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梅健

在对自晚清至当下的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史的梳理与研究中，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外部研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有过一段对资产阶级不无赞美的描写：“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接着，马克思继续指出了物质层面的巨变所引发的精神层面的裂变：“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他认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必然发生变革，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简言之，所有意识形态的形式，都将会出现新的面貌。

以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为例，我们在长期的研究中，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外部研究”的重要性，那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性因素。

大致看来，中国的社会进程比西方整整晚了一、二个世纪。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被强行开放，中国原有的农村自然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众多的群众被卷入到商品交流之中。在1900年前后，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通商口岸，迅速形成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不同于传统农村集镇的工商城市。在农村，茅盾《农村三部曲》中的老通宝们，再也看不懂这个日趋怪异的世界。纱厂、小火轮这些从未听说过的玩意儿，似乎在梦境中一夜之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即使在遥远的内地四川，那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不是由本身并没有什么罪恶的工业文明之一——铁路所引起的吗?这一切变动，是以往任何农耕文明时代所没有过的。难怪老通宝们在纳闷、不解之余，似乎若有所悟地感叹道：这个世界，真的变了!

当然，这种巨变势必会影响到文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学在生产、制作和传播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基础上的。机器的运用、铁路的开通、轮船的航行、邮电的发展、电报的传递……这些率先在西方出现的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在我国长驱直入。表现在文化上，机器印刷显示出比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更为巨大的优越性，工业造纸大大缩短了以往靠手工操作的时间，新闻事业的发达促进了新闻、通讯、文艺副刊的繁荣，现代交通则使文学有可能迅速成为商品在全国流通、交换。在这个时期，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市场终于得以形成。文学已不仅仅是一种爱好，还可以成为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所在。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作家已经在这里产生。这是一次真正属于社会型态变革的、工业文明范畴的转型。尽管在我国广大的内地、农村，这种变化并不是十分明显、强烈，然而在上海、广州、天津等一些重要通商口岸，其工业化程度在晚清至“五四”时期甚至已不亚于当时欧洲的某些工业化国家。

作为感同身受地经历了当时社会的巨大转型、对晚清文学研究颇有建树的前辈学者阿英，在他那本著名的《晚清小说史》中一开头就这样谈到晚清以来小说空前繁荣的原因：“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刻书那样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智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在这里，作为“外部关系”的印刷事业、新闻事业、西洋文化影响等因素，被阿英提高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应该不是一个偶然、随意的安排。

顺着这样的思路继续探究下去，人们就可以发现，晚清当时诸多“外部因素”都一起参与到了文学的发展与形成之中。粗略算来，如下外部因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近代出版。1843年，作为中国最早的新式出版机构的墨海书馆在上海设立，其后，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编译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纷纷出现。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文学作品不仅通过出版机构正式发表而且新式出版借助近代出现的邮路、交通等方式而将文学作品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而造成了与古代刻书店完全不同的文学传播形式与效果，并反过来影响与制约着文学作品在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上的不同追求。

二、近代报刊。近代报刊与近代出版有相似之处，但由于报刊作为晚清最重要的传播媒体，因而其在文学上形成的“报章体”值得特别重视。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发现报刊在文学制度、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以《申报》为代表的近代报刊是如何破坏了旧的传统，或者建立了新的传统和格局，从而推动了晚清文学面向现代化。

三、近代思潮。以近代的古今、中西思潮的演变为论述的座标，通过对当时的全球化思潮、进化论思潮、民主自由主义思潮、功利主义思潮、启蒙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资本主义思潮、复古主义思潮等等的梳理，辨析它们在近代的发生、成长、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使人们更加明了这些思潮与文学变革的关系，明了当时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四、新式教育。1905年，满清政府迫于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要求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明令废除了空疏无用的科举制度；而在这之前，也就有了不少关于新式教育制度的倡议和新式学校的创办。新式教育在为社会造就着大批知识阶层的同时，也在培养着自己的读者队伍。这不仅使得新式读者具有了与古代读者不同的知识结构与审美趣味，而且它也使得作家的地域分布与性别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以外，其他如近代图书馆制度、邮政、铁路、公路等等诸多的“外部关系”，也都一并加入到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建构与转型之中。在面对如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转型途中，将作家当作职业的人来研究，将文学作品当作传播方式来研究，将读者当作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来研究——这种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颇有渎圣之嫌的研究方法，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成为了一种必需的工作。

相对而言，对于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结构、语言等等方面的“内部研究”，它可以清晰地揭示出作品与社会、时代的对应关系，并能对人们的审美把握提供重要的借鉴，然而，当人们试图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宏观与史论性的描述时，“外部研究”便体现出它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一切偏重于文学本体内部的研究方法与体系，诸如精神分析方法、

原型批评方法、形式主义、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诠释学等等，在回答“文学是如何产生并如何生成”时，可能都会偏执于一端而不能全面地作出评价。两者的互相补充，就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者所必须都注意到的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的“外部研究”与率先在西方兴起的文艺社会学有许多的相同之处。法国当代评论家埃斯卡皮认为：“一方面是文学的专业化，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广为传播，两者在1800年前后达到了临界点。正是在这时，文学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尺度。”(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8页，法国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埃斯卡皮是在评价著名文艺社会学家斯达尔夫人时说这番话的。在1800年，斯达尔夫人出版了《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书，首次尝试把文学与社会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做系统的研究，被誉为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述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巨著。在18世纪的欧洲，知识的专门化促使科学和技术活动逐渐脱离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范围缩小。然而同时，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文盲的逐渐减少，从前作为一小批文人贵族所垄断的特权的文学变成了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文学成为提高广大民众智力水准的手段。正是在这里，对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具有了足够的土壤。继斯达尔夫人之后，特别是自法国哲学家孔德在19世纪30年代创立实证社会学以来，文艺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深入。在不断完善着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相当准确地映现出了西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文学面目与文学流派。

现代文艺社会学研究方法主要包含有下列三个要素：一是从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上来分析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就如法国文艺理论家吕西安-戈德曼指出个人主义文艺建立在自由经济之上、危机感的小说建立在个人垄断时代之上、创造力趋向消失的小说建立在国家垄断时代之上那样，着力揭示出社会史对文艺史的具体影响。二是用社会学的具体方法(如统计调查法)来从事文学研究。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是人们的精神产品(在近代社会则更具有“商品”的意味)，注重研究这一产品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研究这种产品的创造者——文学艺术家同社会之间的关系；研究传播媒介(评论家、出版商、书商、图书馆、书展等)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研究文艺作品的消费，谁消费了什么?为什么?在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形成客观公允的看法。三是扩展文艺社会学与其他各学科的联系。不仅把文艺作品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事实，而且也看作是一种审美事实。这是现代文艺社会学趋向成熟的标志。接受美学、艺术心理学，乃至其他一些着重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的长处，都可以被吸收拢来加以运用。现代文艺社会学已经不满足于论证特定作品同特定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对文艺的社会关系作出单向线性的解释，而是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考察文艺的社会关系，注重对整个文艺社会史作出评价。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将这一经典结论套用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相对于农耕文明时期来说。我国古代文学中相对孤立、静止、单一的文学活动，在我国鸦片战争以后日趋工业化、商品化的社会大变局中，已经变得非常的丰富、复杂与开放。脱离了对文学外部关系的研究，可能就会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中理不出头绪，找不到方向。

这，可能就是我们在从事“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史论”的研究时必须时时提醒自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