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欣

季羡林、任继愈这两位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者7月在同一天去了,各传媒一片悼念之声。我本不想凑这个热闹,但在本期杂志封卷之际改了主意。当今期刊不比从前,能奉上独家、原创文章,该是对本刊读者最实际的尊重。

由于光明日报与知识界的渊源,我在报社当记者时,与各界学者交道不少。那时常在学术活动中露面的季先生、任先生也不时出现在我们的报道中,其中值得一提的交往与二老各有一次。

90年代朗润园里的季羡林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光明日报家庭周刊担任主编,和几位忠实的同仁在每周三块整版上精耕细作。1995年初夏,我们计划推出“名人家事”系列,为读者打开另一扇窗,了解那些学术成就过人的鸿儒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开栏文章约请谁?我和版面主编商量后,首选学问、文品俱佳的季羡林先生。我通过北大宣传部门竟很快联系好季老。6月中,我拉上摄影记者吴力田如约登门。

北大朗润园恰如其名地让人赏心悦目。季老的家在一座老楼的一层,窗前不光绿荫蔽日,还近拥一池荷香,这让我们大为惊羡,进门就恭维季老的居住环境好,季老乐呵呵地说,好是好啊,但夏天蚊虫就比别处多,任何事物不是都有两面……这是个随意得绝不会让你感到紧张的老人。

家里的房间都不大,而且是白灰墙,石灰地,和布衣蔬食的主人很相宜。家具亦极普通,但靠东墙很突兀地立着一组深色的音响。我很好奇,季老淡淡地说,这是给老伴置办的,她喜欢听。这让我十分意外,先生的老伴彭德华大他四岁,只有小学文化,一生一心照顾他的生活,一年前过世。当年二人成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先生如此对她,让我顿时怀想,在她与他一起走过的漫长的一生中,即使只有亲情也值!话题就从这里扯开。

那天的谈话似很不正规,只谈家事,有意和大学者扯些柴米油盐,挑明了约稿意图。现在想来那时我们事前功课做得不够,只见季先生誉满天下,从容谈笑,不知也是他的家庭连遭大难,心有重殇的阶段,随着季老最亲近的婶母、女儿、老伴接连离世,他生活中阖家欢乐的景象正在远去。谈家事显然会触动到他内心最柔弱的部分。季老那天说了不少话,并当即答应动笔撰文,题目待定。

谈话中,一只漂亮的白色波斯猫目光炯炯,总是不离先生左右,惹得我和摄影记者不时和它耍逗。于是那天拍的照片,多有它一起上镜。若干年后读了别人的文章我猜想,那只白猫应该是在季先生那段内心最孤寂悲戚的时间里像家人一样日夜陪伴先生的“咪咪二世”。

那次谈话后,季先生很快来信说,他已拟定《寸草心》这个题目,撰文追忆他的几位女性亲属,以答我们的稿约。这些在当时很让我们喜出望外。

6月25日,季老托给我带来信和余下的稿子:“夏欣同志:前寄上《寸草心》一,想已收到,现在《寸草心》四篇都已写完,小蕙(报社文艺部同事,作者注)请转上。请加审处。至于如何发表,由你决定。你原来告诉我,每篇一千来字,我完全遵命办理。即祝撰安。季羡林 1995.6.25”

我已不记得当时是怎斗胆提字数要求的。季老如此名望,仍习惯成自然地把自己置于普通作者的位置,质朴谦和得让人不安。

还有一个“谜”至今未能得解,季老在另一张稿纸的背面写下陶渊明的这样几行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先生把这首谈话中提到过的《形影神》附后,是无意所为?是教我自勉?还是想与文章一起发表?当时没能求证。但有一点能够肯定,先生喜欢这首诗,特别在那段时间,她最能代表先生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思考——只求尽心尽力,不计回报,让身心均与自然同节律,在“纵浪大化”中实现自我的超越。

拿到《寸草心》四篇,我们立刻在光明日报10版(家庭周刊第二版块)连续刊载,首篇还刊发了季老的小引:“我已至望九之年,在这漫长的生命中,亲属先我而去的,人数颇多。俗话说,死人生活在活人的记忆里。越是年老,想到他们的次数越多。想得最厉害的偏偏是几位妇女……”这些话我看了不禁想,我运气好,无意中的家事约稿,和季老那时的心绪正好契合了。

6月30日刊登《大奶奶》、7月7日刊登《我的母亲》、7月14日刊登《我的婶母》、7月21日刊登《我的妻子》,记得当时我们特意大着胆子选用了季老抱猫的一张照片。这些寄托着纯美的生命情绪的散文,让作者和读者的心灵近到可以触摸,读者好评如潮。后来这几篇文章的内容有文集收录、也有人在文章中提及,现在看来,在光明日报家庭周刊首发应该没有疑问。

此后就很难见到季老了。再后来先生身体上的问题越来越多,在医院常住。2004年起我先后兼任、接任了《新天地》杂志社的社长。我的前任姚明老人和季先生是同乡,并且季先生和《新天地》的前身《老人天地》同样很有渊源,和姚老关系甚好。2005年8月初,季老生日前后,姚老希望我代表她去301医院去看看季先生。我又何尝不想去看望他呢?姚老嘱我不必买花,买季老最喜欢的绿色植物,最好买几个小盆景。那天是周末,我一早来到花卉市场。我完全不懂行,但想象着医院不会太宽的窗台,精心选定不同品种造型、清爽精致的四个小盆景。我不奢望见到病中的季先生,也不想先生记得我是谁,只想让季先生看到这些有生命的绿,心里舒服。

我开车来到301医院,记得还有婆婆、儿子顺路搭车。我与季先生身边的李老师通着电话,转达了姚老的意思,让儿子帮我把四个小盆景送到病房楼下,便离开了。后来李老师告我,小盆景摆在季老屋里了,季老喜欢。

新世纪初仍铁肩担道义的任继愈

采访任继愈先生是在2001年初冬。那时出于“让非教育界名人谈教育更能出新”的想法,我在光明日报二版以“名流看教育”开栏,集中访问各界学者。

我也约请了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那时候任先生应该很忙,除了国图的事情,好像还带研究生、编纂丛书、出席各种学术活动等。但他爽快应允,并很快安排了时间。我想这一是因为他很看重光明日报这张报纸,二是因为他对当今中国的教育的确有自己的思考,有话想说。

见到他是在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准点到时,他已在办公室等我了。任老面容清癯白皙,戴眼镜,讲话语气和缓,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

印象很深的是他坐在我坐的沙发对面的椅子上,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前。谈话是神情很专注,也没有秘书进进出出,这让我觉得他就是个学者,很纯粹,没一点架子,却发散着君子之风,大家之范。再就是他对我的提问反应敏锐,话语切题,有问必答,言之有物,加上他仍然挺直的腰杆,总之怎么也看不出是85岁的人,绝对相信他这个国图的馆长名副其实。

我开门见山问他哲学家看教育是不是只注重宏观?他立刻回答说“我恰恰想谈谈微观”。他从中小学的历史课谈起,指出中国历史作为目前中小学课程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说中国有五千年没有中断的历史,这不光历史不长的国家不能比,那些有古无今的其他古国也不能比。但是中国在世界史上的这种地位和分量并没能反映在学生的知识结构上,而民族认同感、对祖国的感情和这些是有有很大关系的。他尤其强调爱国主义在社会进步中的力量,尤其强调基础教育要立足于让学生建立起对祖国的感情,举例说“当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无论多么困苦,我们这代人从来就没有过当亡国奴的念头……抗战时回国的一大批人都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回来的,吃着小米咸菜照样报国。母亲有难得时候才最需要儿女,中学就应该打好这个底子”,他看不得有些学校成为留美预备校,学生一回国,就要讲条件。

由此谈到教育与学生“立志”的关系。他说在北大、清华参加校庆时,他一边听发言一边想,为什么大家列举的可以为之自豪的人物怎么都是新中国诞生前培养的?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华裔科学家,也不是新中国培养的。“社会科学不好说,为什么自然科学也难出现出类拔萃的人才?原因很多,但缺少立志的教育,缺乏远大的志向是其中一个被忽略的原因”。

任老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认定自己对青年一代的教育负有责任,甚至真的为此着急,那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本能。他所看重的,其实都是教育最本质的东西,是人最根本的素质,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问题。

这是我对两位大学者生前的一点点感知和印象。他们的人生、性情不尽相同,采访议论的也不是一类话题,但有些感觉相当一致:他们学富五车,享誉海内外,却与一类“大师”“泰斗”不怎么搭界;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典范,留给后人的,除了精深的学问,还有中国大知识分子的最宝贵的那些道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