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蕾

内容提要：丁尼生的“公主”描写的是传奇故事，但探讨的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妇女教育、人格构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的理想进步方式问题。作品将艾达公主塑造成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形象，在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之外，也对其简单化的激进行为表达了异议；与此相对应，作品将王子塑造成一个温和的改革同情者形象，通过王子之口肯定了公主对女性权利的要求，同时表达出以两性和谐相处、相互融合以促进社会的理想进步的“联合”主题。丁尼生的这一温和进步与两性融合的思想反映了他的理想人格观念、对精神价值的珍视以及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正面意义，在今天看来对解决性别身份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丁尼生“公主”妇女教育激进主义“联合”主题

丁尼生在1847年发表的长诗“公主”(“The Princess”)中传奇部分的结尾让王子总结道：“女性的目标就是男性的，他们上升或下降／都在一起，无论愚昧还是神圣，自由还是受缚。……如果女性是渺小脆弱悲惨的，／男性如何可能成长?但不要再独自奋斗!／我们将有远大的未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女权主义意识在诗中的反映，相对于当时激进的女权立场而言，丁尼生既赞同女性获得应有的权利，同时也希望以“联合”的方式实现两性和谐。

丁尼生确立男性和女性的“联合”主题，并不纯粹是出于社会学意义上女性主义的权利要求，而是出自他对理想人格的期待。他认为上帝造人之初就把男性和女性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理想的人格应当是“男人和女人、温柔和强健的结合体”(Hallam Tennyson)。他曾在《悼念集》中把已故挚友哈莱姆(Arthur Henry Hallam)描写为人类理想的典范，他称赞哈莱姆是“熔合了女性优雅的男子”。也就是说，丁尼生是将“女性的优雅”视为男性的应有品质，而女性则应保持这种“优雅”。理想的社会进步方式的基础是男性与女性的融合而非对抗。对丁尼生这种折衷的女性主义立场，许多评论者提出了批评，但也有许多评论者从文化传统、社会思潮、诗人的生活体验等方面肯定了丁尼生两性“联合”的观念。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今天看来，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和谐的人格建构正是解决性别认同危机的唯一出路。

丁尼生创作“公主”的时代，正是英国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变动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激起了英国社会大变革的热潮，后者在19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变革，1830年爱尔兰天主教徒终于获得解放，而且是由保守的托利党人实施了这一解放，在这个变化的推动下，人们更加努力地促成政治的变革，于是通过了1832年改革法案。议会改革的推动者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使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联合压力获得进展，这是政府在面对社会巨大骚乱的征兆时不得不打开的改革缺口。而女权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一系列社会变化中获得了动力。早在1792年，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一辩》。它不仅明确了妇女政治权利方面的要求，并且提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一个重要途径，即让妇女更多地接受教育来减小男女之间的差异，为妇女参政做准备(陆伟芳)。面对社会中的改革浪潮，丁尼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英国社会存在着最迫切的两个问题，这就是“在使穷人成为社会的主人之前解决他们的住房和教育问题，还有妇女的高等教育问题”(Hallam Tennyson)。他在剑桥大学求学时，深受剑桥一个学术和思想团体“使徒”的影响，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F·D·莫里斯(Fredefick Denison Maufice)、哈莱姆等人。约翰·柯尔汉姆指出，“使徒”团体的成员对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有过密切关注，多次发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之，在英国一系列思想与社会改革的热潮中，丁尼生形成了他维护女性权利、追求两性结合的理想人格的立场。

但丁尼生反对激进的女权主义，他认为，女性争取权利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不能以女性的绝对权力替代女性权力缺失的状态，不能以法国革命的方式实现女权的确立。在“公主”的完结篇里，他让一个“托利党人的长子”这样说道：“上帝保佑窄窄的海峡使她远离，／让我们的不列颠保持自己仍然是／完整的民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着责任感和信仰，／对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尊敬，／耐心的力量等待合适的时机变革”。海峡的那边则是作者向来不喜欢的法国，他认为那里充满了反叛、革命、共和国这些过于激进的事物。因此作者要求的是：“要有耐心，我们充满了／社会的失误，也许最狂野的梦想／是真理的必要前奏”。所以作者和“托利党人的长子”庆幸英国没有跟随法国的榜样，就像爱德蒙·柏克所说的那样：“由于一种巨大智慧的安排，人类的伟大神秘的结合一旦铸成为一个整体……经历着永远的衰落、沦亡、新生与进步的不同进程而前进着。因而，在国家的行为中，在我们所改进的事物中，由于保持着自然的方法，我们就永远不是全新的；在我们所保持的事物之中，我们永远也不会过时”。柏克发表的《法国革命论》在英国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他提出的“有机社会论”也通过柯勒律治等人传承下来。柏克并不一般地反对进步，但他认为新与旧的联合能够更稳定有序地进步。丁尼生很早就通过家里的藏书接触到了柏克，他在1827年出版的《兄弟诗集》(Poems by Two Brothers)里就引用过柏克的作品。对柏克思想的接受也促成了他温和的女权观的确立。从历史事实看，丁尼生的思想更适合于英国的实际情形，在“公主”出版的第二年，妇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权利逐步实现：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位侍女穆雷夫人(Amelia Matilda Murray)，跟丁尼生的朋友莫里斯、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等人一起创办了供女生人读的女王学院，学院的创办并不是因为受到丁尼生的“公主”出版的影响，但是丁尼生对女性教育的关注和肯定多少影响了莫里斯的态度。

“公主”中的女主人公艾达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她被塑造成为一个比较激进的同时也是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反映出作者对女性所要求的教育权利的同情，以及对女性可能采取的过激行为持有的疑虑态度。

艾达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舆论中关于女权主义运动的争论。在英国和美国，妇女已经开始集会要求争取更多的权利，而女性权利也在取得缓慢的进步。这种进步对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还远远不够，因为女性的许多正当权利还没有得到实现；而对于顽固的以男权为中心的人士来说，这种变化则是毫无必要和荒谬的。1838年5月《都市人杂志》(The Metropolitan Magazine)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名为“女性悲惨状况简述”(“An Out-line of the Grievance of Women”)，表达了妇女摆脱不平等状况的要求，作者对于社会和议会未能给予女权主义充分的尊重和关注感到十分不满。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女性权利还是如此被忽视，社会革命将在眼前，男性的暴政将会终结。与此相对应，《英国与海外评论》(The British and Foreign Review)同年6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女性悲惨状况简述”进

行了反驳，它批评英国的女权主义者是在效仿法国的革命行为，并提出女性的才能确实有逊于男性，给予她们权利，只会破坏家庭。

丁尼生针对双方的争论，在艾达这一激进的女性形象中表达了他的思考。丁尼生有意塑造出一个强悍的女性形象：艾达身材高出别人一头，比男人还威武雄壮，她驯养了两头豹子，每当她一只脚踏在一头豹子上，就像个强悍的亚马逊女战士。她愤恨于男性独占社会资源，使女性成为“男性的玩具”、“家里的奴隶和外面的傻子”，因而拒绝了以前父亲给她定下的婚约。不仅她自己拒绝进入传统的婚姻，她还成立了一所女子学院，要求学生在学三年期间不得与家里进行联系，不得与男性谈话，此外还规定，所有擅自闯入学院的男性一律处死。这样，艾达虽然为女性争取了教育的权利，却将其与外界隔绝了起来。艾达的行为如此激烈不是没有原因的，作为艾达对立面的王子的父亲，代表了男性中心论者，他比艾达更加咄咄逼人，他宣称：“男人在田间劳作，女人在炉边忙碌'／男人用剑征服，女人在家中缝补，／男人使用头脑，女人依赖心灵，／男人发出命令，女人遵照服从”。他对艾达的拒婚行为非常恼火，要派遣十万雄兵“在一阵旋风中把她抢回来”。在王子男扮女装偷偷潜入艾达办的学院没有消息之后，王子的父亲带兵跨越边界，抓住了艾达的父亲作为人质，并且写信索回王子，痛骂艾达的女权主义：“你认为女人要比男人强，／好一个猖獗的歪理，如果传播开来／让这世上所有的女人都反抗／她们的主人，那我们很应该／今晚就拆毁你的宫殿，／我们会这样干的”，因为“男人是猎手，女人是猎物”，艾达和王子的父亲无论是在行为还是思想方面都针锋相对，差点就导致这两个国家兵戎相见。所以面对事实上存在的这样古板固执的人物，艾达采取强硬的姿态予以对抗就显得并非师出无名。

艾达这一激进形象的塑造不仅源于关于女权运动的争论，也跟丁尼生对当时英国社会过度工业化倾向的思考相关。在长诗中，除了讲述公主艾达建立学院宣扬女性教育权利的传奇故事以外，诗人还给它安排了一个框架，描写“我”与一群人来到沃尔特爵士家聚会，爵士的家里就像一个展览馆一样，展示着现代文明的成果和世界各地的奇异物件，大家还一起来到一个集会处，那里现代的技术和发明正在被展示和讲解：汽船在湖中行进，摇动着水面上的睡莲；模型火车在轨道上穿梭；热气球从小树林前升起。在传奇故事中，与社会工业文明相对应的是艾达的学院里教授的科目，大多属于现代科学，艾达和她的女教师不止一次地提到天文和地质学的新发现。在艾达看来，女性权利的获得应当像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样，如当时地质学中灾变论一派所主张的，变革必须翻天覆地、突如其来，因此她在诗中被比喻为“愤怒而即将决堤的河水”。诗中艾达公主的故事正是由“我”在这次聚会中遇到的一位充满了战斗精神的年轻女权主义者丽莉亚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艾达的对应人物就是丽莉亚。丽莉亚是沃尔特爵士的女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当别人问她为什么现在没有了高贵的女战士时，她回答道：“现在有几千个／这样的女人，但习俗束缚了她们。／不是天性，而是教育培养出来的，／你们男人做到了，我恨你们所有人!”丽莉亚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的从属地位是由习俗和教育造成的，并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愤怒。丁尼生把丽莉亚放在这样一个凸显工业文明的环境里，正是把妇女争取权益与之联系在一起。丽莉亚和艾达的激进行为，与当时的工业化倾向以及激进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具有颠覆传统的意义，是一种断裂式的社会进步。而这种进步在丁尼生看来并不足取。

对于处理女权主义这个当时富于争议的话题丁尼生是比较谨慎的，或者也可以说，他是通过长诗在努力探索正确的途径。在完结篇中他这样写道：“什么风格合适?／男性希望我从头到尾／使用戏仿的大型英雄体……女人，也许感到了她们的能力……驱使我们最后有了一个严肃的结尾”。丁尼生创作“公主”经过了8年的时间跨度，在此期间他的思想有过变化，就像作品的风格一样，一开始是类似《无事生非》的喜剧性风格，但是后来他越来越让艾达变得富于尊严和理性。长诗多处展示了艾达温和的另一面，为了建立和维护学院，艾达也能真切地讲述自己的想法，以争取别人的支持；当她跟男扮女装的王子出行时，她告诉王子，她们并非上帝，她们需要时间来使女性变得更加美好，此时的艾达让人感到亲切和可以信赖。尤其是在故事的最后部分，艾达在照顾受伤的王子时，在他床边念了一首抒情诗：“下来吧，少女，从那高山上下来。／在高处有什么乐趣(牧童唱道)，／又高又冷，是为了壮美的山峦?……下来吧，因为爱神属于这山谷……来吧，整个的／山谷等着你；炊烟的蔚蓝烟柱／为你升起；孩子们在叫唤，我这／牧童在吹笛，百音千声都是美。／你的声音虽更美，但每种声音／也都美”(丁尼生)。这首诗歌是在应和作品的主题，作者认为艾达争取女性权利的行为是崇高的，但是艾达过于强悍冷酷并且拒绝世俗婚姻的行为过于极端，并不可取。他认为艾达不应该为了理想而与世界对立或远离它，他希望艾达仍然能够体味这个世界的美和爱。而爱和婚姻正是把他们联合起来的纽带，使他们既相异，也彼此相融，如王子所说：“不是相近的相似，而是有差异的相似，／随着时间的增长他们变得更相像，／男性更接近女性，女性与男性更相似”。因此，王子在故事中从男扮女装到上马与人角斗，而艾达从冷酷高傲到温柔地看护王子，他们的性格都在向对方贴近，以更契合于诗人的理想。

故事中的王子是丁尼生的代言人。这个人物具有一种平和的性格，而不像他的父亲和公主那样常常行为激越。因此，王子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个性不突出、无生气的角色。公主和王子父亲的鲜明个性极易引起评论者们的兴趣，而王子作为一种折中性格，却招致更多的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王子是一个实质上的压迫者，他的婚姻条件实际上是让女性回归家庭，剥夺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一书中非常尖锐地指出，王子在角斗中受伤，同情心让艾达成为了一个温柔的母性形象，走人仍然保持男女差异的不平等状况。“诗人带着明显的虚伪和狡诈而顽固的‘公平的企图，希望读者能同情那位被描写成力主中庸的王子。……他惯用的‘不愿相同，宁可各异的陈词滥调只不过是把传统的不平等伪装成一种有趣的现象。按照这种公式，男性将一如既往地代表力量、权威和地位，是‘推动世界的力量，而女性将继续‘照料孩子，‘在智力发达的人(男人)面前扮演孩子的角色。至此，奉承变成了侮辱”(米利特)。

王子在诗中是一个融合了两性特征的形象。他本身就带点女性气质：“我是个王子，蓝眼睛，白皮肤，／性格多情像五月的初夏，／长长的金色卷发，像个姑娘”，他和两个朋友还男扮女装混入艾达开办的学院，一次跟艾达出行，用“假声男高音”(米利特)表达他对爱情的渴望，遭到了艾达的嘲笑。但王子的温和最终使艾达态度软化。他们第一次以男性和女性的身份对话是在王子被发觉是男人，逃走被抓的时候，王子向艾达表明了他的爱慕之情。他向艾达坦承，在孩提时代，保姆就向他说起她，在他心目中，艾达“从高处俯

身向我'／存在于灿烂的光明之中'／与极南方的和风一同来，／吹入北方深处。黎明和黄昏，／艾达的名字响彻树林”。第二次，他被迫与艾达的哥哥角斗受伤，引发了艾达的同情心，并最终同意与王子结婚。可见，在丁尼生的理解中，这种融合了女性的温婉和男性的强悍的个性，正是理想的男性人格结构，也是与女性相结合的理想人格形态。

王子形象在诗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借助王子的视角，表达了作者本人对女性身份定位的理解。“抛弃家庭”的女权主义激进主张是当时的男权中心者最常攻击的对象，丁尼生对这一问题虽不像男权主义者那样主张女性回到家庭，但仍希望女性在获得权利的同时依然能够珍惜家庭的价值。他在作品中一再用穿插的抒情诗歌表达爱情、婚姻的可贵，并借王子之口来传达他的理念。传奇的最后部分，王子向艾达承认，他对女性的美好认识从孩提时代对母亲的崇敬中已经形成：“从我懂事以前开始，／沉浸于那丰富的世界的预兆，／我就已喜爱女性。男性，不应该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沉迷于甜蜜的自我，／或因比死亡更糟糕的体验而憔悴，／或因错误而折断了感情的翅膀。／这是我因之而喜爱女性的人，／不博学，只是保持家常的方式，／不完美，但充满了仁慈的愿望，／不是天使，却呼吸着天堂的气息，／是上帝与人(men)之间的中介”。由此可见，丁尼生心目中这种温柔虔诚而“保持家常方式”的女性形象还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维多利亚时代提倡的“家中的天使”。并且这一思想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华兹华斯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华兹华斯在《童年回忆的永生启示》(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中认为，世界向儿童显示出更奇妙的意义，而成年人已经失去了发现这些美好朕兆的能力。丁尼生承续了这一理念，他同样倾向于用感悟体验的方式来认识世界的真理，所以王子从童年开始的对女性的崇敬就明显带有崇拜女性直觉体悟能力的意味。而女性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引领人类上升，则带有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采的印记。约翰·柯尔汉姆提到，影响丁尼生至深的哈莱姆就十分赞赏天主教对女性的崇拜，给予彼特拉克和但丁以高度的评价。丁尼生同样十分喜爱但丁，他的成名作《悼念集》中的精神上升和哈莱姆引领的设置明显受到《神曲》的影响，同时他有自己的亲身经历作来佐证女性的精神引领作用。丁尼生的父亲因为受到家庭的不公正对待，形成时而阴郁时而狂躁的性格，丁尼生全家常常因此陷入惊恐当中，而他的母亲则以虔诚忍耐的性格忍受着丈夫，给全家带来了安慰。诗人在早年的诗歌“伊莎贝尔”(Isabel)中描写了一位完美的妻子，研究者指出，这一形象就是依照诗人的母亲描绘的(Ricks)。丁尼生对理想女性的推崇，实际上是希望女性不要完全投身于公共领域，他认为女性仍然应该在私人领域里发挥更强大的作用。因此，丁尼生被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批评为不够关注政治，不够关注公共领域，即使关注，态度也是比较保守的(Brooke“Intro-duction”Ⅲ)，但作为一个诗人的特色是他更关注私人领域，尤其关注个人的精神价值和宗教信念，前文所提到的丁尼生的个人意识投射与他笔下的幽闭女性，正是他面对复杂的外界环境，退守私人领域倾向的表现。因此他期望温和、纯洁、善于直觉体悟的女性能在精神上对男性加以引导，实现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在精神领域上的联合。王子在对他父亲的劝解中说：“狂野的本性需要明智的束缚。……男人，受伟大心灵的刺激，却滑入感官的泥沼”。男性需要更多的自我克制，不能完全陷于物质世界，而男性的精神提升却需要“家中的天使”来引领。

因此，王子能在母亲的影响下成为温和的男性。反过来，男性的温和正是缓解女性激进立场的良药，所以，我们在诗中看到，王子不懈的努力终于打动了公主的心，甚至使她放弃了自己的办学原则，她撤销了严禁男子擅入的学院的规则，将学院开放给战斗中受伤的士兵们作为医院，并且亲自护理王子，从而走向诗人理想的“家中的天使”形象。而在此基础上，女性的权利也才能被尊重，所以王子在回答他父亲对艾达的责骂时提出：“艾达的大部分正当要求还从未被讨论，它们本就是自然的权益”。就此，丁尼生明确了他既反对女性抛弃家庭、又主张维护女性正当权利的温和立场。

丁尼生面对当时逐步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创作出了“公主”这首诗歌，并不是遵命而为的产物，他同情温和的女权主义，赞同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丁尼生肯定两性生理上的相异，但同时他也认为两性应能获得相同的智力、道德、想象、精神上的能力，这样男性和女性都能变化和成长”。就此而言，“‘公主……是一次诚恳和有远见的妇女解放的要求，而且后来也付诸实践了”。但是面对与女权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剧烈变革和科技快速发展，他的态度又是犹疑不定的。丁尼生珍惜的是个人的精神价值，以及与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信仰，所以他希望的是温和渐进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不应该剧烈地改变他精神价值所依托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未被现代科学动摇的信仰，以及未被现代商业社会所破坏的自然和社会风貌，而颠覆它们的是现代的科学和社会革命，是“可怕的缪斯”，这不是丁尼生所希望的，因此“公主”中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最终回归到渐进的道路上来，与坚持精神和传统价值的作者代言人联合在一起。

责任编辑：刘兮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