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霆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从语言变革开始的，正是五四白话运动导致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迅速成功并使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而确立下来。语言即思想、思维、文化和精神，五四白话运动中形成的国语即现代汉语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特征。中国新诗在五四白话运动中诞生，因此五四新诗运动又被称为白话诗运动。但是需要明确，“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是互动的，五四白话运动需要通过新的文学载体来显示自身现代转型的实绩，其成果是通过新文学经典作品最终予以确立和固化的，因此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又推动了五四白话运动。五四先驱者鼓动的新诗运动本身是五四白话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在多个层面上推动五四白话运动健康发展。

白话正宗论和白话作诗论

晚清白话运动大张“宗白话而废文言”旗帜，但在白话和文言问题上却抱二元态度。如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虽倡白话为本，却仍用文言文体。其论“白话之益”，重在“智国”、“智民”，还是局限于“只要求在文言的统治之下，给白话一个位置”，文言是上层阶级的专利，是现行语言的主体，白话仅是下层启蒙的工具，试图利用白话的通俗易懂来更好地向下层社会启蒙，服务维新。正因为如此，尽管晚清白话运动规模巨大，但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却没有成功，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新文学运动。梁启超论诗界革命中的“新诗”要素，其中包含着“以古人之风格人之”，黄遵宪等肯定杂谣体、歌体诗以及倡导民歌体，基本共识还是这些诗歌是俗体，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维新的政治宣传。而五四白话运动则坚决地主张白话一元，白话是文学语言的正宗。正如陈独秀在1917年给胡适信中所说：“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于是，白话正宗的白话运动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白话运动的性质而具有了现代意义。对于这种转变，蔡元培的概括就是：以前“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周作人对此的说明是：晚清的白话是把文言翻译成白话，五四白话则是“怎样说便怎样写”；晚清白话是文言的辅助，五四白话则是对文言的取代。这种区别是正确而重要的。

白话正宗论推动了新文学运动包括新诗运动的发展，同时，新文学运动包括新诗运动力倡白话作诗写文又保证了白话正宗论的落实，尤其是先驱者是结合着新文学的提倡来反文言、倡白话。正是基于对诗坛文白二元的不满，胡适誓作白话诗的尝试，力争白话诗的正宗，这在胡适《尝试集》自序中说得十分明白。据胡适说，“民国四年八月”，他在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中“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但已经提出“文言是半死之文字”，“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由“死文宇”和“活文字”引出“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他同叔永等朋友的一场争论。针对胡适的白话入诗主张和实践，梅觐庄在来信中明确地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叔永在来信中也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小说、演讲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梅觐庄和叔永的话都没有全部否定白话，只是认为白话仅能用于小说、词曲、演讲之类的写作，是一种俗体文字，而诗文历来是中国士大夫的文体，则还要用文言，否则就是“眩世人之耳目”。这充分显示了晚清白话运动的特点，即在文学创作上的文白二元论，文言和白话呈现着两种价值趋向，两种文体等级。面对于此胡适清醒地认识到：“白话文学在小说词曲言说的几方面，已得梅任两君的承认了。觐庄不承认白话可作诗与文，叔永不承认白话可用来作诗。……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由此胡适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并自述梦想中的文学革命，其中两条是：“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这是打破文白二元论的革命态度，也是提倡白话诗开启白话诗运动的宣言，在这同时，胡适明确他表示：“吾志已决，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从而开始尝试白话新诗。胡适试验的目标指向是白话新诗占据诗坛，白话成为整个文学语言，即“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堡垒，还须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了，所以我当时打定注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堡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作白话诗。”胡适等人尝试白话诗，推动了中国新诗的诞生。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随后白话诗大量出现，章士钊说适之之学者“以为今人之言，有其独立自存之领域，而其所谓领域，又以适之为大帝”，讥刺的语言透露出胡适尝试白话诗的影响。

在新文学发生期，足以引起反对派张目和口实的要以白话诗为最，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能够取得成功同白话诗能够占领诗坛关系重大。俞平伯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1919)中分析了当时反对白话诗的对象，大致一类是一班“遗少”和“国粹派”，一类是有外国文学知识背景的“中外合璧的古董家”，一类“不攻击新诗，是攻击做新诗的人”。这就充分说明，白话诗有了尝试以后，其成立还有个艰苦的过程，其间需要解决的课题是白话诗合法性的社会认同和形象性的自我塑造。胡适等创作了最早的白话诗，但白话诗合法性的确立和形象性的塑造却有待更多诗人共同努力。尤其是在随后的白话诗形象的塑造过程中，除了新与旧的历史冲动价值标准外，还有诗与非诗的价值标准，正是两种价值标准的双重变奏，白话诗终于在诗坛替代文言诗占据统治地位。面对时代课题，新诗运动倡导者付出了艰苦努力。一是创作了大量的白话新诗，正如胡适所说“白话诗的实验室里的实验家渐渐多起来了”，使白话诗真正出现了堪与旧诗抗衡且在抗衡中愈显茁壮成长的局面，迎来白话新诗创作的繁荣；二是新文化运动的报刊杂志，争先恐后地发表新诗，同旧诗争夺势力范围和发生空间，形成自足的传播空间，“报纸上所载，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连《礼拜六》也登过新体诗，从而打破旧诗统治地盘；三是继续鼓吹白话诗理论，如《尝试集》出版时胡适和钱玄同分别写了序言，揭示白话文学整体背景，揭示其发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辩护白话诗的历史合法性，反击反对白话诗的言论，如刘半农的《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俞平伯的《白话诗的三大条件》、胡适的《谈新诗》等阐明白话诗体的基本特征，

宗白华、田汉、康白情等给新诗命名，都在完成白话诗形象的自我想象；四是反思白话诗创作，在确立白话诗合法性过程中谋求其自身的进步，如俞平伯就明确地说：“要新诗有兼顾的基础，先要谋他的发展：要在社会上发展，先要使新诗的主义和艺术都有长足的进步，然后才能够替代古诗占据文学上的重要地位。”在反思中推动白话诗的不断进化。通过种种努力，白话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方面，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标志性符号，显示了白话成为新文学语言正宗地位的重要实绩。五四时期，文白争论最终以白话取得胜利而告终，白话不仅成为诗文也成为全民交际语言，其中新诗运动功不可没。

语言本体论与诗体解放论

晚清白话运动的语言观，大致可以用工具论来概括。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到语言文字与人的关系：“语言文字，出于人为耳，无体不可，但取简易，便于交通足矣，非如数学、律学、哲学之有一定而人所必须也，故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所谓“出于人为”，似乎肯定了“语言文字”与“人”的同一关系，但事实上康有为的“人为”强调的是语言文字的性质是单方面由人所决定的，是处于被动和从属的那种被人决定并被人利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上，语言文字已经沦为单纯的工具。吴稚晖在与章太炎论难的《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中，把这语言观说得更明白，即“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这种工具论，成为从晚清到五四白话运动的思想指导。语言工具论，在晚清是把白话视为思想启蒙、宣传革命、开通民智的工具。晚清白话运动在为白话争地位，但那是出于资产阶级维新需要而推行的文化普及运动，主要是解决文言在表达和理解上的障碍问题，其实就是使文言通俗化的问题。在晚清，梁启超把小说推向了文学正宗，其理由极为简单，即“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五四白话运动从理论常常也认为语言是传达感情、交流思想的工具，但是在实践中却接触到本体论的现代语言学本质。主要表现在：第一，胡适在倡导文学革命时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这里似乎仍在强调语言工具论，但其要质是表达革命思想，五四白话与晚清白话只是在语言作为在工具层面上相同，而在语言作为思想的层面上则根本不同。五四白话运动是新文化运动，而不是文化大众化运动。五四也开启民智，但不是把传统的用文言表达的封建思想翻译成白话，而是创造性地用白话表达新的思想，新思想是五四白话更为重要的本质。傅斯年一方面说语言是工具，另一方面又认识到语言本体陛：“我们在这里制造白话文，同时负了长进国语的责任，更负了借思想的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责任。”这里明确了五四白话运动的思想革命性质。第二，晚清人士认为语言是工具，白话和文言各有所用，都可以用来表达现代思想；而五四人士则认为不能再用已死的文言作工具，而要用“活语言作新的工具”。周作人用实例说明五四提倡白话的动机，再也不是“为一般没有识字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而是“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这里体现了新的语言本质观，语言变化的本质是思想变化。第三，五四人士认识到旧思想和文言文之间的联系，钱玄同说，中国文字“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五四人士已经认识到新思想和白话之间的关系。胡适说，时代变化太快，新事物太多，新知识太复杂，新思想大广博，文言无法应付这个时代，“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以上结合五四时代课题揭示了白话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晚清白话运动，因为没有认识到语言在深层上与思想或维新之间的关系，因而不是思想运动，而是单纯的语言工具运动，是宣传和普及运动，所以没有导致文化变革和文学的现代转型。五四白话运动由于揭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揭示了现代思想与现代白话之间的联系，揭示了白话运动与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因而实现了白话运动从宣传工具到语言本体的根本转变。五四白话运动和思想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机结合着的。它改变了五四白话运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五四思想革命的性质，这种结合实际上把白话运动变成了思想革命，把抽象的思想革命变成了具体的白话运动，正是这种结合中国文学发生了现代转型。

五四新诗运动是在从工具到本体的语言观转变基础上沿着正确轨道前行的，因而是五四白话运动的重要成果；同时也要看到，五四语言本体观的提出、成形并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思想指导始终得到新诗运动推动。早在五四前夕，胡适等人就文言与白话、旧诗与新诗、活语言与死语言、活文字与死文字等展开争论，就是在这种争论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新的语言本体观。胡适等所提倡的白话即是五四期的“国语，是语言体系，废文言不是废文言的字和词，是废文言作为语言体系，不是废文言作为工具系统，而是废文言作为思想系统。胡适的新诗革命是从形式着手的，但其指向却是内容的，他明确地说，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他的论断是：“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这就把语言形式与思想精神结合起来思考新诗革命问题，成为新诗运动的理论指导。胡适等所处的是一个现代转型的激烈变动期，其尝试白话写诗，是不满中国传统诗歌，而这种不满不仅是其语言形式，而且是其思想内质。刘半农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中指出，由古典诗歌形成的虚假诗风，“不知不觉与虚伪道德互相推波助澜，造出了不可收拾的虚假社会来”，成为维系封建社会制度的罪恶源薮；新诗则反其道而行之，要突出“真”字：“作诗的本意，只须将思想中最真的一点，用自然音响节奏写将出来，便算了事，便算极好。”这是五四新诗运动的价值追求，其提倡的白话实质上不只是语言形式，同时也是思想本体，文学的作用不只是具有诗体形式的改良意义，更具有思想内容的革新意义。这种价值追求直接呼应着五四白话运动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本体论。五四白话运动之所以能够超越语言工具论束缚，其实是同新诗运动中这种自

觉的推翻旧诗提倡新诗的价值追求相关的，其根本价值是自觉地把语言与思想结合起来，因而本身就超越了晚清诗界革命而具有现代意义。

五四新诗运动不仅提出了现代价值追求，还提出了达到这种追求的途径，这就是“诗体解放论”。胡适对诗体解放论的解释是：“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的可能性。”这里说的是如何作白话诗的方法，就是要写出真正的白话诗，就要打破旧诗形式的束缚，因为旧诗形式不合语言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这种理论存在偏颇，但却是彻底的语言本体论观点，正是诗体大解放的实施，迎来了胡适自称的真正白话新诗的诞生。由此出发，胡适形成了“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较好地将诗歌形式革新和精神革新有机结合，后来他又把八事归结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把这四条同五四期胡适等推动的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可以认为，新诗革命主张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语言工具论，把诗的语言革命与诗的思想革命统一了起来。这种主张同晚清诗界革命倡言俗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五四白话诗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五四诗歌的白话与传统诗歌的文言的矛盾是新与旧的矛盾，而不是懂与不懂的矛盾。如沈尹默的《月夜》如下：“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棵顶高的树并排着，脚没有靠着。”这首诗使用了白话，使用了四个“着”字结句，读来有着惊世骇俗之感。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白话同诗的思想有机统一，诗暗示了五四时期流行于青年人中的一种不畏强暴而追求人格独立的情怀。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时代主题。鲁迅在小说《伤逝》中，通过为了婚姻和精神自由而反抗旧礼教束缚的子君说的一句名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用逻辑性语言表达的思想，沈尹默用白话诗的语言，给予更富暗示力量的表达。康白情称赞该诗‘具备新诗的美德”，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梅觐庄等反对胡适把文言称为死文字，把白话称为活文字。周祖谟批评胡适“把白话和文言割裂成为两种毫无关系的对立体”；其实，胡适并非没有意识到白话与文言的连续性，他只是通过激进的语言，使白话运动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文学的国语与国语的文学

晚清白话运动所说的“白话”，指的俚言俗语，是“口语”。因此，倡导白话的选择是“言文一致”。黄遵宪在21岁时作《杂感》诗，表达了对“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现象的困惑，提出了“我手写我吾口，古岂能拘牵”的主张。晚清人士把言文合一作为目标追求，包括两个方向：一是提倡同日常口语、文学俗体相一致的白话，二是造音造字，推动国语运动。以上两个方面运动，都对五四白话运动起着积极推动作用，但都归于失败。五四白话运动同晚清的国语运动和白话运动是衔接的，因此“言文合一”的目标指向也曾经激励过五四人士。胡适在1916年同友人争论中，曾用“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论述过文学革命规律，基本主张也是言文合一；后来的钱玄同提出用世界语来代替汉字，作为国语来写文章，后又主张汉语用罗马字母拼写。但同人多有异议，倾向性意见如胡适所说：“必须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文字”。可见，言文一致在其时就具体表现为白话正宗的主张。但是，这种主张难以实践，转机出现在1918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这篇论文中，胡适把国语运动和白话运动综合起来，他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略。”这就在更高层次上发展了“言文一致”的思想，从而确保了五四白话运动的成功。胡适提出“先须有‘国语的文学，然后可有‘文学的国语”，体现着创造新国语和新文学的统一。晚清白话运动仅将白话视为启蒙工具，并把白话等同口语，而且是简单粗糙的工具，没有意识到它的文学可能性，没有把它同文学联系起来，因此只求通俗易懂，缺乏审美品格，缺乏文学意味。胡适提出创造“文学的国语”，肯定白话的文学价值，提高白话自身的审美品格，创造一种新的书面语言，要求将白话从“引车卖浆之徒”的手里提高到大学学术和文学的殿堂之上。胡适明确地宣布：“我们以为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日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现状，非用白话不可。”因此，胡适要求有志造新文学者，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写学堂讲义，都用白话来做。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倡白话，就把白话文运动同新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新思想运动有机结合，推动了现代汉语的成形，也推动了现代文学(新诗)的诞生。

对于“国语”，胡适认为“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国音筹备会所规定的作标准”，而是以新文学的语言作标准，即文学的国语。新的语言体系的确定，必定是依赖于一些具有原创性质的元典作品，古代汉语是由四书五经这些中华元典性质的著作所确定的，作为国语的现代汉语也要通过自己的元典作品来确定，这就是由五四期的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田汉等人的现代文学优秀经典作品奠定的。李欧凡认为‘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在文学的国语创制过程中，与“国语的文学”互动发展，取得重要实绩。语言的现代性是构成新文学现代性的深层基础，新的语言体系改变了文学的内容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精神；在这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包括新诗的创作为国语的语言体系包括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的双向运动中，胡适的《尝试集》中一批白话诗陆续发表，到更具现代语言和思想色彩的《关不住了》诞生，胡适认为新诗的纪元已经成立。刘半农、沈尹默、康白情、俞平伯以及紧接着的郭沫若等人的新诗陆续发表，宣告了中国诗歌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中胡适和郭沫若的新诗成为五四白话新诗的经典作品，为文学的国语提供了基础。胡适和郭沫若的白话新诗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语言程式和精神品质，采用自然节奏的理论指导，同传统的形式节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白话新诗和文言旧诗之间划出了明显界限，从而从语言形式和思想品质上开辟了中国诗歌现代

发展道路。如胡适的《关不住了》是一首抒情独白诗。从句式看，运用了纯熟的散文语言，体现了以文为诗的理论主张，突破了传统的韵文诗语的束缚；从词语看，基本用口语写成，如“人家”、“生生的饿死”、“街心”、“有点醉了”等，都是鲜活的词语。从节奏看，采用了自然语调节奏，体现了“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理论追求，整个诤隋的进展呈现了顺流单线状态，读来自然流畅。诗人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突破了传统诗歌的文人化和贵族化的文言，在诗的散文化和白话化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诗在内容上体现了现代精神，通过描述政治伦理与自然人性的冲突，描述爱情作为人性对道德的胜利，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自由”不是中国传统的基本内涵，形式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体现了新诗现代性。同样，郭沫若在五四期的诗歌，同样体现了精神和形式的新追求，闻一多就这样指出：“若讲新式，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地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胡适和郭沫若的新诗为五四白话文学提供了范例。

需要补充的是，最初的白话诗语远非完善，尤其是新诗发生期核心诗学观念是诗体大解放，包括以文为诗的散文化和冲破韵语的自由化等要旨，因此存在着大量非诗甚至反诗因素，这些因素同样表现在诗语层面，“大白语”就是时人对新诗的讥讽。那时的胡适对白话的“白”有个解释：“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白话也就是俗语；“白”是洁白的白，明明白白，白话要明白如话；“白”是黑白的白，白话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浮饰的话。十分明显，依靠这种白话来作现代诗语是难以争取新诗光明前景的。因此，初期诗人开始反思新诗语言，如俞平伯就认为：“新诗尚在萌芽，不是很完美的作品”，要求人们去更好地掌握工具。俞平伯说：“新诗现在虽很幼稚，却大有长成的希望；虽不很完美，却可以努力进步使他完美；我们认定这种缺憾是一时的，是应有的，我们可以尽力去弥补他。”俞平伯深情地说：“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我们要紧记，做白话的诗，不是专说白话。白话诗和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表面上却不很显明；因为美感不是固定的，自然的音节也不是要拿机器来试验的。白话诗是一个‘有法无法的东西，将来大家一喜欢做，数量自然增加，但是白话诗可惜掉了底下一个字。社会上本来在那边寻事，我们再给它‘口实，前途就很难乐观了。”俞平伯的主张代表了新诗发生期诗人改善诗语的自觉意识，由此我国诗人就踏上了完善诗语的诗性建设道路，大致在大众口语、传统韵语和欧化诗语三个方向努力，推动着中国新诗语言趋向完善和精美。

语言现代性和新诗现代性

综合五四先驱的意见，文学的国语大致是一个基础三个来源。一个基础就是以古代白话文的语言为基础。钱玄同在《尝试集》序中认为中国的白话诗自从《诗经》起，直到元明的戏剧，是没有间断过的。但是说从前有白话文，“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新文学就是这从前的白话文学，更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应该学这从前的白话文学。”理由是“某时代有某时代的文学，应该自由使用现代的白语”，“自由发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这才是现代的白话文学，——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新文学。”传统白话只是创造现代白话的语言资源。文学的国语另一来源就是文言，刘半农主张“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侧文言必归于淘汰”。周作人在《理想的国语》中说：“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伦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在创建国语时以古代白话为基础吸纳文言优势，有利于形成审美的现代语言。但是创建国语最重要的是引入西方外来语和外来话语方式，自觉地融入西方语言在思想和思维层面的东西。中国走上通向现代社会之路的变革是由外力推动的，由于全新的外部因素介入，中国被卷入世界发展大潮，根本打破了自身的王朝循环。中华文化(包括语言)在五四期转折正是在破坏传统文化(语言)和引人西方文化(语言)的双重力量下完成的。用白话代替文言的正宗地位，不仅是一个语体形式的革命，而且是一个创新语义系统的过程，其目的是适应变迁了的现代社会以及与世界交流的需要。因此，“现代白话文实际上就是在传统的白话文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语言系统的语法、词汇特别是思想词汇，继承了一定的传统思想而形成的，它本质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外发外生型”，“中”、“西”始终是我们鉴别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尺度，特别是在现代化的早期，“西化”即现代化，这是不争的事实。现代白话新诗同样如此，它有着中国传统的因子，但是新诗的诗质、诗语和诗体主要也是从西方过来的。五四启蒙思想是民主和科学，在新文化和文学运动中，首先是形成新的知识系统(新学)，其次是新的知识系统带来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促成新的价值系统建立(人的发现和科学的发现)，再是新的意识形态，根本标志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道统宗法体系的崩溃，在承认个体独立价值基础上形成现代民主国家，再引起审美观念的转变。这种种变革主要源自西方，在这变革过程中，诗语和诗体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而其变化也主要是接受了西方近代以来现代诗运动的成果。朱自清对此的概括是：新诗进步“就因为我们接受了外国的影响，‘迎头赶上的缘故。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白话国语和白话新诗在特定的五四时代语境中互动趋向现代化，铸就了自身的现代品格。

五四白话即国语即现代汉语体系，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等；五四新诗体是一种在自己的声音中有序化的语言，在音韵、句法、词汇、结构上都呈现出有序性；因此在五四时期两者必然相互影响，呈现共生共存状态。先说语音。现代汉语在元明清共同语的基础上规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而且由政府规定在全国推行。新诗初创用韵不统一，随着国语标准音的确定，新诗逐步把音韵统一到普通话上来。那时的口号是“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三步设想：1、作者各就土音押韵，而注明何处土音于作物之下；2、以京音为标准，由长于京语者为造一新谱，使不解京语者有所遵依。3、希望于“国语研究会”诸君，以调查所得，撰一定谱，行之于世，则尽善尽美矣。这主张得到陈独秀、钱玄同赞同，1922年音韵学家赵元任出版《国音新诗韵》，1923年语言学家陆志韦根据王璞氏《京音字汇》，把404个韵合成23个韵。这推动了各地方言向国语靠拢，也推动了诗歌的现代转型。

再说词汇。词汇变化最活跃，王力认为晚清到五四汉语词汇的发展速度，超过以前三千年，而“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1898)，新词的产生是有限的。从戌变法到五四运动(1919)，新词的产生得比较

快。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把已通行的新词固定下来，另一方面还不断地创造新词，以适应不断增长的文学需要。”新词增加来源包括西方的、古代的和按正常规律增生的三途，其中主要是吸收西洋的词汇，包括音译、意译和尽量借用日本的译音。欧化的新词进入，就是西方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输入中国，推动了现代汉语形成，也推动了现代新诗发生。五四新诗主动让大量新名词、新思想和新概念进入，如闻一多分析了郭沫若新诗反映了“动的世纪”(如“火车的飞跑和轮船的鼓进”)、“反抗的世纪”(如“拜伦，康沫尔底灵火”)、“科学底成分“(如“人体上的名词如脑筋，脊椎，血液，呼吸”)、“大同色彩”(如“有黄人，有白人，还有火一样的心肠的黑奴”)、“绝望与消极”等，结论是“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由于大量采用新词人诗，五四期还展开过关于“丑的文字”是否可以入诗的讨论。新词的进入，打破了传统诗歌审美品质，新的文本具备了现代品质，同时也传播了新的思想，推动了现代汉语的成形与传播。

还说语法。在五四白话取代文言主流地位过程中，汉语语法发生变化，主要是双音词的发展和情貌语法规则的充实；汉语句子结构在严密性上起了变化，包括定语、行为名词、范围和程度、时间、条件和特指等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复音词的增加和句子的严密化”。这种变化是接受欧文滋养的结果。它对新诗的审美意义重大，复音词的增加，有利于现代汉语表达复杂思想和现实生活，新诗以复音词为主写成，就能自如地表达复杂的和高深的思想，就能充分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现代人生。而且，新诗以复音词为主写成，改变了自身的节奏特点，“首先，现代汉语双音化使得新诗保持古诗的平仄格律成为不可能。其次，现代汉语的双音化及句法的严密牢固使新诗无法保持一个标准的等量建行，当然也就无法保持一种上下对称的句式。”现代汉语句式严密化，就在审美上突破了文言含混模糊加上滥调套语描写的类型思想，更适宜文学个性化描写，其结果就使新诗在品质上区别旧诗，普克实认为，中国旧诗的基本方法是从现实中选取一些富有强烈情感而且往往能表现主要本质的现象——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称之为表记或象征——用他们创造某种意境，而不是对某一特定的现象或状态准确地描叙。现代散文(还有现代诗歌)使用的方法，则是分析性的。五四诗人清楚地认识到现代汉语对于新诗语言的意义，主动提出了“以文为诗”论即诗的散文化选择，主动提出了“自我表现”论即诗的自由化选择，从而形成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说话节奏自由诗体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情绪节奏自由诗体。前者文本特点是：与诗的意义和文法自然区分一致的自然音节，与口语说话相一致的声调韵律，以现代汉语白话词汇取代传统诗句，句式章法趋向现代散文，散文化的语言结构造成语象世界意象稀释化，明白清楚的美学追求形成语义表达的平实通俗。后者文本特征是：同情绪的自然消涨完全一致的内在旋律节奏，以欧化和散文化的文法和章法建行布局，抒情者的演绎说明和直接抒情成为语象和语义的基本表达方式，主观操纵和情理结构成为语象世界和语义世界的基本特征。这使五四新诗同旧诗在思想和语言上划清界限，也使文学的国语的创造推动了现代汉语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