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秀文

内容提要：《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主义：新诗学》是帕洛夫研究现代主义与当代美国诗歌关系的一部力作。帕洛夫以其精妙的构思、广博的阅读和审慎的辩论，对两个世纪间诗歌的传承关系和当代美国诗歌中的现代性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肯定实验与革新意识的同时，她指出了进一步加强不同时期诗歌间的延续性与整体性认识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玛乔瑞·帕洛夫《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主义：新诗学》延续复兴

《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主义：新诗学》(21st-Century Modernism：The“New”Poetics，2002)是玛乔瑞·帕洛夫的一部研究深入、可读性强的诗歌评论。作者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当代美国诗歌的发展方向及其研究方法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评价标准。帕洛夫在此书的结尾总结道：“早期现代主义的诸多课题，在我们的时代里终于得到了很好的研究”，而此书的推出即是这种课题深入研究的一个完美标志。在对美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关于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种种臆断进行批评的同时，帕洛夫指出这些肤浅之说推论不清，无法自圆其说，甚至有“手拿孤例、横扫天下”之嫌。因为在众多对后现代诗歌的解读中有两种特别流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当代美国诗人对高度现代主义诗歌厚古式、惟精英人物是瞻的史学风格非常反感，并试图用一种平白直述、自由可亲的诗风以示与其决裂。第二种观点认为，一种全新的诗歌创作(如新美国派、黑山派、纽约派、语言派等)构成了与现代主义诗歌主要创作原则的分道扬镳。帕洛夫对这两种观点都进行了驳斥。在她看来，大多数所谓的“新型写作”与其说是革命性的创举，“不如说是一场复辟，是对现代主义早期先锋计划的延续而已”，而那些所谓的与现代主义彻底决裂的手段无非是“对现代主义在科技和形式上的发明进行有意识的压制”罢了。帕洛夫认为，查尔斯‘伯恩斯坦、苏珊·豪、林·何吉尼安和史迪夫·麦卡弗里的新诗学虽未失去其新意，但根本算不上新奇之作，它们只不过是一种“复兴”而已，主要是对先锋现代主义的复兴。而这种思潮在一战期间暂时停滞了，随后时断时现，并最终在70年代后期随着语言诗派的到来而发展到高潮。帕洛夫认为人人称之为后现代的诗歌实际属于复兴的现代主义而已，即使是21世纪现代主义主要代表诗人之一的杜尚(Marcel Duchamp)也在写着“原语言诗歌”(proto-language poems)。

为了得到对现代主义的重新解读和对当代诗歌的背景重设，帕洛夫在自己的讨论中排除了那种对诗歌的实质性内容没有任何奢望的“桂冠诗歌”(laureates poetry)。她认为诗歌的重要性在美国文化里每况愈下的局面，主要来自对无关宏旨的桂冠诗歌的过分关注。由于各种社会危机和时代思潮的影响，人们习惯于遗忘先锋运动的短命性和被延宕性，它的激进而理想化的羽翼常常被各种灾难所剪断：先是一战，接着是一系列由极权主义造成的危机，最后是二战。而对早期的现代主义诗学和美学，帕洛夫认为它们“绝非互不关联而又老套落伍，它为正日益演变成我们时代实质主义诗学撒播种子”。

在研究艾略特、斯泰因、杜尚和赫列勃尼科夫等几位早期现代主义的关键人物，以及新近出现的倍受关注的革新派诗歌以后，帕洛夫为现代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刻画了一些鲜明的特色。她的解读以对艾略特早期的“不确定性”重新评价而开始，尔后讨论了斯泰因的细微句法、杜尚的概念诗学和赫列勃尼科夫的字母派诗歌，并以分析查尔斯·伯恩斯坦、苏珊，豪、林。何吉尼安和史迪夫·麦卡弗里诗歌中诸种现代主义诗学价值而圆满结束。通过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诗歌的重新背景化，帕洛夫不但进一步确立了她作为语言派诗歌最杰出阐释者的地位，还为新世纪的诗歌解读指明了方向。

帕洛夫关于艾略特的论述的确为早期现代主义的历史分界提供明确的标准和可以称道的借鉴。正值现代主义在一战的影响下退出视野之时，艾略特的创作生涯也不可避免地被如此巨大的断裂与阻隔所影响。在系列细读之后，帕洛夫发现艾略特的先锋主义到《枯叟》(“Gerontion”)时业已结束，而《荒原》的出现则标志着始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诗歌革命已经发展到了极致。真正的先锋主义“被艾略特早期诗歌里纯粹的创造性所体现”(Per-loff)。自《荒原》以降，艾略特作品中的现代主义开始失去其理想主义色彩而变得更加黑暗严肃。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艾略特早期诗歌的评价。帕洛夫认为斯泰因与艾略特之间不只是存在差异和对立，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是丰富而耐人寻味的。帕洛夫在此展示了其非凡的对主要理论的鉴别能力，而这些理论无论对当代诗人还是对批评家来说都至关重要，并使现代主义作为一项仍然有积极色彩的活动，对当代美国诗歌里的身份政治或身份诗学提供了很多中肯的借鉴。在将注意力转向杜尚之前，帕洛夫先通过庞德和斯泰因来强调革新意识的重要性。她认为革新诗学必须与思想表达紧密相连，关注思想意识应该成为实验或革新诗学的焦点。一如讨论艾略特，帕洛夫对杜尚的早期作品尤其重视。她发现杜尚在改变人们对艺术生成性问题上功不可没，因为杜尚在整个创作生涯里，就创造非艺术性作品的可能性反复发问。帕洛夫认为杜尚的这个疑问“一直回响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并不断改变着人们对艺术界限的思考”。历史上曾把赫列勃尼科夫视为一个不入主流的另类诗人，但帕洛夫却认为他在诗学连续性和创造性上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而且他一直都在努力寻求“一条通向普遍性超越理性(beyonsense[zaum])语言的诗歌道路”。在帕洛夫看来，赫列勃尼科夫的超越理性写作与庞德所谓的诗歌就是包含极其丰富意义的语言如出一辙。在讨论俄国未来主义时，帕洛夫指出，“形式”的基本属性在于它对诗歌的启发和对新思想的诱发功能。她引用雅可布森的话说：“真正的创新不是由新的主题来界定的。新的形式需要新的内容，因此形式决定内容”。在最后一章里，帕洛夫主要研究查尔斯·伯恩斯坦、苏珊·豪、林·何吉尼安和史迪夫，麦卡弗里等几位美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并指出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早期现代主义实验精神的事实。她还同时指出，戴尔默·史华兹、安东尼·海克特、爱德华·赫西等几位诗人作品中那略带克制性和重复性的习惯对读者注意力的吸引，而“在当代创作的大部分诗歌里，依然沿用了这些基本假设”。

帕洛夫以其精妙的构思、深入的研究和审慎的辩论，将两个世纪早期诗学间的相互关系用极大的热情呈现给了读者。她认为这种关系应该是一种持续性，甚至完成性的，而非传统上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分割包围的观点。她对林·何吉尼安的解读可视为其新颖性、创造性的杰出事例。她说“林是全面接受斯泰因诗学挑战的第一人”，并认为林的诗歌情感是对“思考的肯定”，。而将诗歌看作一种思维过程的观念，为塑造一批20世纪举足轻重的诗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帕洛夫是阅读独立单位诗歌的高手，但《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主义：新诗学》却展现了处于相互联系间诗歌的生命意识，在这一点上她非常赞同何吉尼安的说法：“诗歌应该相互呼应，彼此共鸣。和人类一样它们也是无法独立存在的”(Hejinian)。从精致如瓮的个体，到思想园地里竞相绽放的花朵，诗歌的毗邻性应该成为人们对诗歌认知的主要经验。诗歌阅读也不该是分类立户式的隔离审查，它应该是一种具有启发性、哲思性和概念意文本所带来的快乐与喜悦互渗的阅读。

责任编辑：苏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