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

摘 要：丁未黄冈起义尽管历时仅仅数日，然而却暴露出清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的种种不足，这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预警机制的缺失。二、社会控制能力弱化。三、对舆论宣传控制不力。四、人事协调能力弱化。总之，面对黄冈起义，清政府在危机应对上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关键词：丁未黄冈起义；清政府；危机应对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3—0171—06

丁未黄冈起义是1907年孙中山、同盟会领导的、发生在广东潮州饶平县黄冈城的一次武装起义。对于该事件的发生背景、进程及影响等，目前学界有一定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至于其不足之处，主要集中在研究视角过于拘泥于革命情结，取径往往是自下而上，清朝政府成了漫忽的对象，政府的危机应对等非常重要的课题自难以引起关注，这是典型的政治史范式的后果生成。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政府视角出发，以清政府的危机应对为视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预警机制的缺失

丁未黄冈起义的发生，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清朝地方政府预警机制的缺失。早在事发前的光绪三十一年，“潮州各属绅士，因近日会匪猖獗，贻害闾阎，联名具禀省中大宪，请酌拨营勇剿办，并请军械局拨解军火，以资防守云”①。之后的半年里，“饶属近来匪势大炽，附郭诸大乡，皆纷纷入会。八月中秋日，谣言欲攻县城，城内外小民，皆为逃避之计。幸是夜大雨，得以无事”。面对日趋严重的危殆情形，“饶平营游击，恐滋蔓难除，商于祝大令，会同通禀上司，求派大军清办。祝大令曰：‘八属皆无三点会，惟饶独有，若通禀上司，吾辈名色，宁不扫地？云云。呜呼！有匪不办，且讳莫如深，此地方所以不靖欤”②。而到了光绪三十三年“正月间，黄冈浮圩会党运动揭竿，饶平县郑令具禀道府，请其防患未然，经由道府派员往查，嗣委员意以所禀不实复禀，未几遂有将郑令改与丰顺县对调之事。此次黄冈之乱，在本月初旬，已有举动萌芽，该处隆都司，当与郑令商同具报，郑令因鉴前车不敢从，至十一夜，事遂变。有人见会党告示刻有正月字样，现用墨笔改正字为四字，足见郑令正月之禀为不诬矣”③。对此冯自由著文亦有记载可资佐证：“潮州饶平县属黄冈为三点会最盛之区，余丑、余通实为之首，许雪秋夙与联络……丁未正月初旬，余奉许命，在饶平属浮山墟聚众千余人，预备发难，因布置不及而止。当时饶平知县郑瑞麟闻警，曾禀潮州道府请防患未然。道府即派委员往查，而委员竟以所禀不实报。”④

地方官得过且过，延宕不办，以至于预警机制失效。正如人们所道：“黄冈之三点会，已非一日，特未有起事，故地方官亦姑置之。”⑤时论也批评道：“夫天下祸患所积，常伏匿于数十年以前，而动于数十年以后，而其原常出于大治，是故，堂舍服物之疏也，恒不于起末，而于其未窳。人之病也，恒不于其病，而与其未病，当其初固无形迹可防。又常失于多所恃，洎乎一旦并发，亦或警之惕之，若不克免，乃时过而辄忘之，此大乱之所由起也。”并提出主张：“中外古今莫不制礼以防其过失，造乐以和其性情，闻为游散宴乐以消其争竞，务使家庭乡党肫然保其太和之气，然后天下国家可得而治也。否则，上习于诏而暮气积于官府，下习于骄而戾气积于乡校，虽日望其更张改革，庸有济乎？”⑥两广总督周馥事后亦认为预防不力，他在四月二十六日奏称：“臣查此次匪徒起事，该管文武不能先事预防，致出戕官踞寨重案，厥咎甚重，相应请旨将实任黄冈同知谢兰馨，署黄冈都司隆启，调署饶平县、正任广宁县知县郑世璘，巡防营哨弁督标、候补千总蔡河宗，一并革职；署黄冈守备、裁缺镇标左营左哨千总黄其蕃，先已另案革职，尚未交卸，此次复剿匪不力，应请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⑦

清末地方政府控制系统中预警机制的缺失，一个很重要的形成因素在于清末社会的千疮百孔，如此困窘的局面使得地方官员往往疲于应付，得过且过，无暇深谋远虑。“比年以来，乱匪蜂起，二十二行省之以兵事告者，若山东之曹县，江西之萍乡，湖南之醴陵，四川之开县，两粤之钦廉潮梧，少或两三月，多或一二年，庐居荡析，城郭邱墟。”⑧具体到广东，已呈现出典型的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王朝末期”现象：“今日广东全局，在在皆炸药之所伏……行者囊囊难保，居者魂梦不安。”⑨广东咨议局议员认为：“古今中外历史，兵变民变，米荒钱荒，有一如此，均是召乱。我国数月之间，此等怪现象纷至沓来，同时并起……陇畔辍耕，狐鸣髯火之往事，念之寒心。”⑩至于黄冈起义所在的“潮属各县……无革党从中勾串之事，只有三点双刀等名目，惟此项会党则潮属遍地皆是……”(11)与如此乱局相映对照的，一是吏治败坏：“自谭钟麟以来，大小官吏，率以贪默著闻，公私侵渔，度支久竭。”“以故贿赂公行，毫不为异。”(12)二是政局动荡：清廷频繁更换广东督抚，10年间更换7任总督，5年间更换4任巡抚，平均任期只有1年多。这些督抚大多尚未熟悉广东情形即被调离。在任期间，主要精力用来应付革命党的频繁起事，挨过任期了事。

预警机制的缺失，反应了清末政府统治力的下降，以如此的状态，正常的应对已属捉襟见肘，更无论及预判、预案等超前思维及运作了。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少数精英，并未进行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即可发动十数次武装起义，清廷统治因此风雨飘摇，日见黄昏，也充分反应了清廷的无能。客观而论，当时清朝政府中亦不乏未雨绸缪的主张，如“袁世凯电奏，洋关查出德商夹带快枪子弹，著沿江沿海各省督抚认真稽查，重悬赏格，随时防范，以消隐患”。对于孙中山起事的相关活动，两江总督端方认为“不能不严加防范”，“已严饬各关及地方文武，并密派得力员弁，不动声色，认真查拿在案……切实办理，以期潜消隐患”。(13)

直接的预防之外，还有更为“积极”的应对之策。概括有二：一是大赦党人。“不除旧何能布新？惟悔过乃可迁善。吾观自古人主，当主动改革之时，其罪己之诏，无不以大赦党人及抗己者为首义。盖一则朝廷惩于已往之过，而自行湔除。一则朝廷乐于宥人之过，而与之湔除。夫党人与抗己者原有二端，其始则朝廷先待以不平，而使之无地可容，其继则彼不平于朝廷之所为，遂因之铤而走险，虽其间或兼具其二端，或仅有其一端，要之其迫于朝廷而起者，则一揆也。夫使朝廷而长此不悟，长此不改，则亦已矣。乃业已有悟之一线，有改之一点，而独于仇视党人之念，则若永不能忘，且惟日肆其钩捕者，则即此一事，已非与民更始之心，而其他之改革，乃真无可望矣。”“立宪党魁之罪，固暗昧不明，为当时旧党之所罗织，而其激而剖白论辩，亦为近世文明法律之所许，赦之而因才录用，正足见慈圣之大公无我，而又何靳焉！革命党之不究已往，亦正以安反侧之心，开自新之路……愿我政府之三思而急行也。”(14)二是举办团练和巡警。“饶属浮山埠，前因有匪徒潜谋起事消息……现悉郑大令拟在该埠举办团练，定招练勇一百四十名，并借显佑庙，作为团练局，不日当可开办。或者该处匪患，藉此可以消弭云。”(15)“惟沈观察以欲靖内乱，非速办巡警不可。议俟清乡事竣，即举办潮州全属巡警。日前经调李大令祖湘来潮，先行筹划一切，并禀请胡督宪讯饬警察毕业生回潮，以便经理警务云。”(16)

在今天看来，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举措，是清末政府化解统治危机的一剂良药。

二、社会控制能力弱化

清末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表现之一是会党活动的公开化特征。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大埔会匪日形披猖。本月初二夜，在铁炉宫开台拜会。十二日，匪首邱义山又邀集三百余人，在弓洲上村瓜坪拜会。十三夜，又在小横坑拜会。闻该匪首时常盘踞此间，以小横坑井坪上冠山为巢穴。银溪龙市之烟馆歇店，亦有匪徒往来不绝，并有匪者二人，一伪为堪舆家，一伪为卜者，到处煽惑。无知之辈，多为所诱。各地绅士，畏其势焰，不敢过问”(17)。“潮阳海门所烂匪吕婆儿、吕二鳅、余阿八、陈阿文、吕大鳅等，在该所渔勒乡民，肆行乡曲，每凡连乡演戏吕婆儿等结成党群，挟带双刀，横行乱作，渔观妇女，靡所不为，大为地方之害。近又集勾外处匪徒，拜盟倡会，名曰双刀会。绅耆咸不敢指其非，恐生不测之祸。兹特登之报端以志之，望官绅查办，以儆效尤，以安民生为幸。十一月初三日海门所公启。”(18)地方士绅登报声明，呼吁政府的关注，于此可知会党活动的无所顾忌。

清末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表现之二是地方官员应对迟缓。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廿六日，乃潭江墟期，至黄昏时候，突有会匪邱义山统带数十人，由墟尾直上，喝令商家闭店，直至经费局，用刀伤李阿丰，炮伤李阿尾，并用刀斫伤十余处，旋即毙命。随抢劫李同兴顺记，计失现银二百余元，钱数千十，货物不计其数。就近禀报司汛各官，至次日下午，始各派一二名差勇查勘，该匪等遂得从容逃逸云”(19)。丁未黄冈起义，“闻此次匪徒起事前数日已有所（闻），每夜炮声隆隆，自宵达旦，商民莫不震惧，惟地方官未之知耳。迨初十日驻该处同知谢某与都司某始行禀报，然已无及矣”(20)。四月十五日，两广总督周馥上奏称：“此次如何起事，是否孙汶煽惑，未据查报。”(21)此前，清廷中央政府已经接到闽浙总督的电奏，而广东方面则未有报告，因此，至四月十六日，军机处发电旨斥责周馥道：“奉旨：松寿电奏悉。据称接粤督电，饶平县属之黄冈土匪戕官闹事。又据诏安县报称，黄冈三点会匪合力掳抢，现已派营堵剿等语。著即严饬该军扼要堵截，赶紧会剿，迅即扑灭，毋任蔓延。土匪戕官重案，周馥何以尚未电奏？广东伏莽甚多，近日情形颇有不靖，该督务当振刷精神，认真整顿，毋稍贻误。”(22)四月十七日，军机处又发电旨：“周馥电奏悉……所有各处村镇及教堂，著该地方文武加意保护，勿再疏虞。黄冈同知、都司，仍著查明有无下落？并将现在匪势军情随时电奏。”(23)

清末政府社会控制能力弱化的第三点表现是兵警腐败、任意胡为。兵警是政府控制社会的主要依恃，然到了清末，则是纳贿、扰民，弊端丛生。“大埔三点会匪蔓延愈众，拜会之事，日有所闻。近闻河腰地方，又有余某郑某等，在下窠子杨阿草屋内，开台拜会，聚党数十人，杀牛宰猪，欢呼畅饮。闻杨阿草等素不安分，近因别案，经官饬差拘办，差役往拘，贿以数元，遂得逍遥法外。今恃其会党之势，益肆行无忌。附近人家，被扰实甚。”(24)黄冈起义后，清朝地方政府推行清乡，“惠潮嘉沈道……亲带勇营，弛赴各属，按乡逐一清查搜缉”(25)。在此过程中，扰民事件接连不断。“潮州第十六营巡防勇，系临时招募，且急于成军，未加选择，其中品类至为不齐。此次往上饶办理清乡，有詹某甲者，在田放水，突被该勇捉去，迫令挑物，稍违其意，拳棍交加，甚至将枪头乱打，所到骚扰不堪。”(26)“此次营县往上饶会办清乡，闻各兵勇到处藉搜匪为名肆行抢掠，人民不堪其扰，纷纷迁避，大有十室九空之象。昨有坝子乡邱阿北，正在宰猪发卖，被弁勇拿获，指为要匪，所有银钱尽被抢夺而去。”(27)“朱管带访悉有匪匿下村社上埔楼地方，派拨弁勇往捕。时有洋客游某，闻声开门出视，即被新军勇开枪轰毙，并将其家银物抢掠一空。”(28)另外，“清乡用度浩繁，正值库款奇绌，未敢上请核发，惟有督饬府县，另行添筹支应，以资办公云”(29)。这又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联想到“此次黄冈会┓恕…起事之初，不过藉口百物腾贵，□由官场苛抽厘税所致，以此诱惑愚民”(30)。可知，清乡简直就是肇乱之由。为了加强社会治安，清末开始编练巡警，但因事属初创，经费支出浩繁，警察人才缺乏，除了省城和交通、经济繁盛之地设立了警察机构，全省各地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已经建立起来的警察也因业务素质低下，纪律松懈，经常在值勤时间吃喝玩乐，强买强卖，强行收税等，“时或受人指摘”(31)。保民不足，损民有余，政府对城乡控制能力大为削弱。

清末政府社会控制能力弱化的第四点表现是华侨的集体“哗变”。清政府在处理华侨问题上也存在问题：华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受了外国人的压迫，对于祖国的观念比较深切一点。华侨中有头脑的人总是想把中国造成一个体面的国家”(32)。那么，华侨为什么“集体”站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阵营中呢？华侨为什么走向革命？缅甸同盟会会长庄银安说：“年十八渡缅甸，耳目所及，始悉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余因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盖非革命不足以强国，非革命不足以唤醒侨民。”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华侨为什么在强国与革清政府的命之间划等号？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其他的强国之路呢？如投资国内、增强国力辅佐清政府呢？如保光绪呢？为什么华侨要推翻整个大清王朝呢？同盟会员邓泽如说：“久侨国外，习见侨胞日受不平等待遇，知由于国势之不振，而满族之歧视也，慨然思所以拯之。”(33)“满族之歧视”一言，点出了问题的根。显然，清朝政府的华侨政策是有问题的。尽管华侨中“有反清复明如三点会一样的思想”(34)，如美洲洪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秘密会党(35)等，然而这不能成为清政府放弃华侨的理由，因为政府在华侨中发展势力并予以控制亦有其自身优势。

上述之外，清朝政府社会控制能力弱化还有诸多表现，如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当局三令五申禁绝集会、演讲和某些激烈的行动，但无济于事。对此，美国政府代表得出“中国政府的权力，不能压制此次抵制美货运动”(36)的结论。因调查户口而屡酿“民变”，“不惟广东一省为然，而广东为尤甚”，迫使粤督袁树勋奏请将调查户口“暂缓办理”，“至城镇乡巡警遍设及识字学塾较多之时，再行补办。目前先就繁盛大城镇、风气开通之处先行试办，稗民间耳濡目染，晓然于调查户口之理由，再行逐渐推广”。(37)总之，到了清末，无论是官僚体系还是以士绅为主的基层管理体系，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突出地表现在国家暴力机器衰败，旧的官绅联防体制失去效用，新的军事、警察、治安管理体制尚未建立和完善，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八旗、绿营、练勇、防军等旧式军队已完全腐败，不堪一击。赖以凭藉的巡防营，应付革命党尚嫌不足，无力对付四处蜂起的“民变”和无处不在的会党、绿林。由士绅主持的传统团练武装，虽欲与官府“联防”，但官府无能，官军无用，团练腐败无能，捕务废弛，扰民有余，捕盗不足。新建立起来的各种武装力量中，广东新军几经周折，缺乏训练，战斗力较他省新军为低。并且对清廷“不忠”，多次参与革命党策划的武装起义。广东当局更多地把它作为防范对象，而不是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基本依靠力量。(38)

三、对舆论氛围控制不力

有关黄冈起义的报道，对清政府极其不利，其中对义军的正面评价多，对清军的指斥也多。如上海《申报》：“闻其宗旨，系专与官为难，并不扰及商民。”“又该匪首以市中米价翔贵，照价每升应售钱八十文，勒以五十文出粜，不得多取，故附近贫民从之者甚众”。(39)“现在驻黄兵勇尚有不遵约束者，藉名搜匪，于北门内逼奸一少妇，其姑及邻妇闻知叫喊，该勇始行遁去，惟不识其姓名，故无从控诉。”(40)“孚（浮）山陈绅宗彝自其子代质出羁后，即集该乡人等分路缉拿正匪吴炳文、吴槌并其妻子，现在附近各乡与吴略有瓜葛者多被陈绅逼同访拿，诸人无奈，屈意同往，然日久未获一人，陈绅情迫，思卸已责，竟将其亲属三人拿往，内有多咋楼村钟姓者一人，究不知是何用意，似此举动，不免株连无辜矣。”(41)上海《时报》：“黄冈被匪占据后，商民安堵如故，惟城门则不能照常自由出入……”(42)天津《大公报》：“闻其宗旨系专与官为难，不扰及商民。”“十一夜起事后，黎明各商店均不敢启门，各匪即发出号令，勒令照常交易，无须惊扰，故该处商业尚不致被其蹂躏。”(43)“此次黄冈匪搜检同知官箧，毫无所有，只存洋七匹，匪以为廉，得不杀。”(44)奉天《盛京时报》：“复颁军令，禁止暴行、掠夺、强奸等事，犯者严惩不贷。”(45)香港《华字日报》：“闻乱党与闽省漳州府诏安县之党联合，甚有纪律，于民间钱财并不抢掠。”(46)“现水陆一带尚可通行无阻，抢掠之事甚少，因贼不扰及居民，其宗旨专与官作对也。此次乱事之原因，系黄金福所办厘捐，重重抽剥不恤商，潮人恨之切齿。诏安饶平两县之人菜糖甚多，又值近年糖菜不佳，故成此乱象也。乱党出有安民告示，洋洋千言，写广东提督军民除满复汉字样。”(47)“饶平探报称，距黄冈八里之东灶乡煮粥饷贼，十六日早为黄镇福所部之军焚毁，计遭害者大屋数间、祠堂一间，亦惨矣哉！”“闻柘林巡检刻薄异常，日用所买小物，皆必亲自秤……皆惧之，故遭害。”“此次黄冈乱党搜检同知官箧，毫无所有，只存洋七元，匪以为廉，得不杀。”(48)“邱管带到黄冈之日，携勇八名，绕到隘口，见匪示高张，朗念一遍，大声诧曰：如此严明，较之我们巡警局有过之而无不及也。”(49)香港《中国日报》：“此次会党起事，旗号大书革命军字样，又遍贴告示，内载明游手好闲者杀，强买强卖者杀，奸淫邪盗者杀，吸食洋烟者杀，临阵退缩者杀，尚有多款未详，并令生理如常交易云。又闻该党头目据住协台衙两天，到黄冈城里人众拥挤，有人到衙口游观，即问你要入会否？如要，即入内挂号，领取衣械；如不入会，即去谋生理，不可闲游。闻此次除官场外，并未妄杀一人。”“并出有安民告示，所过不许焚掠，与居民交易照物给价，其志固不在小也。”(50)香港其他报纸：“香港各报，大字标题云：‘黄冈土匪造反，围杀当地长官，贴有大元帅陈芸生之告示，并有‘甚多留学生及地方农工商学与游勇参加在内，举动文明，秋毫无犯，必定是孙逸仙之革命党在黄冈起义。惊疑之中，隐表同情……”(51)

面对如此不利的舆论氛围，清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控制。周馥电称：“本督现已令广东各大报馆，凡关于革命党事，均不准登录，以免惑乱内地。”(52)“周玉帅出谕，禁止广东各新闻社登载潮州饶平、连州、钦州等处土匪揭竿起乱之事。”(53)周馥的控制性禁令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报刊媒体的报道导向不利于清廷；第二，清政府在舆论氛围的营造上措施不力。事实上，清政府确实忽略舆论氛围的经营。孙中山在革命之初并不为人们所理解，他说当时“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54)可是短短几年间，反清革命风潮铺天盖地而来，“‘排满革命四字，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55)。之所以有如此神速变化，舆论宣传是关键因素。报刊传媒制约、影响下的舆论，催化着清末社会，并产生“倍数效应”、“扩散效应”的效果。(56)

清朝政府漫忽舆论导向，对舆论宣传控制不力，客观上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助推，也促使自身统治走向灭亡。

四、人事协调能力弱化

黄冈起义期间，广东发生重大人事变动：两广总督周馥为岑春煊所取代。此事与丁未政潮有关，非同小可。刀光剑影之中，折射出的是人事纠葛、资源内耗，体现了清政府在危机应对中人事协调能力的弱化。

周馥之所以失去职位，中有二因，其中远因是路政、用人办理不善：“周馥奉旨开缺，系岑春煊面参以官权破坏路政，大拂商情之故。而其大失朝眷之原因，缘在江督任内信用潘芸孙，各道侵蚀矩□，巧为弥缝，经陈璧和盘托出，大为政府所轻云。”(57)至于近因，则是前文所及的关于黄冈起义应对迟缓：“广东土匪滋事，闽督有电来奏，而粤督无电奏。太后命电谕之粤督，始电覆谓实有其事，慈宫大为不悦，招庆邸独对，遂命开周馥之缺，□□岑回粤云。”(58)

至于岑春煊，本任川督，1907年到北京谋差，得以继林绍年出任邮传部尚书。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太后念扈从旧劳，褒宠倍至，连召见三日，悯其宿疾未痊，不欲劳以疆寄，内用为邮传部尚书。”(59)岑春煊三月二十一日授，仅仅一月不到，竟然于四月十七日改授两广总督，这就是所谓的丁未政潮。

岑春煊在得知改授两广总督后的第一反应，《忘山庐日记》上有记载：“岑公言：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则当时何必移我滇与蜀？我咯血犹未止，方冀休息，而不获如志，我命苦耳！”(60)此后，岑春煊连上两折，请旨辞差。

在岑春煊推脱的过程中，周馥连电催促岑迅速就任。“周馥两次电催岑云帅，闻三十日政府又接到周云帅来电，潮州匪徒迭次与官军接仗，已稍挫其势，而匪徒到处煽乱，现已延及惠州、海阳等处。着办理稍涉贻误，则大局难言，并请饬岑春煊迅速到任，该督威惠素孚，不难剪平丑类等语。军机处当即电传岑春煊，谕令即日就道以济粤急，故宫保遂亟于初三日启程南下。”(61)

一方面是战事吃紧，另一方面是人事推诿，丁未政潮大背景之下的权利内讧反映出的的是危机应对机制的失效。

清末大厦将倾，风雨飘摇，大祸行将临头，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此危殆情形，官场依旧是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争权夺利，置大局于不顾，周馥急于交卸，岑春煊则延宕推诿，如此人事资源内耗，以致四年之后，树倒弥猴散，清朝统治寿终正寝，就变得十分的自然了。

以上我们分析了丁未黄冈起义中清政府的危机应对，从中可知，无论是预警机制、社会控制，还是舆论氛围及人事协调等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注释

①《联名禀请酌拨营勇军械办匪》，《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②《饶平令欲以讳匪保全名色》，《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九日。

③⑤(50)沈英名：《丁未黄冈革命纪翔》，王川：《纪念丁未潮州黄冈起义专辑》，饶平县政协、饶平县志办公室，1987年，第45—47页。

④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第152—165页。

⑥⑧《论说•各省匪乱之原因》，《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四日，第2版。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5年，第459—462页。另参见《前两广总督周奏陈办理黄冈乱事情形折》《东方杂志》第7期，第4年，第74—78页：“此次匪徒起事，该管文武不能先事预防，致出戕官踞寨重案，厥咨甚重”。

⑨《时评》，《广东日报》1904年6月30日。

⑩广东谘议局：《广东谘议局第二次常年会议报告书》，粤东编译公司，1910年，第106页。

(11)《广┒•派员往潮惠查会党》，香港《中国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

(12)岑春煊：《乐斋随笔》，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7页。

(13)《江督电奏访查逆党布置情形》，《申报》1907年5月30日。

(14)《论今日改革当以大赦党人为首义》，《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

(15)《郑大令筹办团练》，《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16)《沈观察拟办潮州全属巡警》，《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

(17)《大埔三点会匪又公然拜会》，《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18)《烂匪虐民》，《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

(19)《丰顺会匪抢劫伤人》，《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20)《潮州匪徒围城戕官详情》，《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0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422—423页。

(22)(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169页。

(24)《大埔匪徒公然拜会》，《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

(25)《清查搜捕革党》，新加坡《中兴日报》1907年9月6日。

(26)《防勇之骚扰》，《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

(27)《兵勇之骚扰》，《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28)《清乡勇枪毙人命》，《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29)《禀报黄冈案赏格数目》，新加坡《中兴日报》1907年9月6日。

(30)《饶平匪徒暴动续志》，上海《时报》1907年6月2日。

(31)《巡誓道颁布巡警章程》，《广东警务官报》1910年第3期，第19页。

(32)(34)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附录第21页、正文第7页。

(33)孔立等：《华侨与辛亥革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35)邱格屏：《辛亥革命中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之功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36)《力拒约》，《广东时事画报》1906年第19期，第6页。

(37)《粤督奏请暂缓调查户口》，《申报》1910年10月27日。

(38)沈晓敏：《清末社会转型与广东“民变”》，《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9)《潮州匪徒围城戕官详情》，《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40)《两粤通函•乱事报告十五》，《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三日。

(41)《潮州通函•乱事报告二十二》，《申报》光线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42)《饶平匪徒暴动续志》，丁未四月二十二日，上海《时报》1907年6月2日。

(43)《广东•潮州黄冈匪乱戕官之详情》，天津《大公报》1907年6月11日，第1765号，第323页。

(44)《广东•黄冈剿匪情形汇记》，天津《大公报》1907年6月19日，第1773号，第339页。

(45)《广东匪乱详报》，《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第185号，第111页。

(46)《广东•饶平县乱党暴动之警闻》，香港《华字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47)《本馆特电•黄冈匪乱之详情》，香港《华字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48)《黄冈乱事汇迷》，香港《华字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廿三日。

(49)《黄冈乱警余谈》，香港《华字日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廿六日。

(51)林风文：《黄冈革命史迹》，王川：《纪念丁未潮州黄冈起义专辑》，饶平县政协、饶平县志办公室，1987年，第16—22页。

(52)《周馥对于革命党之恐慌》，《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五日。

(53)《译报》，天津《大公报》1907年6月9日，第1763号，第319页。

(54)《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20页。

(55)杨度：《复梁启超书》，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世界书局，1958年，第237页。

(56)黄顺力：《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厦门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57)《广东•周馥开缺原因》，香港《华字日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58)《要闻•粤督开缺之原因》，天津《大公报》1907年6月1日，第1755号，第302页。

(59)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四，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21页。

(60)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29页。

(61)《要闻》，天津《大公报》1907年6月14日，第1768号，第328页。

责任编辑：王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