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耀东

内容提要：本文细述了胡适在康乃耳大学任职、演说、读书、撰文、译文、译诗等情况，此阶段的经历奠定了他接受美国诗歌影响的基础工程。这段经历对胡适的影响颇为深远，如果胡适不经受如此准备，他就难以成为中国新诗的开山人。

关键词：胡适美国诗歌影响基础工程

一、任职、演说

胡适在1906年任西一斋班长起至1917年12月当选为北京大学编评会评议员为止，先后至少有23个任职：(1)西一斋班长。(2)1908年8月接编《竞业旬报》(每期编辑费10元，住宿费全免)。他连续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创作诗文、译诗、译文等各种文字。胡适的“第一篇白话文字”(胡适，《四十自述》)就是在它上面发表的。他曾说：“从第二十四期到第三十八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时候全期的文字，从论说到时间，差不多都是我做的。”又说：“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使我可以把在家乡和在学校得着的一点点知识和见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叙述出来”(胡适，《四十自述》)，“还给了我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白话文从此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胡适，《四十自述》)。这儿说得很清楚，他从事文学革命靠的是这时奠定的基础。(3)任中国新公学教员。此中受的折磨，对胡适的成长，颇有助益。(4)任美国东部学生会各学科研究部文学股委员。(5)被爱国会推为主笔。(6)被推举为庚子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兼会报事。(7)以康乃耳大学支会代表出席费城世界大同会总会年会，被选为宪法部干事。(8)被选为世界学生会会长。(9)与赵元任等被举为Phi Kappa会员。(10)任《留美学生年报》编辑。(11)任留美学生联合会评议员。(12)任学生会哲学教育群学部委员长。(13)以“论英诗人卜朗宁之乐观主义”得征文奖金。(14)国际政治学会开成立会，胡适因故缺席，被推为会长，坚辞之。(15)被选为1915年《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16)出席文艺科学生同业会，被推为1915年东部总会长。(17)世界学生会选为议案股委员长。(18)被推为康乃耳大学文学社团“草稿会”会员。(19)美国国际睦谊会举办校际和平论文竞赛，胡适得头等奖。(20)任《留美学生季报》编辑。(21)任《留美学生季报》总编辑、主编。(22)1917年12月，任北京大学编译会评议员。(23)被聘为教育部主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成员。这些任职，大多有助或有利于胡适后来的文学活动。

1915年4月25日，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说：“吾三年中演说何啻七十次，得益之多非言可罄，然荒废日力亦不少，故此后决意不再受演说之招矣”(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卷九：56)。后虽几次破例允诺出席演说，但次数逐渐减少。对胡适来说，演说至少有三种益处：一、由于半数左右限定用英语，对胡适英语的训练大有好处。二、对他理清头绪，用清晰明白的逻辑表述有助益。三、对语言能力的提高每一次都是锻炼。但要指出的是，演说虽然知识面涉猎广，有益于锻炼思想活跃，应对灵敏，对学术问题往往探讨不深。

二、读书、撰文

胡适1918年以前所读之书之多，难以计数，这里只能择笔者认为最主要影响最大者而言。1904年初夏，二哥送给他一些新书，包括《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还有邹容《革命军》等，这些书，在当时都是进步书籍，使胡适开了眼界。1905年秋，胡适读了《天演论》，“适”的名字即由其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产生。梁启超的著作，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如“新民说”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使胡适的眼界为之一开。他还读了吴汝伦选的古文读本，“第四册全是古诗歌”(胡适，《四十自述》)，“这时代我专读古体歌行，不肯再读律诗；偶然也读一些五七言绝句”(胡适，《四十自述》)。1907年胡适在安徽养病，“我读了不少白居易的诗……如在家乡做的《弃父行》，很表现《长庆集》的影响”(胡适，《四十自述》)。叙事长于抒情。在北京，胡适在杨景苏先生指导下，“[……]从《十三经注疏》用功起。我读汉儒的经学，是从这个时候起的”(胡适，《四十自述》)。后来，胡适对汉儒甚为不满：“诗之为物，本乎天性，发乎情之不容已。诗者，天趣也。汉儒寻章摘句，天趣尽湮，安可言诗”(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卷一：)。不久，“辛亥革命，打倒满清，建立民国”，同学要他“向美国听众讲解中国革命和共和政府”。这与胡适从农科转向文科恰好契合。在胡适看来，“去年(1912年——引者注)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人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卷二：)。胡氏此言，有夸大梁氏功绩之弊，但我们一些评价，又有过低估计梁氏历史功绩的倾向。

胡适曾在“我之反省”中说：“余近来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人世而不足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后此宜痛改之”(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卷三：)。胡适治学，此言正中要害。翌年(1915年)，他再次指出，为学一是要“广大”，一是要“高深”；宜相辅相成，自己主要是失之浅，“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胡适留学日记(上)》卷八：)。1915年5月28日又说：“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卷九：)。在“论汉宋说诗之家及今日治诗之法”一文中又说：“古人说诗之病根，在于以诗作经读。夫惟以诗作经，故必牵强附会，令尽合于陈腐古板之学说而后已。”对诗作诗读，不作“经”读，这是诗史研究者的准则之一。

在《自杀篇——为叔永题鹊钨风雨集》后“跋”中，胡适说：“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胡适，《尝试集》)。是的，诗家依人篱下，难成大业；惟有独立前行，方可成大家。1908年9月16日，他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文中切盼中国同胞快起来救国。“天天巴望我们中国快些多出几个贞德，几十个贞德，几百个贞德，到那时候，在下便抛下笔砚，放下书本，赶去做一个马前卒”。可见胡适无论做诗，做人，一切都挂念着救国。在《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中，他又盛赞敢于为秋瑾收尸造墓的吴芝英、徐寄尘二女杰。

1914年1月29日胡适作诗，宣扬乐观主义——“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卷三：)。又连续多次撰文倡导乐观主义。

1915年8月3日胡适撰文认为文学大抵可分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以为文者，所以写真、纪实、昭信、状物，而不可苟者也。是故其为文也，即物而状之，

即事而纪之；不隐恶而扬善，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非则非。举凡是非、美恶、疾苦、欢乐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响之。是实际派之文学也”(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卷十：)。1915年作“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声言：“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卷十一：)。这，后来受到非议。但要须知：(一)时间已不同；(二)是从格律森严的律诗走出的第一步。

1916年4月5日胡适写道：“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胡适，《四十自述》82)。同年4月作“沁园春誓诗”，宣称“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胡适，《四十自述》)。

1916年8月4日，写信“答任叔永”说：“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胡适，《尝试集》3)。1916年9月3日作《尝试歌》并序说：“自古成功在尝试”(胡适，《尝试集》)。10月1日发表“寄陈独秀”说：“……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人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胡适，《胡适文存》)。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六首。陈独秀在同期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指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胡适，《胡适文存》)。此后，就文学革命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19年10月10日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著名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说：“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新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胡适，《胡适文存》)。诗创作与诗翻译之间，虽不是一回事，但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诗不改革，影响外来品种的接受。

三、译文、译诗

1916年2月3日致陈独秀函：“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人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卷十二：)。

胡适的译文很多，难以统计。1920年前，他的译文有几个特点：(一)爱国题材，主题多。如1908年前就有《毅斋杂译》、《生死之交》、《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二)面广而杂。(三)时俗性强。

胡适译诗二十三首，入选《尝试集》四首，自己选人《尝试集》前，还征求了任叔永、陈莎菲、鲁迅、周作人、俞平伯、蒋百里、康白情等先生的意见，选这几首分析应属妥当，即“老洛伯‘Auld Robin Gray”、“关不住了”、“希望”、“哀希腊歌”。

“老洛伯”著者为苏格兰女诗人安尼·林德萨。据译者言：“此诗为夫人二十一岁时所作，匿名刊行。诗出之后，风行全国，终莫知著者为谁也。后五十二年，Scott于所著小说中偶言及之，而夫人已老，后二年，死矣”(胡适，《尝试集》)。梅家穷不能娶妻，出外打工。半月，女爹跌坏，女母病倒，牛被偷，无以养家，老洛伯伸出援助的手。盛传吉梅遇风暴丧命，便嫁了老洛伯，那知吉梅又回来了：

我如今坐也坐不下，那有心肠纺纱?

我又不敢想着他：

想着他须是一桩罪过。

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

我家老洛伯他并不曾待差了我。(胡适，《尝试集》)三个人——“我”、吉梅、老洛伯都很善良、穷困，又都落入两难的境地。“我”陷入一女二嫁两男的尴尬；吉梅面临让出爱妻的困境；老洛伯以年迈得少妇又有失去的危机。好在人人都忠厚老实，不愿给别人带来心灵沉重负担，不愿破坏命运的残酷安排，使人人肩负痛苦走向未来。诗形上按原来的分节；不过于直露；蕴含着诗意。在线条清晰的画面上，意象丰满，情绪始终不衰。

“关不住了”只有十二行。

我说“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五月的湿风，

时时从屋顶上吹来；

还有那街心的琴调

一阵阵的飞来。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希望”的翻译显然借助了古代词曲的营养，如明代蒋一葵《允公堂外纪》说，赵夫人曾作词：“你侬我依，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廓。”胡适译诗为：“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要再磨再炼再调和，／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未来怀着强烈的坚信和希望，要把旧的秩序打破，一切重新“造过”。爱的热烈，爱的大胆，跃于纸上。

在谈到“胡适之体”诗时，胡适在为其侄儿胡思永遗诗作序中说：“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胡适，《胡适诗存》)。胡适译诗，往往喜爱这一类诗。所以说“影响”，其实是双向的主动的接受。

“裴伦《哀希腊歌》”译诗前有长达千余言之“序”，既对作者作了简介，并对此前译本作了简评，今将此文后半抄录：

此诗之入汉文，始于梁任公之《新中国未来记》小说。惟任公仅译一三两章。其后马君武译其全文，刊于《新文学》中。后苏曼殊复以五言古诗译之。民国二年，吾友张耘来美洲留学，携有马、苏两家译本。余因得尽读之。颇嫌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当时余许张君为重译此诗。久而未能践诺。三年二月一夜，以四小时之力，译之。既成复改削数月，始成此本。更为之注释，以便读者。盖诗中屡用史事，非注，不易领会也。

裴伦在英国文学上，仅可称第二流人物。然其在异国之诗名，有时竟在萧士比，弥尔敦之上。此不独文以人传也。盖裴伦为诗，富于情性气魄，而铸词炼句，颇失之粗豪。其在原文，疵瑕易见。而一经翻译，则其词句小疵，往往为其深情奇气所掩，读者仅见其所长，而不觉其所短矣。裴伦诗名之及于世界，此亦其一因也。(胡适，《尝试集》)胡适这评价有道理，他的译诗也确有特点，但也有“中国式”的添加，第一节有如下诗句：“亦羲和、素娥之故里”(胡适，《尝试集》)。“羲和”的典故，拜伦亦未知，显系译者所加。还有，用《离骚》体译，局限多多。杨德豫1981年9月用“大体整齐”的半自由体翻译，便避免了胡适译本的若干毛病。

总之，胡适接受美国诗歌影响的基础工程，涉及面很广，材料繁富，这里难免挂一漏万。但缺一就难以复原历史，也难以探究真相。笔者于两难中预向读者致歉。

责任编辑：邹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