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荣

过去，咱们用“土馒头”形容人之归宿，生于娘胎，融入大地，挺好；如今火葬，化为青烟一缕，骨殖一把，有将骨灰盒仍然埋到地下的，也弄一个小小“馒头”，还是归于自然了，也好。人是感情动物，作为对先人的纪念，后辈这样做，可以理解。但是这“土馒头”怎么修、修在哪里，却大有学问。

在《凤凰周刊》读了篇文章——《江青墓葬现京郊》，说有人在京西福田公墓发现了“李云鹤之墓”。李云鹤即江青本名。这都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是，作者在介绍这个公墓时说，“北京方面划定，福田公墓安葬范围为文化界、科技界具有高级职称人员，特殊对象由殡葬管理处批准”；又，“八宝山革命公墓调整骨灰寄存范围时，将县团级干部骨灰调至此处存放”。据我了解，江青虽曾官位显赫，但并无专业职称，无疑属于“特殊对象”而葬在这里了。

江青当然是一个多维“特殊人物”，但殡葬管理处依据哪方面的“特殊”而“批准”她在这里安息，咱们不知道。不过所有这一切，我都不感兴趣。我联想到的是：自己死后，将身葬何处？

本人换饭吃的勾当，勉强与“文化”沾边，也好歹混了个“高级职称”，在北京居住，似乎可以魂归福田了。但是我做梦都没想过这个。像我这样的家伙，京城至少数以百万计吧，设若有十分之一往福田凑，肯定把墓地挤爆——所以即使“文”了“高”了，如果没有“特殊”这一条，您恐怕是没资格进福田的。

然而我对于这个，一点儿也不遗憾。第一，人活的时候，便分高下，即古人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为什么死了，完蛋了，一切归于乌有了，还要讲三六九等呢？活着就够累的，死了依然挣巴，您说傻不傻？第二，我的俗念，死后连骨灰也不要，就劳火葬场处理一下，统一送化肥厂罢了。你说自己这么个小力巴，留个骨灰盒，甚至造座“土馒头”，会给儿孙带来多大麻烦！况且无谓地花钱，至少五六万吧，不值。不过我也不愿尸体被弃置荒郊喂了野狼，不大人道，儿孙也不答应。肥田呢，人我两利，最好。

其实在处理骨灰之前，我也不愿意单位或亲人开什么告别会之类。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周老师英年早逝，我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本来应该是肃穆的悼念大厅，内外尽见熟人相互握手拍肩问候，什么“久违”、“幸会”，叽叽喳喳，不无喧闹。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人流围绕周老师遗体一匝告别之后，我居然听见几位先生小姐音量不小地议论着“遗容化妆得假”，“不像本人了”云云。那边，周老师的亲人还在悲凄流泪呢！我当即拂袖离去。打那以后，我就很少参加追悼会了。敝人尊容本来不受看，死后肯定更加叫人不忍目睹。我干吗叫那些不三不四的所谓朋友对我的不雅的遗容品头论足呢？我死了，他们可以褒贬我的品德，我却没有义务献出皮囊，任他们恣意品评，甚至亵渎一番——最好的办法便是，悄悄焚尸藏灰，干净利索。

我牢记着《红楼梦》里的两句言词：“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王侯将相，尚且如此，小小匹夫，又何处觅幽魂去！还有：“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我没有什么财产留给儿孙，最大愿望，第一是不要成为他们的累赘，第二不要他们承袭我的缺点，如此而已。

人之死，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所说：“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我在这儿说了我的心愿，但到底身葬何处，没准儿真由不得自己呢！可叹可悲。

【原载2009年3月23日《检察日报·微观乾坤》】

题图/葬礼上的意外/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