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平

中图分类号：H061文献标志码：E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2-0177-04

《回回馆译语》是明代“四夷馆”和“会同馆”编纂的波斯语文教材。四夷馆所编《回回馆译语》有“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杂字”部分就是《回回馆杂字》，而“会同馆本”《回回馆译语》只有“杂字”部分。《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就其编纂方法和性质而言，相当于汉语一波斯语分类词典。作为明代中国官办波斯语教学遗留至今的代表性资料，《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在18世纪后流传到海外，为一些著名图书馆和私人所收藏，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于2008年出版了《(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一书，广泛收集了海内外所藏珍本。在吸收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认真细致的比勘，对《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作了深入研究，这一成果是回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

《(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一书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前言”，作者追溯了中国古代伊朗语文与波斯语文教学史，对《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的编写、版本及流布作了说明，对相关学术史作了回顾；第二部分为《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的“校释”。这是该书的主体部分，分别考释了“四夷馆本”中的“杂字”(编号1～777条)、“四夷馆本”中的“增续杂字”(编号778～1010条)和属于“会同馆本”系统的“袁氏本”中的“杂字”(编号1011～1684条)；第三部分为“小结”，作者对自己在海外学者研究基础上取得的进展作了集中说明，将目前仍未解决的问题也开列出来，“以求教于识者”；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是“引用书目”和“回回字索引”。该书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200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2万字。

明代四夷、会同两馆分设在翰林院和礼部，清初沿袭明制，改四夷馆为四译馆，乾隆十三年(1748年)并四译馆入礼部，称会同四译馆。明清四夷(译)馆文献是研究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中国与亚洲周边民族交流最具特色的资料，国外学者很早就注意对它们进行搜集和研究，在英、法、德、日等国的一些著名图书馆里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抄本，因此广泛查找、利用保存在海内外的各种抄本和刊本展开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的作者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取得进展。他在广泛收集藏于海外各图书馆的各种不同抄本、刊本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日本学者本田实信在研究“四夷馆本”《回回馆译语》时使用了6种海外刊本和抄本，他分别以A、B、C、D、E、F指称它们：A本是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明抄本，B本为东洋文库所藏明抄本，C本指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清抄本，D本为巴黎亚洲协会藏抄本，E本为伦敦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明刊本，F本是日本内阁文库藏清抄本。他在研究“会同馆本”《回回馆杂字》时，使用了3种海外本子：X本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抄本，Y本为日本阿波文库本，Z本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明抄本。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也收藏有《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刘迎胜教授将它们分别称为“北图回杂本”与“北图回译本”，这两种文献“系源自较为早期的本子”，但海外学者未使用。北图藏有清初袁氏贞节堂抄本的《回回译语》，它是“会同馆本”《回回馆杂字》的祖本，编成年代应在元代。刘迎胜教授从1980年代开始对国内所藏《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进行研究，同时努力追寻海外珍本，并对它们展开对比研究。

针对不同版本的情况，刘迎胜教授在进行本研究时有所侧重：在对“四夷馆本”最初编成的“杂字”的校勘中，是以北图藏版《回回馆杂字》(明永乐初“四夷馆”成立后不久编写)为工作底本。校以北图藏《回回馆译语》(较为晚近完成)等；在“四夷馆本”后来续增的“杂字”校释中，工作底本是柏林国立图书馆“夏德藏品”中的《回回馆译语》；“会同馆本”的校勘是以北图藏“袁氏本”《回回馆译语》为工作底本，校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明抄本、阿波文库本及本田实信提供的其他版本资料。

“本课题研究的世界性与回回馆有关资料分藏世界各大图书馆的现实，使这一研究必须与世界学术界接轨。”根据刘迎胜教授的考察，最早研究《回回馆杂字》的西方人是一位在“巴黎本”上作注的学者。这个人可能就是法国传教士钱德明。英国学者罗斯也利用《回回馆译语》进行过相关研究。日本学者田坂兴道在《东洋学报》上发表《<回回馆译语>语释》等4篇论文，而本田实信贡献尤大，他将德国杜宾根大学等所藏多个海外图书藏本与日本所藏版本互校，在《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上发表了《论(回回馆译语)》，基本恢复了《回回馆译语》永乐本和“会同馆本”的原貌。刘迎胜教授充分利用了上述研究成果，不仅对学术界已经考释出的语汇结合汉文文献作了更深入的探讨，而且还解决了诸多前人未解决的问题。

《(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采取了科学和规范的研究方法。因为传抄与刊刻者的波斯文水平不同及其他原因，各种本子之间互有差异，均包含错误。作者用波斯文原文、汉译与汉字音译之间互校的方法来更正单靠不同刊本、抄本之间比对不能解决的讹误，并将波斯文原文逐字拉丁转写，且作诠释。每个波斯语词都照录其波斯文原文，转写体系则基本按照斯坦因嘎斯《波英字典》的转写体系进行。作者希望通过自己严谨的工作。为现代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信的文本与研究资料。本研究认真细致之处还体现在附有回回字索引，为读者将来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语言文字交流是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内容，而学习语言则离不开辞典。中国编写番汉对译字书有悠久的历史，明清时代中国翻译界和外语教学界陆续编写的《华夷译语》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最初编成的《华夷译语》实际只是汉一蒙对译的字书，明四夷馆建立后，为教学和翻译动员所属各馆编写汉一番对译词汇表，成为一套丛书。也称《华夷译语》，《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名列其中。以往史学界对于这些番汉对译字书资料不够重视，以为是语言学界的事。事实上有关“番语”资料也是民族史与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史料，包含重要的信息。同时，对番汉对译字书资料的研究恰是提供了观察民族史与中外关系史原始文献的视角。刘迎胜教授新著体现了上述思路，使其成为区别于既往有关“番语”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特色。

《(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回族文化史作了有益的探索。“回回民族形成是外来成分和国内成分融合发展的结果。”回族族源中外来民族成分是指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中亚、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伊斯兰文化圈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是阿拉伯语占统治地位，而波斯语“从回历四世纪起……逐渐成为穆斯林世界东

部的文学用语”。元朝通行蒙古文、回回文、汉文，鉴于回回文字的重要性，元代在重要机构内设立回回掾史、回回译史、回回令史等官职。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元代“回回文”就是波斯文。明代延续元代这一特色，四夷馆中“回回语”仍是波斯语。

正如作者在书中揭示的那样，“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这个观点来谈论各族语言，就不能像一些单一民族国家那样把所有的非本民族语言都简单地当作外语。历史上某些非汉族语言，既是‘外语，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以回族和波斯语的关系为例，历史上人华的穆斯林当中有相当部分其母语是波斯语，“经过数百年与汉民杂处的过程，回回人逐渐接受了汉语作为自己民族的通用语言。但在日常生活中，直至今日波斯语的一些词汇仍在回回人中使用着”。四夷(译)馆本身和回族有着密切关系，明朝在翻译外来文献和对外交往中重用回回人，四夷馆设置后，最初担任回回馆教师和翻译回回图书者多为通晓本民族语言的回回人，之后也有回族人任职。所以《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是记录元明时代回回人语言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对它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回回人从外来移民到中国本土少数民族的演变过程，加深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史的认识。

刘迎胜教授对《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中体现的语言特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以汉字注音看，当时回回馆所教授的波斯语语音与今天伊朗标准语音德黑兰方言略有区别，更接近于阿富汗的达里语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塔吉克语(Tajiki)，即波斯语中亚方言。回族穆斯林口语和经堂语中波斯词汇的读音也接近达里语和塔吉克语，这与回族的主体来自中亚有关。他还根据文献中的一些细节分析了元明时代回回人的语言特点。他指出，“元代入华的回回人似操一种特殊的方言，其特点之一是将词中的一n略去，如元代文献将‘学者danishrnand音译为‘答失蛮、‘大石马；‘会同馆本的一些抄本中将‘天音译为‘阿思麻等”。波斯文musalman指穆斯林、伊斯兰教徒，《长春真人西游记》等文献将它译为“铺速满”等，刘迎胜教授推断，将词首辅音m读为p也是入元回回人所操波斯语方言的特征之一，他根据这一认识，推定第75条“地理门”的baikhan(意译“庄”，音译“摆哈恩”)在各种辞书都查找不到，这可能是词首发音变化的缘故，原词或许与mThan(故乡)有关；再如，对第738条“通用门”中intizar(意译“等”，音译“尹体咱儿”)的研究，作者指出，这个字波斯文诸本均书写正确，其中的辅音－z为字母za，只有“巴黎本”中辅音一z误写作zad，“字母za与zad在阿拉伯文中读音本不相同，但操波斯语的人无法区分其间的差别，均读为z。此种抄录错误显示回回馆教员传统上是按波斯人的习惯来颂读阿拉伯语借词。

《(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一书尤为注重揭示多元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作者分析指出，《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所收语汇包括大量的阿拉伯语借词和少量突厥、蒙古、汉语借词。例如，第144条“人物门”中的ilchi，汉文词义是“使”，音译为“以里赤”。作者认为该词来自蒙古语elci，指出《元朝秘史》第53节出现的蒙古人名“额勒赤”，旁注“使gg”者即此，而成吉思汗的三弟名“合赤温·额勒赤”的后部分也是这个词。在第874条“续增杂字”“衣服门”中的bTkiya，汉语音译为“比甲”。这个词本田实信未能解读，刘迎胜教授则认为，这个字就是在汉语中称为“比甲”的衣服，实际上是一种无袖对襟长衫，回回人在这个词上借用汉语。第162条“人物门”的twin，意译“僧”，音译为“脱因”。本田实信注其词源是突厥语，作者指出这个波斯词“源于汉语的‘道人，突厥语、蒙古语借来指佛僧”，后传入波斯语。第436条“花木门”的chabgllan，意译为“枣”，音译是“赤h昂恩”。该词在所有波斯、中亚本土所编成的文献和辞书中都查不到，作者指出，实际上该词原词来自于蒙古语，这是当时中国回回人口语中独有的一个词，是他们从蒙古人、委兀儿(畏吾儿)人那里接受自己并不熟悉的“枣”字。

《(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的突出特色在于语言学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的相结合，从而使本研究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学术内涵。作者擅长波斯语和伊朗学，对元明清回族和伊斯兰文献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在逐字转写、比勘和解析《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语词的同时，特别注意寻觅该词在汉文文献中出现的情况，揭示它在回族史和伊斯兰文化史研究中的意义。例如，《回回馆杂字》第2l条“天文门”naur一词，该词的汉文含义是“光”，汉文译音是“奴儿”。作者证之以明清回族文献，指出这个词也出现在明清回族文献中，如清代刘智《天方性理·采辑经书目》第8种文献汉文音译“努儿·一拉希”，汉文意译“真光经”。第611条“文史门”的shir(音译为“舍额儿”，意译为“诗”)，作者指出元代王士点《秘书监志》中所载秘书监所藏回回图书中名“她艾立”者就是这个词，其意为“诗”。第141条“人物门”的khakim，汉文音译“黑期尹”，这个词的阿拉伯语意为“贤人、统治者”。作者指出《回回药方》卷12《众风门》中提到一位古医人的名字“札里奴思哈钦”中的“哈钦”就是这个词，同时他指出，清代维吾尔社会伯克制度中的阿奇木伯克的“阿奇木”也是这个词。作者力图将《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零散的单词同汉文文献建立联系，从而揭示出它们背后的深刻含义，本研究体现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其他研究课题与领域，例如《西域同文志》、《五体清文鉴》等文献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字书研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元明时代汉语中外来语汇的复原、伊朗学等项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透过汉文一波斯文的文字交流，深入探讨了蕴含其中的元明清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

中外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文化的交流。中国与伊朗地区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波斯语文的教授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人居中国的波斯人为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必须在自己的族群和宗教社团之内进行波斯语文的教习，而元代的“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监”和明四夷馆中的回回馆都是官方设立的教授波斯语的主要机构，它们对于非汉语语文教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伯希和、威立德(Norman Wild)和本田实信将四夷馆理解为“翻译处”或“翻译局”(Bureau of Translators)，但是刘迎胜教授认为这样理解不够全面，四夷(译)馆是一所学习、研究亚洲诸民族语言文化的学校和研究所，所以它更应被视作明代或清初翰林院的“亚洲研究院”，而且是我国最早结构完备、带有语言教学功能的“亚洲研究院”。明代四夷馆内设八馆，包括鞑靼、女直、回回、西番、西天、百夷、高昌、缅甸。四

夷馆下的“回回馆”就相当于“波斯语言文化系”。

作为汉语一波斯语的分类词典，《回回馆杂字》《回回馆译语》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较早的“四夷馆本”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人事、身体、宫室、鸟兽、花木、器用、衣服、饮食、珍宝、声色、文史、方隅、数目、通用等18个门类，共收777条语汇。较晚的“四夷馆本”及“会同馆本”对“杂字”又有一些补充，剔除重复部分，几种文献加在一起，合计共收波斯语词汇1313条。字书蕴藏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例如作者在《回回馆杂字》中发现了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最早的汉文音译。第619条“文史门”中quran，意译为“经”，音译为“古剌恩”。作者指出，“据笔者所知，此为《古兰经》之音译首次在中国文献中出现。清代回回学者刘智所著《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书引用文献排在第一位的称为《古尔阿尼》，即此”。又如第43条“地理门”一词，词义是“江”，汉文译音是“鲁得”。作者又引《永乐大典》提到埃及(密斯儿国)的河流尼罗河的名称“卢的泥勒”，指出了该词在汉文文献中出现的情况，“卢的泥勒”即rud—i Nil，“其中之‘卢的即此字rod加耶札菲-i”。他进一步展开讨论，“这个地名足以说明，直至明初，明使臣访问埃及时，所依靠的乃是波斯语通事，而非阿拉伯语译员”。

语词转译的背后隐含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作者在书中对许多条目的考释都撰写了很长的考证文字，例如第881条“四夷馆本”“增续杂字”中“衣服门”bairam(意译“西洋布”、音译“拍篮”)、第888条“珍宝门”中‘ain al-hirr(意译“猫睛”、音译“哀纳勒·希儿”)、第1132条“袁氏本”“花木门”中“沉香”(音译“乌的·忒噶必”)、第1133条乳香(音译“苦日”)等。作者细致地梳理许多名词转译的问题，考察古代文献中关于它们的相关记载，有些文字甚至可以单独成文。

一些考证成果促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例如，学者们在研究元代“回回医学”的时候，都会用到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22中“西域奇术”的相关记载。根据记载，当时一位叫任子昭的人在大都时，他的邻居小儿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割开额上，取出小蟹一只，坚硬如石，手术后，此小儿头疼果然痊愈。回回医人从人额头取出螃蟹的“西域奇术”如天方夜谈。《回回馆译语》“袁氏本”“鸟兽门”收有“蟹”一词，音译为“塞儿汤”。本田实信未能找到这个词对应的波斯词，同时把注音校正为“塞儿海”。刘迎胜教授指出，蟹在阿拉伯语中的原词是ssrtall，所以“塞儿汤”的音译是准确的，在阿拉伯／波斯语中，这个词不仅是蟹的意思，还指癌、恶性肿瘤。由此刘迎胜教授对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西域奇术”的相关记载作了考释：说回回医人从病人额上取“蟹”，确实如天方夜谈，但是如果联系到《回回馆杂字》中的“塞儿汤”既指蟹又可指癌和肿瘤，问题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可以设想，当时回回医官口称开刀从患者额上取出了一个‘塞儿汤，即取出了一个肿瘤。而在场者中有人略通回回语，将此‘塞儿汤译为‘蟹。流传至今，以至于不追溯词源几乎不可解释。”

责任编辑马晓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