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芹

内容提要：莫里森的小说《天堂》付梓前作者自己命名的书名是《战争》。本文通过探析《天堂》和“战争”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小说中依据“血缘法则”建立起的乌托邦“乐园”的不切实际和必然衰朽的历史命运，指出《天堂》所展示的是一场肤色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和心灵之战；并以小说中黑人女性获得心灵解放的方式为例，说明小说意在指出人类精神乐园的复归需要人们观念意识的再造更新、逻辑思维的多元整合、心灵气质的博爱宽容和文化态度的融合接纳。

关键词：《天堂》“战争”乌托邦血缘法则心灵之战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每一部作品问世，都要在评论界和读者群中掀起一阵热潮且有余音绕梁之势。她力图用写作重构黑人历史的方式，她对性别、种族、文化融合和黑人文化底蕴的关注，对爱的多面性的思考以及寓“政治”于艺术的手法，每每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1997年《天堂》(Paradise)的发表，再一次显示了作家对“当代美国历史编纂工作的小说化干预”(Widdowson)。

莫里森本打算将这部小说命名为《战争》(War)，出版商担心以《战争》为题目会使许多莫里森迷敬而远之，遂说服作家将小说改名为《天堂》。“天堂”一词来自《圣经》，又名“伊甸园”、“乐园”或“天国”，比喻不为任何琐事苦痛所扰的乐土。莫里森解释说她之所以接受这个书名，是因为她原本就想描述“因试图建立乐园而产生的武力冲突”，所以以《天堂》为题目并不违背初衷：“我们关于天堂的概念是很有限的：它要求人们把自己看作幸运儿——即被上帝选中的人。意味着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与其他人隔绝开来，那就是天堂的本质。它的定义是由曾经去过‘天堂和没去过‘天堂的人一起制定的，所以我同意出版商的观点……开始我曾犹豫，但后来我意识到既然此书是对‘天堂提出疑问的，这题目也就行得通。其实题目后应该有个隐含的问号”(qtd.in Mori)。那么，莫里森到底想表现怎样的战争?又展示怎样的带有问号的天堂或乐园?“天堂”里又会有怎样的战争?

一、肤色之战——建构“乌托邦”乐园

《天堂》的第一句话“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Morrison)，便为小说奠定了种族、性别和暴力的基调。人们由此不难预测这部小说将是关于种族冲突和性别冲突。故事发生地孤悬于美国南方黑人社区小镇鲁比和距其十七英里的俗称女修道院的女性避难所。鲁比镇前身黑文(Haven)是由一群因内战结束而摆脱奴隶制桎梏的非裔美国人建立的。1889年，他们在撒迦利亚带领下携妻带子从路易斯安娜州向北赤脚徒步迁徙以期寻求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乐土，途中虽很艰难，因肤色黝黑遭到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双重拒绝，受尽冷遇，但凭着对生活的美好信念和憧憬，终于于1890年在俄克拉荷马州建立了自己的纯黑人“山巅之城”(Byers)、“心灵之园”黑文镇。黑文(haven)意为“安全之所、憩息处、避难所”，在发音和书写上近似“天堂”(heaven)一词，表达了黑人建立自己的尘世乐园和圣地的憧憬。而他们的朝“圣”之行，则被赋予了最初移民到美国的清教徒的寓意。怀着对拒绝排斥他们的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怒气与傲气，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史圣化为《圣经》中被迫出走埃及的以色列先民的历史，视自己为“上帝的选民”。他们筑烤炉为约，一度建立起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乌托邦，在与世隔绝中享受着自主的幸福。但到1949年由于小镇经济受国际、国内政治的侵扰，黑人与西进的白人混居，黑文的“乌托邦”乐园随之衰落。

于是，第三代黑人摩根家孪生兄弟迪肯和斯图尔德退伍后，怀着对被拒绝的历史的痛心疾首，为扭转黑文镇的颓势，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带领十五户人家，把烤炉拆分装载，再次踏上迁居征程。迁移途中，摩根家的女儿鲁比在急需治疗时因是黑人被医院拒绝住进病房而死在医院的走廊里。这使他们变得更加狭隘排外。为纪念死者并寄托希望，他们把新的定居地取名鲁比，在镇中心重筑了祖传的烤炉，企图重建“乐园”和黑人的生活理想。吸取了前人的教训，牢记着被拒绝排斥的历史，他们在鲁比镇把屈辱的历史倒置，上演了一场以血统论优劣的黑人种族主义闹剧。肤色最深的七大家族被称为“八层石头”，他们实行封闭隔离、自给自足的政策，认为外人和敌人“是一回事”，并实行黑皮肤至上的种族主义，以肤色深浅论道德优劣。他们“头脑中固有的东西，即奴隶制下他们所被禁止的白人方式，对外人的猜疑和排斥都在重演，以另一种方式再现”(高春常110)。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他们强迫米努斯与白肤未婚妻离散，造成他终日借酒浇愁；他们歧视罗杰·贝斯特，因为他娶了白肤的混血女子，他的女儿帕特里夏和外孙女比莉·狄利亚因承继了浅肤色也倍受心灵折磨。比莉因三岁时当众把礼拜天的紧身短衬裤拽了下去而被视为疯丫头、放荡女子并被母亲痛打，原因不言自明：她肤色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她未婚先育的密友阿涅特举行婚礼时，她仍是守身如玉的处女，而阿涅特因为血统纯正，尽管十四岁时就有了性经历却受到镇上人的保护。足见在鲁比“血缘法则”规定着人们的双重道德标准。肤色之战中，道德被迫让位于碳黑肤色的尊严、母爱屈服于血统的纯正、爱情服从于种族的永生。

实际上，《天堂》里的男主人公们在试图建立他们的“乌托邦”乐园的过程中，的确承受着种族主义的苦难与耻辱，在反抗与消解肤色所带来的尴尬过程中，他们自己也由争取自由的斗士变成了固步自封、惟我独尊、隔绝孤立的顽固派。“就在他们在人身接触上逃离白人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却在急速地美国化。他们是以躲避白人的方式接近白人的理想；他们创造的社会是对他们脱离出的那个社会的模仿”(高春常110)。因此，他们所引以为豪的小镇鲁比，也不免打上了种族隔离的烙印，成为矛盾重重的“乌托邦”。而“乌托邦”、“世外桃源”和“天堂”这类词本身就意味着或多或少的与世隔绝、闭塞保守，其结果必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在一个没有参照物的孤岛社会中，人们单纯凭对理想蓝图的憧憬建设家园，在缺乏博爱和宽容的条件下，“天堂”安在?莫里森以“天堂”里的悲剧对非裔美国人在争取自我权利和重构自我的过程中某些绝对化的倾向提出质疑，并借锐意改革现状的米斯纳牧师之口，表达了对“乌托邦”理想绝对理念化的担忧，警示人们在反对种族歧视过程中走向固步自封极端的危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帕特，分隔我们、孤立我们是他们的惯用伎俩。与世隔绝无异于扼杀好几代人，这是没有前途的”。

二、烤炉之战——失“乐园”

鲁比镇虽貌似“乐园”，却也承载着因隔绝而带来的苦难并摇摇欲坠。鲁比镇表面上秩序井然、邻里友爱，俨然是人间乐园，骨子里却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经历着由于僵化停滞所产生的阵痛和观念变革。从前的完美城堡如今变成了一座“监狱”(stomce)，人人自危，恐慌开始蔓延。由于新小镇之父采取封闭僵化的措施，新的分歧悄然而生——男女之间、隔代之间、家族之间(不仅是八层石头家族与非八层石头家族，还有八层石头家族内部，如摩

根家族与弗利特伍德家族)。鲁比镇第一家族的双胞胎兄弟二人，一个始终未生育(斯图尔德)，一个在越战中失去两个儿子(迪肯)；而且斯图尔德的妻子达薇感到她的丈夫“获得的越多，他的失落也就愈加明显”；由于企图保留黑皮肤的纯正世代近亲结婚，弗利特伍德家族倍受接连降生的畸形儿之苦，整个社区显出种族退化的迹象；小镇人心不古，盗窃、谋杀时有发生；镇上的年轻人受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传统价值观念动摇，生活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酗酒、斗殴、堕胎、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现象屡见不鲜；宗教派别之争异常激烈……如果说小镇一度确曾建立起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那么，这个乐园则因其完全违背了祖先们创立“天堂”的初衷而日见衰朽，几至坍塌。

失“乐园”的过程同时伴随着小镇人们围绕着烤炉的观念之争、意识形态之战。围绕着大烤炉的存留及炉灶嘴上已经模糊不清的原铸铭文所发生的争议，表明了新老两代人及男女两性对待精神遗产的分歧态度。老一代认定炉灶嘴上的铭文是“当心他(上帝)皱眉”——警告人们不可违背上帝的意旨。“孪生兄弟相信，是当祖父发现正直之途非常狭窄时为烤炉的嘴唇选择了这句话”，而且“要表达永恒的至理”。对孪生兄弟为代表的老一代人而言，烤炉是祖辈们永恒的耻辱、仇恨、排外和对乐园梦想的见证和代表，他们将烤炉原封不动地搬迁到鲁比，因为烤炉的永存意味着祖辈历史的永存，保持烤炉的原样意味着忠实地继承历史，因而不允许任何人改变、搬迁或给炉嘴上的座右铭添删任何东西。米斯纳牧师和年轻人也以自己的方式挑战着老一辈的权威和那一神圣法则。对他们来说，历史是开放动感的。年轻人在烤炉上随意涂鸦，并执意要把烤炉上的话改成“是他皱起的眉头”——上帝已然对现状不满，甚至“我们就是他的眉头”——要做上帝的工具，实现他在人间的公正，还要参与历史，创造自己的历史，以给予它的价值“新的生命力”。米斯纳牧师对由墨守成规、闭关自守所引起的僵化停滞的压抑气氛深感疑惑与不安：“为什么他们没有自己的故事可讲?谈到自己的社会时他们就缄默不语了。没东西可讲，可传给后代。就好象过去的英雄壮举足以充当后辈的未来。就好象他们要的不是孩子，而是复制品”。保守与改革两种观念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小镇上的女性却对历史、对烤炉持不同的看法，并用自己朴素的观点解构着男性宗法社会加以神圣化的历史。迪肯的妻子索恩认为，烤炉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为黑文建立的时候人们打猎是为了生存，拿回来的食物在烤炉上大家共享，而“鲁比建成时打猎只是一种游戏了”。她认为，男人们把它拆分、运输并复原，“本意是件好事，可是太过头了。实用品变成了圣坛，就象冒犯了上帝的任何东西一样，它把自己毁了”。女教师帕特里夏怀着对自己浅肤色的愧疚，为了逢迎黑皮肤至上者而以家谱的形式记载下小镇居民珍视的过去，却逐渐意识到小镇有一个从未言明的规定：“只有烤炉上的话才有所暗示”。这个默认的规定就是“血缘法则”：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拒绝伤害了他们的自尊，他们反过来以自己碳黑的肤色为荣，以浅肤色为耻，这样，自尊得到维护，仇恨得以宣泄。烤炉被“新小镇之父”搬到了鲁比，也就意味着他们将更严格地遵从这一生存法则。审视历史使帕特里夏对历史和现状有更清醒的认识，能够发现人们内心深处由于偏狭、仇恨、对外排斥、自我封闭与黑皮肤至上所带来的悲哀、不幸与无奈，意识到执着于充满仇恨的历史记忆带来的是个人的不幸与集体的灾难，心灵的危机加速了精神世界的失衡，拘泥于烤炉所规定的“血缘法则”无异于自取毁灭，因此她焚毁了书稿。通过帕特里夏的省视，作者表明了自己对历史的态度：黑人民族要健康良性地发展，就要学会勇敢面对自己屈辱的历史，走出历史的阴影，在记忆中忘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发展。

三、心灵之战——建构黑人女性的精神乐园

一个乐园已然瓦解，以纷争退化和偏狭刻薄宣示着失败。希望出现在另一个乐园，这就是莫里森放人小说中并置对照的一个业已废弃的女子修道院。这里的女子们本来都是在外面的世界中饱受创伤和耻辱的女性：梅维丝，因不慎使两个孩子窒息车中受到家人无尽的怨恨与指责；帕拉丝，目睹自己的男友和母亲肌肤之亲后又遭强奸；佳佳，渴望被爱但内心充满对种族冲突的恐惧；塞尼卡，自幼被少女母亲抛弃而饱受身心创伤，常通过自虐寻求安慰和同情；院长康索拉塔虽自幼受到玛丽院长的庇护，但被迪肯始乱终弃再加上老院长的去世使她曾一度怕见光明，躲在太阳镜后和地下室里醉生梦死。但来自各地的这些“碎心的女孩、惊恐的女孩和脆弱的女孩”唤醒了她迷醉沉睡的母爱意识，她在自省中意识到“可怕的东西不在外界，而在内心”，于是引领着这些受伤的女子开始了一场战胜自我和心魔的心灵之战。她教会她们自食其力，成为不依附于男人的独立主体；同时她教她们学会自爱和互爱，热爱自己的心灵和肉体，战胜自我，忘掉痛苦。在她的指引下，姑娘们在地板上画下自己的身体轮廓，在地下室温暖的灯光里，以一种新的方式展开、临摹与解读自己的肉体；她们对着栩栩如生的人身图诉说自己过去的苦难和压抑以释放自己，卸下心灵的包袱；她们通过互相倾诉与倾听克服内心对外部世界的畏惧，化解过去的伤痛，勇敢地面对被噩梦般的过去困扰的身心，以把握自我的方式获得身心的自由和愉悦。战胜了自我这个最大的敌人，她们找到了身体、灵魂和语言之间的秘密通道，最终达成灵与肉的统一，形成一个完整的身心，不再逃避，而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学会在困境中建构心灵的乐园。她们之间也逐渐由陌生疏离走向交流融合，建立起了一个远离尘嚣、独立、互爱、自爱和自由自在的女性“天堂”。犹如红尘外的另一个世界，这里的祥和平静充满了拯救的意味。她们以博爱和宽容接待鲁比镇那些受伤的女性，如十四岁就未婚先育无处分娩的阿涅特、连生了四个畸形儿精神几乎崩溃的丝薇蒂、因肤色浅受尽歧视并被母亲毒打的比莉·狄利亚，用无微不至的照顾抚平她们的精神创伤，提供给她们一个精神的避难所。

但是，这样的一个女性理想国却对鲁比镇面临着崩溃的乌托邦式乐园构成了潜在威胁，被“新小镇之父们”看作是一座反乌托邦的地狱。她们海纳百川的气度投射着他们的偏狭闭塞，她们的独立自由挑战着他们的至高男权，她们混杂的肤色(其中有一个纯白人)威胁着他们依据“血缘法则”建立起的纯黑人乌托邦……因此，当鲁比镇潜在的危机一触即发时，这些女性成了解决危机的替罪羊——他们袭击了修道院。失乐园的悲剧在高度的期盼和现实的毁灭中通过暴力的方式达到了极致。

四、结语：重构种族自我，建立精神家园的曙光——复乐园的前奏

莫里森喜欢写悲剧。她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写的东西我想可以称做悲剧形式，里面有净化和启示”(转引自勒克莱尔)。在莫里森的悲剧作品中，人们读出的不仅仅是悲剧人物的前车之鉴，还有被压抑的生命中折射的星星点点人性的光辉和建立人类精神家园的希望。在《天堂》中，莫里森又一次凭借她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让人们在混沌黑暗中看到了

重构种族自我，建立精神家园的曙光。她以袭击修道院事件作为分水岭，让读者在惋惜之余看到僵化的小镇所经历的变化：“新小镇之父”之一的迪肯·摩根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后同他不知悔改的孪生兄弟分道扬镳，赤脚到米斯纳牧师处忏悔，并坦承自己“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预示着迪肯向作者所倡导的对待种族问题的开放态度的转变；小说最后一章，从来不承认死亡的鲁比镇居民为一个小女孩举行了葬礼，标志着他们开始接受死亡，承认客观现实；暴行过后，小镇自我封闭的局面难以维系，小镇自此由墨守成规走向融合开放。莫里森通过米斯纳牧师之语设计的人类精神家园的蓝图正在人们的悔悟中悄然降临：“我不是指天堂，而是指一个真正的人间家园。不是用钱可以买的、可以建造的、然后把别人挡在外面的城堡……”他相信“未来正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罗杰会得到他的汽车加油站，与外界连接的公路也将铺好，外来人来来往往，来来往往，有些人还会买个三明治或一听啤酒……”小镇接生员娄恩在获悉修道院里被杀死的女子遗体都神秘地失踪，没人感觉有叫白人警察来的必要时，也表达了相同的信念：“上帝给了鲁比第二次机会”。作为迎接新生命的接生员，娄恩看到了鲁比从苦难中复活再生的希望。

《天堂》通过探究种族群体的思维范式，探讨了究竟什么是人间乐园，应当怎样来建设和维护它的问题。莫里森摇动的历史万花筒中，展现着缠绵纠纷的情感世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异彩纷呈的背景来历，在对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戏仿的同时，嘲弄着人性中愚昧无知、固步自封的痼疾，歌颂着人类对于大同之爱的向往和孜孜以求。通过血统至上论与种族融合诉求、闭塞隔绝现状与开放发展要求、男权中心论与女性精神重塑的撞击与对搏，表现了作家对血统优越论的种族主义、固步自封的“乌托邦”理想、惟我独尊的男性宗法的重构性消解，同时将作家对文化融合、种族和解与女性解放的理性思考凸显到前台。作者不但消解了一个建立在因循守旧、排外封闭基础上的乐园，而且以修道院中女性的生活方式为参照物，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灵肉合一、精神解放、博爱、宽容与融合的人间天堂，并以此警示人们，一个没有硝烟、秩序井然、众生平等、互通有无、精神自由、民族融合的人间精神乐园的复归需要人们观念意识的再造更新、逻辑思维的多元整合、心灵气质的博爱宽容和文化态度的融合接纳。惟其如此，才能实现“美美与共、人类大同”的人间天堂。

责任编辑：谭杉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