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吉

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本在当时看来很不合时宜的书——《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在书中，他通过追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几次地区性金融危机，预测经济大萧条将再次发生。对此，主流学界不予苟同，纷纷嘲讽他、讥笑他，认为他简直杞人忧天、一派胡言。但恰如欧里庇得斯所言“上帝要伤害谁，必先让谁变得伟大”。随着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房地产市场的暴涨暴跌、以及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的肆虐，克鲁格曼的预言一一灵验。现在，他的声名到达了极致，没有人再敢质疑甚至轻视他的观点，人们开始竖起耳朵倾听克鲁格曼的每一句话，深怕漏掉了任何一个细节。如今的克鲁格曼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这是一个姗姗来迟、意料之中的荣誉追加，他俨然成为新一代经济学大师，而不再是那个可悲的现代版的“卡桑德拉”了。

于是，在一片危机四伏、人心惶惶之中，克鲁格曼重新修订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改而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的书名出现。本书不仅是经济学的回归，克鲁格曼也来了一次理论教义的“回归”。此次卷土重来，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今非昔比。要反思正统经济学，重申“萧条经济学”，如今的情形再合适不过了。

对于当前的危机，克鲁格曼指出，其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正像他在书中描写的，“在经济衰退，特别是严重衰退时，可以看到到处是供给，而需求却无处可寻；有愿意工作的工人，却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有完美的工厂，却没有相应的订单：开设了商场，却没有顾客”。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个道理，他在书中还特别举了“国会山保姆公司”的例子。太少的人消费实际的产出(照顾孩子的时间)，因为公众作为一个整体都想积蓄现金(保姆票券)。针对此种情况，只要采取积极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多印钞票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克鲁格曼认为要遏制经济衰退，就必须制造一种持续的通货膨胀预期，即要人们意识到，在一个月后、一年后，他们现在持有的同等数量的货币能购买到的东西比现在要少。

如何创造有效需求来充分利用经济产能，这是整本书要探讨的主要议题，也是当前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同时更是整个萧条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之后，不少人宣称100多年来折磨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周期已经被驯服，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已经掌握了充足的知识，完全可以避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浩劫面临世界，但克鲁格曼多年来一直强调，这些完全是人类过于自信的幼稚之言，经济萧条的时代并未一去不复返。他援引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的话说，“我们使自己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混乱之中，我们笨手笨脚，没有控制好一架精密的、我们不明白其运行机理的机器”。本次全球性大危机再次向人们表明，世界经济这架机器已经变得更加精密，而我们对其运行机理依然未能尽知。克鲁格曼说，现在是时候重新学习“大萧条”时期我们的祖父辈得到的教训了。

和10年前的版本相比，本书除了保留原有内容之外，还增加了对本轮全球危机的深入剖析。克鲁格曼认为，如果本次危机最后能够只像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的危机那么严重，经济学家们就该大呼幸运了，而很大的可能是，如果美国政府的经济救援措施不够及时和有力，西方世界可能会陷入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深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对于此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克鲁格曼援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称，“在今后3年里，美国经济实际产能与潜在产能的差距，估计将为2.9万亿美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克鲁格曼在美国如日中天的影响力和他向奥巴马建言的能力，本书或许将成为美国政府未来决策的某种指向。

就经济学的知识谱系来看，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走的显然是凯恩斯主义路线。但另一方面，他又积极鼓吹自由贸易，是自由市场坚决的拥护者。种种迹象表明，克鲁格曼是一个超越了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传统的大师，倘若简单、教条地将其归类于某个阵营，则会是一种严重的误读。正如克鲁格曼在本书的结尾处写道：“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所以他说，我们当今的世界，“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也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