至1970年3月破获全案。据统计,全疆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其中确定为该党成员者1165人,依法惩治230人。

新时期对分裂势力的斗争

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的艰难阶段,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趁势露头,在南疆喀什、叶城等地利用宗教煽动群众闹事。而自治区个别领导在执行民族区域政策上产生了某些偏差,有人错误地提出要大批汉族干部退回内地,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错误言论也流传起来,一时人心浮动,全区形势出现新的波动。

1981年8月,邓小平对新疆进行视察。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新疆的根本性问题是搞共和国还是搞自治区的问题。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是自治区。法律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

从1983年起,自治区把每年的5月作为民族团结教育月,年年广泛深入地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以及民族基本知识教育。在80年代中后期,新疆没有再发生大的分裂活动。

进入90年代,在境内外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新疆的分裂活动呈上升趋势。1990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直接策划和组织了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的分裂恐怖暴乱,该党头目则丁·玉素甫宣称,为建立“伊斯兰王国”,要打10年恐怖战争、10年游击战争和10年正规战争。4月5日,则丁·玉素甫领导的“回教敢死队”发动武装暴动,企图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奉命在全疆范围内迅速组织了24个民兵团,共7.4万人的应急部队,并命令驻喀什垦区的农三师出动民兵参加平暴。第二天暴动即被粉碎。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发生的分裂武装暴动中最为严重的一次。

1990至1999年10年间,新疆共发生影响较大的分裂性政治骚乱四起,南疆和田地区与北疆伊犁地区各两起。其中,以1997年2月5日伊犁地区所辖伊宁县发生的“2·5”分裂骚乱性质最为严重。暴动中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一些商店和车辆被烧毁。这是从1962年以来,在伊宁发生的又一次大规模分裂暴力行动。关键时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上级指示,命令驻伊犁垦区的农四师出动力量,对暴乱分子武装镇压,仅用一天就完全控制局面,平息暴乱。

90年代后期,新疆有组织、有纲领的分裂政党和分裂团伙案急剧上升,1998年前后是最猖獗时期。据统计,1998年全疆共破获分裂政党和团伙组织195个,涉案人员1194人;1999年破获案件76起,涉案人员1650人。这些分裂主义组织均与境外的“东突”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90年代以后,新疆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还呈现恐怖主义的特点。事实上,“东突”分裂组织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东突”恐怖组织,得到了臭名昭著的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的暴力恐怖事件。自1997年起,新疆公安部门集中警力,对境内恐怖主义活动展开严厉打击。至2000年,已基本遏制了“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的活动,各类暴力恐怖发案率明显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显著好转。

但是,由于国际反华势力和境外“三股势力”的支持,新疆境内的分裂主义分子绝不会偃旗息鼓,反对分裂势力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

编辑:韩铁马hjcf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