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动力和机会,但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就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也就不可能是完全国际化的。应该看到,货币国际化比资本项目自由化包括更多内容,后者是前者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例如,香港早已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港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却不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货币,甚至不能说是真正国际化的货币。你可以在世界各地买到美元,但你能在中东买到港币吗?

而且,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例如,日本很早已经实现了日元的完全可兑换,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对日元的国际化并不积极。直到现在,日元的国际化程度也大大低于美元。

国际化的货币是可以跨越国境在全球充当价值储存、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的国别货币。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国家可以享受到一系列好处。其中包括消除汇率风险、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从而扩大金融产业、推动金融中心建设和获取铸币税等。但是,货币国际化也会带来一系列风险。反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论据大都可以用于反对货币的国际化。不仅如此,货币的国际化还可能带来比资本项目自由化更多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许多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地区)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港币不是国际化的货币,当国际投机者试图沽空港币时,只能在香港银行间拆借市场借到港币。在同国际投机者斗法的时候,香港金融当局在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的同时,大幅度提高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迫使投机者匆忙平仓,败下阵去。

但马来西亚就相反,当时马来西亚的货币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林吉特在新加坡的外汇市场可以借到。投机者通过新加坡市场借入林吉特然后抛空,取得大笔投机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推进货币国际化非常谨慎的原因。

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和货币国际化的速度是因国而异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货币国际化的关系在各国也各不相同。例如澳大利亚是通过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化和汇率的完全浮动,推动澳元国际化的。但新加坡和日本则不然。

我们在没有完全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可以的。一方面,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不应该破坏必要的资本管制。另一方面,有些管制是可以放松的。在放松了部分管制后,人民币可以同时实现某种形式或某个方面的国际化。比如QFII,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市场买卖股票,这就属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推进,也属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进程,因为它允许了外国人持有人民币资产。另外,QDII也有同样的功能作用。

我们应该有一个推进资本项目逐步自由化的时间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表同时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二者并行不悖。

从现实条件来看,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可能主要还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上,而这主要在于除了贸易结算,是否还能进行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或鼓励别人发行人民币债券。

现在各国需要美元,鼓励它去发行熊猫债券,然后拿人民币向我们买美元,这样也可以减少我们的外储风险。但外国其实并不真正想持有人民币债券,担负人民币的债权,只是因为现在的情况下他们缺美元,那么,人民币作为一个中介,通过本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者鼓励外国发行熊猫债券把我们的美元送出去。这个过程中银行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另外,可以组织银团贷款,方式也以人民币作为中介,贷出去人民币然后让外国机构拿回来向我们换美元。现在是个好机会,但要注意,这个机会很快就会过去,而且一旦过去可能就再也不会有了。

目前,我们在做的贸易结算、货币互换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作用都是有限的。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的内容和标志是发行人民币债券,就像美国政府那样,它发行美元国债,然后全球买。

如果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现在谁来买?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不是一厢情愿的。

(作者为原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