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　金

济生:

你要我为六十年文选写几句话，我不知道怎样写才好，因为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要重印这些文章，就应该对读者说明哪些是真话，哪些话是空话、假话，可是我没有精力做这种事，对我，最好的办法是沉默，让读者忘记，这是上策，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编好文选送了目录来，我不好意思当头泼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我便同意了。为了这个，我准备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接受读者严肃的批判。我相信有一天终于会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到底说了多少假话。这是痛苦的事。但我也无法避免。

我近年常说我写《随想录》是偿还欠债，我记在心上的当然只是几笔大数。它们是压在我背上的沉重的包袱。写作时我感到压力。好不容易还清了一笔债，我却并不感到背上轻松多少，因为负债太多，过去从未想到，仿佛有人承担，不用自己负责。从前当惯了听差，一切由老爷差遣，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倒好办事。现在发觉自己还有一个脑子，这脑子又不安分，一定要东想西想，因此许多忘记了的事情又一件一件地给找了回来，堆在一处，这里刚刚还清一笔，那里又记上一个数目。有时觉得债越还越多，包袱越背越重，自己实在支持不下去。由于这种想法，我几次下了决心：除了《随想录》外，我写过的其他文章一概停印。这样赖掉那些陈年旧债，单单用《随想录》偿还新债大债，我也许可以比较轻松地走完我的生活的道路。这个想法不知道你是否理解。

多说也没有用，你既然把其他不少文章都选入了，那么就让它去吧。我精力不够，因此只在这里讲一件事，讲一篇文章，那就是《法斯特的悲剧》，我希望收入这篇文章和接着发表的那封简短的“检讨”复信，我当时不曾对你说明我的想法。你可能也不明白。

法斯特的“悲剧”其实就是我的悲剧。一九五八年三月《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说明我最近几十年的写作道路。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就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摸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发表不久，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悚然，仿佛犯了大错。编辑部第一次来信说这些读者意见只在内部刊物发表，以后又来信通知，读者意见太多，不得不选两篇刊出。我无话可说，只好写封检讨的短信，寄给编辑部。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表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估计《文艺报》上不会再刊登批判《悲剧》的文章。但是不到一个月徐景贤却站出来讲话了，他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还是那些论点!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假思索就拿起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时开会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那篇闯祸的文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别的话一年后再说。现在我只想躺下来休息。

巴金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五日

【选自巴金著《巴金六十年文

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插图/无题/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