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汝康

摘要：杜文秀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坚决的，即决不允许侵略者以“探险队”的名义进入云南探测道路、绘制地图等，并命令他们即刻离境。而所谓“回教国”问题，不过是一份散发在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阿拉伯文传单，被称为是一份“稀奇古怪的文件”，早在100多年前有人就否定这份传单与大理政权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至于刘道衡出使英国。通过大量的新的资料研究显示，如《上杜公书》与《上英皇书》的剖析，英缅政府及伦敦方面对刘的怀疑等等，刘的所谓出使英国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他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从政治到经济，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所有这一切，均与大理政权无关。

关键词：大理政权；回教国；刘道衡使英；上英皇书；英缅政府

中图分类号：K254.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2-0013-18

要对杜文秀正确地评价，必须搞清楚他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些问题。杜文秀究竟与英法政府发生过什么关系?产生过什么后果?李国纶为什么要在腾越与英缅政府代表谈判通商?杜文秀是否建立过所谓的“回教国”?1872年杜文秀遣使英国到底是回什么事?本文想就这些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杜文秀与英法侵略者的接触

从1855年到1871年，除去李国纶在腾越同英国斯莱顿商谈过通商问题外，杜文秀从未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过任何关系。到过大理的仅有安邺所率领的探险队，但立被杜文秀所驱逐。显然，由于云南回民起义的结果，在杜文秀直接的抗拒或起义间接的影响下，英法窥探云南的阴谋受到阻扰，窥探云南的打算因而延迟了18年。

云南回民起义的年代正值英法准备对云南进行渗透的时期。英国最初的打算是利用阿萨姆和上缅甸作为据点先进行调查研究，1826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结束，英国便取得了这条通道的控制权，随即同时两面派出所谓的探险队深入云南。在1868年以前企图探明阿萨姆与缅甸间情况的共有8个队，企图探明缅甸与云南间情况的共有9个队。但这种打算大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印度出发的均由于道途的艰险或居民的反抗而被迫折头，从缅甸出发的虽然到达了腾越，但由于清军收复潞江坝扼断两江渡口的结果，原订继续深入到达大理的打算始终无法实现。

1852年第二次英缅战争后，下缅甸被英国所占领，整个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只是时间问题。为了明了云南在回民政权下的实际情况以及准备下一步开辟云南市场的行动，英国对深入云南进行窥探更感迫不及待。同时在1862年西贡条约之后，法国对云南也一样虎视眈眈。1867年～1868年是英法探险活动集中的一年，同时也是杜文秀开始与外人接触的一年。

岑毓英和马如龙是在法国的支持下对回民进行镇压的，最初帮助制造火药的有法国神父弗诺尼。1868年安邺等在昆明已看到刻有天主教会特殊标志的大炮。同时，法国在汉口的军火商人堵布益还获得了一大笔军火生意，并代雇佣法国军士武龄，代为训练开花炮队。这笔军火费用是由广东藩属转拨支付的，同时，堵布益还获得分享云南铜矿和其他蕴藏金属的特权。堵布益夸耀地说过：“这一大批法国军火可以保证清朝政府在3年内平定云南。”更严重的是，由于马如龙答应堵布益从红河运送军火的缘故，因而导致了中国对红河主权的长期丧失。1871年清军是依靠法国开花炮的力量以及3名法国军士帮助下攻陷大理的。

但在回民起义队伍中则始终没有什么欧洲人。1868年安邺所听到的传闻，大理有16名欧洲人和4名马来人帮助回民制造炮弹，后因制造失败，欧洲人均被杀，马来人则被投入狱。同年，顾巴在中缅甸所听到的，则谓大理共有5名欧洲人，3人铸造枪炮，2人传授可兰经。这些传闻均不确实，法国神父勒格尔暹在起义时期始终留在大理地区，他的说法比较可靠。据他的说法：“除去很少数人从仰光来，懂几个欧洲词语如巴德利和甲必丹之类，决没有任何欧洲人在大理与回民在一起。”与安邺同行的德卡尼也认为，“传闻在大理的14名欧洲人应该是缅甸人或印度人”。

1868年，杜文秀开始与英法“探险队”发生接触时，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态度极其严肃但绝不粗暴。这一年首先进人云南的是德拉格来和安邺率领的“探险队”。这一群冒险家在临安为梁士美所重视，不仅有保护，而且有馈赠。在昆明马如龙更大加款待，并借给700两银子，声称“一千两、一万两都可以借”，还表示这一笔钱用不着还，若坚持要还的话，无妨将来运点炮弹来。马复初更认为他最了解法国“探险队”的科学目的，所以替他们写了阿拉伯文的介绍信，要滇西的回汉人民不要阻难这群冒险家的行动。

1868年3月2日当这群冒险家到达大理的时候，杜文秀对待他们的态度便完全不同，他面斥法国神父勒格尔暹，勒令安邺同德卡尼等立刻离境，决不加以接见。杜文秀完全洞见所谓探险队的阴谋，他对法国神父勒格尔暹严正地指出说：安邺等在中国境内探清道路、测量距离和绘制地图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尽管他们作出各式各样的抵赖，实际是想强占中国的土地。杜文秀警告安邺等，“虽然侵略者可以强占澜沧江流域从海到云南的土地，他到达大理势必停止，虽然侵略者能征服中国内地十八省，但无敌的大理国将成为他们野心的最大障碍”。在杜文秀严厉的拒绝下，安邺等无法继续前进，深入云南的窥探阴谋至此才受到打击。同年企图深入云南的还有英国人顾巴，这一个被称为“当代最大胆的旅行家”原是英印军队中的军曹。他自称，相信“英国商品在中国的扩大倾销，可以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进而挽救中华民族之濒于灭亡”。他的行动是为英属印度政府和英驻华使馆所竭力支持的，据印度总督迈约的表示，“可惜印度政府不能用政府的名义来支持赞助这种活动”，因而顾巴的活动是打着上海英国商会或加尔各答英国商会的招牌来进行的。

1868年顾巴第一次想窥探中国西南边疆的情况，为英货由通商口岸深入内地的可能性提供些资料。他从上海沿长江而上，准备从四川西部进入云南。在云南德钦、维西等地，他都可以通行无阻，但想从维西进入大理的时候，却在杜浪村受到鹤庆回军的拒绝而被迫停止。

云南回民不仅打击了安邺、顾巴这类冒险家的阴谋，同时也保卫云南不接受任何外国人的深入窥探。在1872年，李希霍芬差不多完成了对中国其他省份的“地理考察”，但由于回民起义的结果，却不得不放弃对云南进行“考察”的计划。

但在1873年回民起义失败之后，情况便两样了。一方面由于中国整个形势的转变，列强各国准备分割中国的领土的野心加剧，中国边境危机普遍加深，而另一方面滇省清朝官吏的庸弱无能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从1875年马嘉里案件发生之后，云南门户洞开，殖民主义者闯入旁若无人，穷乡僻壤无不深入，19世纪中叶起已趋于沉寂的云南，重新成为“探险”、“旅行”风靡一时的地区。

腾越的通商

1868年大司空李国纶曾允许过英国“探险队”

进入腾越，并同意谈判通商问题。这是唯一被允许入云南境内的外国探险队，而且也是云南回民与英国唯一一次的正式发生关系。据英国人自己的说法，斯莱顿只被允许进入云南，是由于英国“在回民与清政府之间严守中立”，极端尊重大理政权的地位，进入云南决不先向清政府领取护照。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应是从滇缅通商对滇西回民的重要性中去求得解答。

滇缅之间有着传统的通商关系，根据1831年柏奈的调查，当时进入缅甸的云南商人差不多全是腾越的回民。从缅甸输出的主要是棉花，从云南输入的则包括丝、茶和各种手工艺品，每年借互市贸易输入云南的缅棉达300万磅至400万磅之间。贸易采取一种互市的方式。地址在瓦城旧城以北13英里处。当时旧城已有一万滇商安家寄居。一般情况从12月起滇马帮陆续到达，每帮至少50人，每人照料牲口数头，1月起马帮开始到达，每帮少则几十人，多的可以至千人。每年滇商过往要达五六千人。这样的互市继续到3月初才结束。缅棉不仅供应云南的需要，同时也运往四川和贵州。滇缅的互市贸易额是不断在增长的，1827年缅棉输入云南的总价值才20万英镑，至1854年则已跃升到50万英镑。从1855年起，腾越地区以李珍国为首的清军便以断绝滇缅互市贸易的手段来扼杀回民起义军，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打击回民经济，同时也断绝了整个滇西回民地区的物资供应。

在李珍国的阻挠下，滇西地区的棉花供应逐渐感到困难。1868年安邺等便看到滇西所需要的棉花已改由四川供应，并且设法在气候温暖地区试种木棉。同时缅棉输出是由缅王曼桐个人垄断下进行的，由于滇缅通商的阻挠，在瓦城到处是棉棚，八莫堆积待运的缅棉因而不得不新建堆棚处理。曼桐甚而命令税棉未征集完毕之前商人不得任意收购。而滇缅边境少数民族又一向以抽收行商保护税取得一大部分收入，所以在1868年的时候，企图恢复通商互市的不只是腾越回民，同时也包括缅甸王朝和两国边境的少数民族。

对于滇西回民政权来说，滇缅通商是当时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腾越县“城内外，乌索、马家村三地”的回民，“富坚忍性，精悍英发，善营商业。嘉道间。最称富庶，旅居缅甸，为玉石、宝石、棉花商者半属之”。在杜文秀奖励通商的号召下，曼德勒(瓦城)更添加了大大小小的回汉华人商号，他们之中有远来自大理和鹤庆一带。当时从缅甸输入的当然是上述的棉花，从云南输出的有铅、大理的黄砒霜、雌黄(天然三硫化二砷)、四川丝绸、铜矿石、金箔叶、铁锅、皮革、玉石、咸肉和果实等。

进行这项通商贸易的既有大理的回民政府，同时也有腾越、缅宁、云州一带的大小回军将领。他们在曼德勒有着各式各样的代理人。有从1868年起为杜文秀收购棉花以供军实的马铎铎。曼德勒元发号的李小三么、老董、董祥生、元兴号的李六斤、小龚等，都是永昌号的汉商。因为老董和小龚在曼德勒的商业活动是受缅甸总理大臣的支持的，所以这两个商号也成为回民政权的代理行。居住在曼德勒清真寺里的阿洪赛义·阿卜杜拉，不仅在商业活动上而且在政治上同样是滇西回民的驻缅代表。腾越大司空李国纶经常派人向曼德勒的一个回商收取债款，无怪乎他可以拿出印币4万卢比作为赠送英缅政府代表团的回礼。腾越乌索回军宁西大将军柳映苍(铁三，英缅政府文件称之为柳三爷或贯义·达乌德)，在曼德勒的商业代理人还不止一两个，即使在腾越县城被清军围困，另一据点马家村危在旦夕，乌索也随时有被攻陷的时刻，柳映苍与曼德勒间的生意往来仍旧频繁吩。

腾越清军民团将领李珍国等，虽然竭力阻挠回民的传统滇缅通商活动，但他们除向八莫、曼德勒一带汉商进行勒索和摊派军饷外吩，遇有机会的时候，也照样组织马帮商队贩运盈利。在这方面，他们还曾经得到缅王曼桐的支持和协助。

当然，英国的要求通商是别有目的的。经济上它想在中国“开辟一个人口5000万的内地市场，从孟加拉湾出发两周或三周便可以到达，较之绕中国海的航程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五分之一以上”。政治上它想培养一个所谓的“独立”政权来获得最优惠的保证。不管英缅政府的打算如何，就整个谈判过程至谈判结果来说，李国纶并没有接受任何不平等的待遇和做出任何丧权辱国的事情来。

以斯莱顿上尉为首英缅政府代表团在腾越一共停留了16天(1868年5月26日至7月13日)，回军将领大司空李国纶对这个代表团的招待虽说是热情的，但同时也是有所警惕的。李国纶可以邀请斯莱顿一行去他私宅做客，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但他对任何有关政治军事的统计数据却一字不提。李国纶回赠英方的礼物是为数4万卢比的现款，其数目等于斯莱顿代表团这个预算费用的一半，但斯莱顿无法获得一部乾隆五十五年屠世廉纂修的《腾越州志》，因为这个被认为属于机密性质的。为了满足斯莱顿一行要搜集有关回民政权的实际情况，城门口特别贴出一份有关战报的告示，同时还把这样一份据说是“长达数英尺”的告示送到代表团住所。这份战报列举了回军当时取得的各种重大胜利，包括占据省会昆明等，实际当然与事实刚刚相反。一切是为了掩饰当时军事上的失利和企图在这个代表团中造成一种良好印象而特别安排布置的。李国纶甚至于在戏剧演出方面都没有轻易放过向斯莱顿等表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机会，他特别演出了《吴汉杀妻》这一出戏。斯莱顿等观看后感到很难理解，认为：“我们只好这样解释说，这是由于中国人生性中(与西方对立)的因素，因而使得他们的文明成为科学所不可思议的事物。”

斯莱顿在腾越短暂停留16天当中，李国纶根本不可能与远在大理的杜文秀取得联系。因为早在前一年5月间清军民团首领王正开弟兄，即已占据了潞江坝，切断腾越与永昌间的交通。凡是熟悉滇西地理情况的人，都会理解腾越与大理之间是为两条夹在高山峭壁当中的汹涌的大江所隔着，在当时的情况下，交通往来全靠两条铁索桥。一旦铁索桥被敌人占据，要跨越这两条大江便成不可能。当然也可以绕道而行，不过时间上就要加上几倍了。即使潞江桥能通行无阻，当时从腾越到大理一般需要13天的行程。何况当时斯莱顿到达腾越前3天清军李光焕、李风祥等甚而占领通往澜沧江索桥的道路，围攻龙陵，腾越回军“疲于奔救”，腾越与大理间交通可以说是完全断绝了。李国纶所谓7月6日收到大理回信，是一种在斯莱顿面前故意镇定所作的搪塞。即使顺沿今天的公路，以10天的时间往返腾越大理之间一带，恐怕也还是有困难的，何况当时的情况。

在整个回民起义时期当中，英印政府和英缅政府对云南的情况是相当模糊的。斯莱顿在一片热情接待声中，对滇缅这一条所谓“金银路”的开通觉得很乐观，迫不及待地要同李国纶谈判货物通过的税率和章程。直到今天，许多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都还没有注意到当时腾越回军到底处于什么情况，龙陵离腾越怎么才只是两天的路程的问题。当时斯莱顿的一无所知更当然是意料中事了。李国纶除了虚

与委蛇外，也曾在一份致仰光“英国统治者”的文书中透露了这种情况，他指出说：“我们遗憾地宣告，云南战事的继续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禁止外国人和商人在目前纷乱的情况下进入国境。同时，我们也恳切地向英国政府声明，一旦这个国土能充分安定地进行这项事情的时候，开放我们的国土进行贸易并与其他政府大事建立商业关系，将是我们真诚的愿望。”“届时，我们当派遣使节携带文书来一道确定和加强我们现在与你们政府间的友好关系。”“不过，由于战争正在这块国土上以及斯莱顿上尉所要行经的道路上普遍进行，我们有责任对于急于要进入云南的行动提出警告，而且为了对他的安全防患于未然，因而劝告他立即返回，不再超越腾越继续他的旅行。”李国纶的态度是鲜明诚恳的，他直率地告诉斯莱顿说：“现在来重订什么确切肯定的章程条例未免为时过早。”按照斯莱顿的解释，李国纶的意思仅是说，“一切要待回民与清政府间(指腾越清民团首领李国珍等)获得非正式的协定和谅解才能谈到通商的问题”。

李国纶洞悉回民政权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也预见到今后与英缅政府交往中会碰到的各种他无法控制的问题。为了防止有人假冒他的名义进行活动或是篡改他的信件内容，李国纶与斯莱顿互换了两枚印章，并为斯莱顿准备了一盒盖章的印泥，以便今后彼此间通讯之用。但尽管如此，随着斯莱顿的调离职务，这些措施并不能帮助我们弄清楚此后许多所谓“回民官吏”、“回民代表”到底是受谁的派遣到八莫、曼德勒进行活动的。

所谓“回教国”的问题

欧洲人所谓的大理回教国在中文记载中简直找不到什么根据，大理政权的法律和行政措施并未曾以教义为基础，所有文告从来也未提到有关宗教的分歧。许多英国驻华使馆人员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也一致认为是由传闻渲染而造成的。

问题的产生来源于一份阿拉伯文的传单，英属印度政府驻尼泊尔的政治代表莱穆赛上校在拉萨得到几份这种传单。最初的报道是赫恩斯1866年在俄国军事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玉尔上校也获得一份，以之赠与安邺，列为他1873年所发表的《印度支那探险记》的附录文件，指称为“大理回民政府所散发的阿拉伯文告”。可是，这份传单既无年月，也没有署名。内容虽称建立了回教国，但没有提到云南及大理。传单也提到苏丹苏里曼(即梭罗门，也译苏来茫)，但并未言及就是杜文秀。所以，这份传单是否指的是大理政权和杜文秀还可以大胆地加以怀疑。因为赫恩斯所谓的“中国西部东干人或回教徒的起义”原意指的是当时西北的回民。这是所谓大理回教国的来源。

“这一份稀奇古怪的文件是用出色的阿拉伯文写出的。通篇充满了强烈的宗教激动和神学气氛，相形之下，连纳季德(内志)的瓦哈比朝廷的文件都显得逊色。”全文500多字，共分九段。前三段全是《古兰经》的引文，第四段开始声称：“上帝已经将中国授予我们，并指派我们在中国进行统治。以前我们是屈服于中国人之下，现在是他们服从于我们，而且无力反抗我们。”(要是没有这一段，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所谓回教国建立在什么国家，因为以下各段均未提及中国二字，而是用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这类普遍的称谓。)第五段着重指出这场纷争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偶像崇拜者及其首领们共同集合杀害伊斯兰教徒，并开始侮辱他们的宗教”而引起的。第六段是以一般伊斯兰教徒的口吻赞颂领导这场战争的“伊玛目”和推举他作为苏丹的理由。其中有这样的词句：“他现在已经制定了伊斯兰教的律令，他按照《古兰经》和法统惯例来执法。自从我们尊崇他为伊玛目之后，蒙承上帝的旨意，我们节节获得胜利。我们所征服的土地已广达两个月旅途的领域。许多帝王都归向于我们的信仰，向苏丹呈献了宝贵的珍品和贡物。”七、八、九段全属于宗教术语的堆砌和一些夸张性的描述。“他在全国派出了大臣，并向异教徒政府的每一个城市委派了官吏。”“伊玛目属下的大臣和首领们是像阿布伯克一样的忠诚，像阿里一样的勇敢。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他们对异教徒是傲慢的，而对伊斯兰教徒则是柔和的，异教徒的都城已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圣城。”既然对异教徒的战争已经完全胜利，因而传单中并没有什么要求响应和援助的词句。第九段结束语是“伊斯兰教教徒们!为我们的胜利和为我们的伊玛目的统治向真主祈祷罢!我们也将祝福你们靠上帝的恩典得以享受和平、健康和幸福，而且上帝将是你们的庇护者”，结束语为“苏丹向所有博学的伊斯兰教学者们致候”。

整个传单的内容没有一个字提到具体的事件、地点、时间和人物。完全属于像谶语或是天书之类的性质，同时又掺杂了印度描述英雄传奇的词汇和笔法。这无怪乎被称为“稀奇古怪的文件”了。早在100年前便有人否认了这件传单和大理政权间的关系。1877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后任重庆领事)的巴伯曾在大理地区向回民详细询问过，所得的结论是：“苏丹的称谓大家是完全陌生的，可能除去两三个阿洪之外，当地人从来不用来称呼他们的首领，至于苏莱曼的名字则根本没有人知道。”同年，英国军工人员柯尔也在大理周围调查过，所得结论也是一样的。他认为杜文秀被称为苏丹看来最初是欧洲人所臆造的，1868年英国探险队正式加以使用。其实这个探险队仅到过腾越，离开八莫才不过七站路。巴伯最后主张说：“云南回教徒与他们的儒教的或是佛教的同胞完全一样。”“让我们就此结束再把他们短暂的统治称之为‘伟大的伊斯兰教的复兴罢。”

刘道衡其人

刘道衡的“出使”英国目下已成为评价杜文秀的关键所在。要弄清这件事，首先得弄清刘道衡是怎样一个人。关于这一点可看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馆里所留下的材料。

在刘道衡到达伦敦时，印度事务部在外交部的帮助下，派遣了能讲中国话并熟悉中国官场情况的英国驻九江副领事京华陀对他进行了盘问。根据当时英缅最高专员费歇在他回忆录中的说法：“1872年以哈桑为首的大使一行在仰光加尔各答受到了良好的接待，并转送往伦敦——在那里他的身份是完全被了解的，却立刻被认为是假的。”(原文用意大利文体印刷)费歇身为英缅最高专员，而且自传发表于1878年，他的话总不是无中生有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京华陀所写的报告可以多少透露一些情况：

经介绍为哈桑亲王和秘书这两个使团的首要人物，从他的外貌和语言来看，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们自己也讲他们原是地道的中国人，但现在已经独立了。

他们的外貌、衣着、态度、语言表达和举止全说明他们是下等出身和教养的中国人，远远地低于一般的绅士。在谈话中，我不加做作地用了些官场术语和一套社交问候的惯用语(按指尊姓、大名、贵庚之类)，我发现我的意思怎么也不会很快地被了解，而当我使用平民用语时(按指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岁数了)，却总是被懂得。我遗憾没有机会看到凯约翰爵士所要(翻译)的那份文件的原件，因为书信一向是中国人在教育中所最重要的，它可能

会提供对这个看法的更准确证据。

当凯约翰离开出去的那段短暂时间内，我向主要大使提了几个问题。有些是属于千篇一律惯用的客套寒暄语。问问贵姓、贵庚、功名等等，和其他特另4是他父亲和他本应该用什么头衔来称呼这类，以便在谈话继续进行时有所方便。从这些谈话中，我探悉他父亲仅仅(原文画线)被称为总统(以别于他父亲是他部队的大元帅)；他自己的职务是他父亲的秘书，并无特殊头衔。特别在这次谈话中，我发现到他对官场客套用语欠缺通晓的情况。

这两个中国人的举止是显著的谦卑恭顺，有时简直是胆小畏怯的。所表示的最大愿望是想同印度事务大臣谈谈话，但总是一种道歉的方式提出来，总觉得是并没有资格这样要求似的。没有提出或暗示有什么重大的要求。

从上面这份记录看，刘道衡自然完全不像《上杜公书》中那样“周历三万余里”的豪侠之士。当然，我们也不能尽信这个副领事的描绘。照常理讲，这有种种可能，语言上的隔阂，不习惯同外国人打交道显得有些紧张等等。不过，又翻一下据说是刘道衡在另一个场合下的自述，我们就觉得有些难以理解了。据说：“哈桑(刘道衡)早就派遣到中国各地去执行一项秘密使命。他曾游历了所有沿海的大城市，会见了许多英国官吏，只是不让他们知道他是谁而已。”刘道衡要真是一个早同英国人有来往、常打交道的人物，怎么会在一个副领事面前变得低三下四要发抖的样子，另外一个可能不外是刘道衡话不可靠。所以使用《上杜公书》这份材料作为根据来论证他“使英”这件事当万分审慎，在有充分旁证材料的情况下，它可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甚而可以用来揭穿刘自己前后矛盾的说法。若不仔细分析，而认这封信为可靠材料，那就会上当的。因此，要解答刘道衡“使英”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分析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曲折的过程

1871～1873年英缅政府驻八莫和曼德勒政府代表的行政日志中都记录有关于刘道衡的材料，而且都已摘录向伦敦印度事务部上报过，并且存了档。把这些材料按顺序排列一下。首先，我们可以这样说，刘在所谓《上杜公书》中所谓的“扶风氏”指的是腾越乌索寨的柳映苍。照“父事”二字来推测，刘与柳映苍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供养关系。因此所谓刘是杜文秀义子之说法不确，应该说他是柳映苍所培植抚养大的(称之为义子亦无不可)。因此，刘道衡的出现于缅甸完全是受柳映苍派遣的，所以一切先得从柳的问题谈起。

在腾越回民起义的整个过程中，乌索和马家村始终是两个重要的据点。乌索在腾越城西北150里。“回夷杂处，仍有五六百户……伪宁西大将军柳映苍有众千余人，据为巢穴。”寨内“全系砖房，三面有石城厚18～20英尺，一面临水，据称富甲于腾冲”。自1857年起义开始后9年当中，柳映苍所率领的回民是腾越起义军的主要队伍。可是，由1866年杜文秀命大司空镇腾越以后，柳映苍即销声匿迹，没有什么重要的战斗活动。根据英缅政府官员所获得的消息，这是由于柳映苍与李国纶间的矛盾的结果。因此乌索对起义军的援助是“冷淡的”，甚而称柳映苍已经成为“名义上的回教徒”了。这种矛盾的产生是能够想象得到的。柳映苍在腾越转战了9年，照理应该是起义军的首领，而杜文秀却任命远来自永昌施甸的李国纶担任这个职务，这怎么叫“柳三爷”折服呢?因而接近柳的回民对英国政治代表讲：“柳的军事力量较李国纶要强，地位也较之为高。”李国纶被称为“大司空”，柳映苍便因而被(或自)称为“大太空”。由此可想见这两个回军将领间不睦的情况了。

1871年的上半年，清军已经在云南陆续收复了32座城市，未收复的仅是大理，永昌、顺宁三郡，蒙化、腾越二所，大理、云州、赵州、云南、永平五县而已。同时腾跃城亦被清军民团围困近3年。这一年9月，柳映苍向英缅政府派出了第一个回民代表团。为首的是柳映苍的岳父马似龙，无论大小谈话都由他出面，刘道衡仅居于次要的地位。这个代表团一行是于1871年9月到达八莫的，在事后上报印度事务部的文件中，八莫政治代表斯比尔曼特别指出，这个代表团“显然，即正在旅行中准备来加尔各答的回民使节”。

马似龙和刘道衡一行在八莫待了近两个月。他们“每天”都找斯比尔曼谈话，“而且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所谈的不外是英国打通与腾越间通商的北道田，并暗示应该做到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但当斯比尔曼提问为什么舍传统最方便的“使节道”不用，而偏要开辟这样一条漫长而又艰险的道路呢?马似龙却避而不谈，只是说靠近北道线上的回民势力最强，而且沿途的克钦人也更加友善。斯比尔曼的回答是始终一致的，他指出说：英国希望开通滇缅通商道路完全是为了商业的利益，因而决不卷入当地的纷争，更不能期待英国使用武力攻击清军民团。斯比尔曼在行政日志中写道：说得直率一些(但他没有向马似龙等这样说)，那就是英国政府虽然希望开通商道，但却不在乎是清军或回军来开通。斯比尔曼只谈商务不谈其他，竭力避免使马似龙产生任何英国会进行干涉的幻想。经过两个多月的纠缠，谈话毫无结果，最后，马似龙向英缅政府驻曼德勒政治代表司徒罗弗写信，表示迫切希望看到他。斯比尔曼认为再加拒绝便意味着英国根本就不准备开通商道，于是决定加以协助派一个中文翻译陪同马等于11月20日乘轮赴曼德勒。照斯比尔曼的估计，到达曼德勒后马似龙等会将他们的打算透露得更彻底一些，同时，他的上司的话会比他更有力量和效用一些。

11月26日马似龙与驻曼德勒政治代表司徒罗弗作了长时间的谈话。根据行政日志的描述，马是“一个外貌端庄的老年绅士”。马开始透露来自乌索，是受“大太空”(柳映苍)的派遣而来缅的。马先谈了云南回民起义事业的暗淡前景，认为要是援助不及时到来的话，腾越可能会陷入清军之手。但经过司徒罗弗的追问，马又表示回军有足够力量坚守腾越。因此司徒罗弗开始得出结论，开通北道实际是要开通一条通往乌索的道路。马似龙表示回民将会同沿这条道居住的少数民族头人同土司搞好关系，希望英缅政府派遣人员去沿途考察一下。同时马似龙又讲，在永昌的回民与汉人之间已经达成一种协议，彼此和睦地生活在那座城市里，对这一点马的说法比较含糊，所以司徒罗弗觉得不能加以相信。根据司徒罗弗上报的材料，他认为腾越回民要是无援助的话是既无人力又无物力重开滇缅通商道路的。

所以，他对马似龙的回答当然也是同驻八莫政治代表一样的。

由于在曼德勒的游说一样毫无结果，马似龙同“在曼德勒遇见的一个回民官员”急欲于12月28日从八莫返回乌索。斯比尔曼认为路途上太危险，挽留马等一行等候陪同他来缅的赖空山克钦头人，等这伙人一有机会再来八莫时护送他们回去四。1872年1月16日护送人员到达，26日马似龙乘船出发沿南太白江经盏西返乌索。斯比尔曼赠送一副漂亮的丝绒小地毯和一节衣料给两人作为礼品，又因为他们是柳映苍第一次派出的回民代表团，所以，

斯比尔曼也向柳赠送了一支小手枪，同时又乘此机会托马似龙将英缅政府耽搁了两年要送给李国纶的两支后膛枪连同弹药顺便带回腾越。

在马似龙离开的次日，李国纶所派遣的两个回民到达八莫。他们原是准备为大司空到曼德勒收债的，因为李国纶有钱存放在当地一个伊斯兰教徒处。但听到斯比尔曼送给李国纶的枪支是托马似龙带回腾越的，他们对这件事情很不放心，要想去看一下。因此，斯比尔曼协助一个回民乘船去追赶马似龙，并安排另一个回民下曼德勒，而且特别采取了以下的措施。据斯比尔曼自己的叙述：

回民有什么事要办的话，他们在曼德勒的代表是一个叫赛义德·阿卜杜拉的伊斯兰教徒。他是一个青年人，居住在或居住靠近那个城市的伊斯兰教寺院。回民政府也许通过他会能够同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取得联系。因此，我准备给这个要下曼德勒的回民提供一张免费船票和一封致司徒罗弗上尉的信。这样使得他非得去看政治代表，因而可以更容易地对他加以监督，要是上级觉得需要这样做的话。

关于马似龙返回乌索后的情况以及柳映苍的进一步打算等，1872年4月10日的八莫行政日志留有记录如下：

一个缅甸人带来了从乌索和盏西寄出的信件。他是上赖空山去做买卖的，当他回来的时候，赖空山克钦头人叫他带给我这些刚收到的信件。只有4封是用中文写的，内中一封是给我的，一封是给大司空最近派来的回民。由于阿拉伯翻译不在，我无法把那几个阿拉伯文信的收信人姓名翻译出来。寄给我的那封中文信来自去年来此地并到过曼德勒的回民使节。信中没有谈到有关云南的情况，只不过说他们一行已安抵乌索，并且从那里(原文加线)把两支后膛枪送给大司空。我早知道这两支枪已经送达腾越城，不过根据向我提供这项消息的瓦多图屯(一个受大司空雇用的克钦人)的说法，枪是从盏西送去的，而且是他跟着走的，其他人继续回鸟索去。我已写信给大司空，他的回信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在这里的那个回民把拆开看过的信交给我看，信内讲乌索将在4个月后派出另一个代表团，我猜想实际上是说在雨季之后，从各方面我所听到的情况，我推测大司空与乌索回民总督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友好，后者对于抗拒清军是不很热情的。

对上列这些英缅政府行政日志所记载的有关材料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1)1871年9月间乌索柳映苍向缅甸派出了一个两个人的代表团。其中常提到的“年老”的一个是柳映苍的岳父。八莫政治代表向英印政府上报有关云南情况时，特别注明这两人“显然即正在旅途中，准备来加尔各答的回民使节”。这个所谓杜文秀《上英皇书》中的叔岳父马似龙义子刘道衡的情况相符。

(2)这个代表团在缅甸停留了5个月。在1871年12月28日的记录中，马似龙返回八莫时带来了“在曼德勒遇见的一个回民官员”。这说明了刘道衡继续留在曼德勒，并未返回八莫。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作为杜文秀《上英皇书》中应该是正使的马似龙实际没有去英国的原因。

(3)柳映苍与李国纶之间有矛盾，派出代表团的事情是柳映苍个人决定的，与李国纶无关，不然的话，马似龙返回腾越应该同李国纶有所联系。虽然当时正值军事紧急时期，事实上有一定的困难。柳映苍既然准备在1872年雨季后再派一个代表团到缅甸，并把这一打算通知八莫李国纶所属人员。这说明他准备把李国纶摒在一边，自己另搞一套的。由此推论，柳既不听命于李国纶，他又怎么会听从杜文秀的指挥呢?

最后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刘道衡怎么又突然获得英缅政府的积极支持送往伦敦去呢?这是由于缅王曼桐坚持派遣使团赴英的新形势所促成的。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说说刘道衡为什么留在曼德勒的问题。

《上杜公书》和《上英皇书》的剖析

我们在上面指出过，《上杜公书》这份材料，在有其他充分旁证材料的情况下，可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甚而可以用来揭穿刘自己前后矛盾的说法和那些完全不可靠的地方。

首先得指出的是，现在根据核对另外4封所谓刘道衡的亲笔信和《上英皇书》笔记的鉴别，我们发现彼此间是相同的。

《上英皇书》末的年月是辛未年十月(即1871年11月13日～12月11日)。这正是马似龙由八莫动身往曼德勒之前不久和他在曼德勒游说失败返回八莫之前的时间。既然这些书信出自一人之手，从乌索带出来或是在曼德勒制作的都完全可能，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

《上英皇书》的印章与罗歇所描述的不同。我们姑且假定大理政权文书中所使用的不仅一个印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缅甸(特别是在曼德勒)有刻中文阿文印章字很好的人，这恐怕和回民经营的玉石也有关。上面已经提过，1873年2月13日刘道衡返回仰光后写了两封信寄往伦敦，一致阿吉尔公爵，一致凯约翰爵士，这一次他已不是杜文秀的义子，而是突然间自封为“大理国总理军机伟略大参军”，这是大理政权中最高的头衔，其职位等于协助总理全国事务的大冢宰(大理政权还从未授予任何人这样的头衔)的副总理大臣，刘自封这个职位的时候当然不知道大理已于前一年11月27日陷落，杜文秀已经服毒自杀。很具有讽刺性的事情是他居然还使用一枚这样头衔中阿文并具雕刻很好的印章。所以事实上，《上英皇书》要在曼德勒制作毫无困难。笔、砚和一幅缅甸僧侣制作袈裟用的黄色细麻布当然可以在曼德勒找到的。

其次，“使英”这件事虽然李国纶事前并不知道，但柳映苍对这样的做法是否同意呢?若是同意的话，马似龙又何以不同刘道衡一同去伦敦呢?在这个问题上，《上杜公书》倒可以多少提供一些解释。

我们的看法是，《上杜公书》的现在的文本可能是“出使”后经过修改或润色的最后形式。随便举个例子来说，要是这封信曾经由杜文秀看过并同意这样做法，为什么刘道衡不依照这封信里的主要策略在伦敦进行游说活动呢?这个策略的“精彩”部分是伪称大理政权已经取得西北五省回民中的“豪杰首领”的拥护，听命曾同为联名上书杜文秀，商定了同时行动的军事计划，“谨专密使人滇”再“由滇命贵使自缅甸泛海，直达西洋，请大英大法二大国速灭清朝以定中华”。可是，刘道衡并未曾这样做，既未携有西北五省回民领袖的上书，《上英皇书》中也没有这样的内容。实际上，刘在伦敦第一次与凯约翰会见时，根本“没有提出或暗示有什么重大的要求”。等回到旅馆之后，他又突然想何不搞凭几块楚石便等于把大理出献给英国的花样呢?他长期考虑并精心设计诱引英法上钩的既定策略到哪里去了?很显然，《上杜公书》中这个已得西北五省回民拥护的核心设计，是刘道衡从伦敦返回仰光才想到的。因为，他认为他英国之行所以失败，大概是英国嫌杜文秀“滇南边远”、“不能呼应齐豫秦陇一带的回众”已成大事的缘故。要是当时把游说放在杜文秀并不是孤立的，他已经得到西北五省回民的拥护这个重点上，以坚强英国的信心，他们“出使”必然是成功的。所以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重新改写过的。诸如

这类的例证很多，没有必要一一加以列举。

看来，柳映苍是不欣赏刘道衡的做法的，所以刘道衡认为“彼扶风公之雄杰刚猛，亦一时伟丈夫也，可惜志小识卑，不足以明英雄之大略”。可能因为柳映苍不赞成刘道衡的策略，刘为了想投奔杜文秀草拟过这样一封信的初稿，但未寄出。在刘道衡陪同马似龙在八莫和曼德勒游说期间，马似龙很不高兴英缅政府政治代表对他的冷漠态度，某一时期或许有过同刘道衡一道去英国的念头。于是刘道衡便搞出了这份所谓《上英皇书》。去英国当然不能由柳映苍出面了，而马似龙和刘道衡又没有什么大理政权中的头衔可搬用。“及景生情，就地取材”的办法是把他俩与柳映苍的关系换一下。作为正使的马似龙由柳映苍的岳父，一变而为杜文秀的叔岳父，作为副使的刘道衡是由柳映苍抚养大的(也可以称为义子)，一变而为杜文秀的义子。后来，因为一再遭到拒绝，马似龙可能又感觉到在缅甸这样长期的游说都没有结果，去英国也未必会有什么用处，何况远渡重洋牵涉更多的问题。《上杜公书》末段的五个“或谓”应该就是马似龙最后反对刘道衡再去英国的理由。从这封信的作为文章的组织结构和语气来看，在五个“或谓”之前已经算结束了。后面的五个“或谓”显然是随后加上去的。马似龙的急于返回乌索便是不同意刘道衡的做法的最好说明。

1872年4月10日在乌索寄到八莫的信件中，柳映苍已表示4个月后将另派一个代表团来缅甸，在给曼德勒回民的两封信中，其中想必有柳映苍对刘道衡的新指示。不过，这时刘道衡已经远在加尔各答，准备赴英了。在马似龙返回乌索前后不久，这一段时间中，缅王曼桐坚持派遣使团赴英问题激怒了英缅政府，刘道衡的“使英”计划突然变成了英缅抵制曼桐的一种段。

新情况的出现

从1870年曼桐派遣国务大臣巴登乌栋以半官方的身份访问英国开始，英缅政府就对此种行动感到极端不满，认为这种不经过英缅政府安排直接与英国取得联系的做法，是不把英缅政府放在眼内的突出表现。当曼桐曾就对维多利亚女皇如何称谓问题向驻曼德勒政治代表麦克马洪征求意见时，最高专员费歇便对这个政治代表大发脾气，斥之为对“事态的严重愚昧无知和缺乏常识”。在巴登乌栋首途赴英时，费歇的秘书为此曾向英邦总督埋怨说：“若不是费歇将军遗憾地因事特许离开仰光，他相信费歇将军会阻止这两个缅甸人到欧洲去的，因为这可以像费歇将军在文书眉批上所签注的那样——他在1867年就曾阻止(缅甸)派遣一个使团到法国去的阴险企图获得成功。”(伍德门[D.Woodman]《缅甸的形成》，伦敦，1962，第191页)1871年底，曼桐王朝又再筹备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伦敦进行正式访问，为首的是当时缅甸王朝最受尊敬的御前国务大臣乌匡亲王，其下有1870年访问过英国能讲英语的国务大臣巴登乌栋等20人。同时曼桐另外还有一连串无视英国统治者存在的做法，例如向格拉斯哥订购11艘炮艇，向英国工厂进行询问准备订购一万枝最新式的来服枪，委托一个缅甸留英学生在英国订购3尊大炮。一切使得英缅政府达到难以容忍的地步。不管英缅政府如何恼火，可是当时英缅王朝在名义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英缅统治者可以要求伦敦政府制止对这些军事物质的购买，而对派遣使团却不好露骨地加以干涉，何况曼桐还曾接到过维多利亚女皇的一封亲笔信，其中提到过希望曼桐访问英国的事情。因此唯一的对付方法只好是竭力设法贬低缅甸使团的身份和作用。《泰晤士报》驻印度记者曾经这样说：“当一知道回民有他们的使节前往英国时，缅王便立刻惊恐起来，于是小心谨慎地和志在必成地和回民进行了斗争”，决心在伦敦“把他的敌人击败，因为曼桐当然会对边境上的一个朝气蓬勃、自力更生的回民政权感到妒忌的”。这种说法实际与事实不符，没有任何史料说明曼桐事先探悉有关刘道衡一行的消息和想到与之竞争的打算。实际“回民使节之所以能够安抵伦敦，是由于曼桐冒着触犯清廷的风险，让他们安全通过缅境而取得的”。(御前侍卫大臣乌匡亲王访法日记[以下简称《缅使使英日记》]，缅甸研究会刊，卷六十二，第一、二期合刊，1974年，第70页。)想利用刘道衡这张牌打击缅甸使团的应该说是英缅政府。

在司徒罗弗苦心孤诣地处理缅甸使团这一段时间内，有关文件都“分别作特别事项上报，不再在行政日志中提及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李国纶派到曼德勒收账的那个回民何时到达?他和赛义德·阿h杜拉接上头没有?与印度伊斯兰教徒取得联系计划准备怎么办?

不过，2月24日突然有一位云南回民“首席大臣”从大理来临。他随带一个兴都斯坦语讲得不错的翻译和一个到曼德勒来照料大理元首商业事务的汉商，据说他们来自色腻道的，有40匹骡马跟随着来。这位“首席大臣”和翻译将于几天内下仰光，然后首途到加尔各答、孟买和麦加。他们拜会了司徒罗弗。然而，4天之后，不知为了什么，司徒罗弗竟然对这位回民“首席大臣”发生了怀疑，他在行政日志中这样带着讽刺性地写着：

这位回民“首席大臣”，或者应该这样说那个自称为回民“首席大臣”的，因为除了他自己这样讲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明确说明他是这样的身份，将乘下一班汽轮赴仰光。我准备写信介绍他去看最高专员，他看来好像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于2月22日司徒罗弗已经完全获知曼桐要赠送给维多利亚女皇的礼物和信函的情况，并于27日了解到缅使团将于3日内动身赴仰光。因此，这位回民“首席大臣”将是被安排与缅甸使团同时到达仰光的。

这位回民“首席大臣”在仰光停留了将近一月。3月30日，这时正值英缅政府对曼桐直接派遣使团赴英一事进行严厉谴责的高峰时期。英缅政府通知英印政府，正式宣布所谓“大理朝廷持有苏丹苏里曼的好友贺词”前来英国的消息，文书特别指出杜文秀“目前是中国西部回民地区的统治君主”，“哈桑亲王是不能怀疑地被视为是苏丹苏里曼的一个儿子”。最有意思的是文书中把刘道衡以及所有随行人员都改用阿拉伯语的姓名和称谓。“正使”(刘道衡)哈桑亲王，副使优素福亲王，据说是杜文秀的外甥或是侄子。翻译名叫伊布拉木汗。是谁搞出来的一套头衔称谓呢?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产生应该说是阿什莱·艾登(新到任的英缅最高专员)和其他英国官吏自欺欺人的行为，刘道衡是会很快领悟这种用心的，他会攫取他们所提供的任何机会。”

英缅政府对刘道衡尽了最大的努力促其成行。因为缅甸使团是自费的(实际花了100多万卢比)，送维多利亚女皇及皇太子的礼物价值更高达280多万卢比。所以英缅是最高专员秘书惠勒建议英印政府给刘等赴英的路费，“因为这显然是他们所期待于我们的”。同时，惠勒也估计到印度事务部是不会欣赏刘道衡这一套想法和做法，于是在文书中作好一切必要的解释。文书指出，“英缅高级专员承认刘道衡的要求是办不到的，已经在仰光为他作了解释，但要好好招待，不要粗糙地伤害苏丹这样友谊表

现”，“在缅甸或在中国的事态可能会一下子变得使英国政府认为同中国回教徒的友好关系非常有用的”。奉送的礼物应该收下，从中国极西地区来人向女皇献礼只有好处，而无害处，因为“它表现了英国权力有所增长的意义”。英印政府为了冲淡曼桐所派使团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惜大肆宣传，故示优待，除供给旅费外，同时还派遣了两个政府文官陪同护送。为了抢时间以便刘等能同时与缅使团到达伦敦，英印政府更不等待印度事务部的同意和批准，来一个先斩后奏的手法，先把刘等一行于4月25日打发乘船离开加尔各答赴英，26日才向伦敦发出文书要求希望刘等能“在英国受到像他们在印度所受到的那样重视”。

伦敦的态度

正如英缅最高专员所承认的那样，最初在缅甸，“要和回民使团所受到的接待相比，缅甸使团是多少受到奚落和怠慢的，可是当他们到达英国之后，这两个使团的处境却颠倒过来”。

由于英缅政府和英印政府与印度事务部之间在策略上的轻重缓急多有不同的看法，更由于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在制定这个年册着眼点多有不同，所以，从一开始，伦敦政府对刘道衡一行就有反感，理由虽然说是要遵守条约，不愿意搞坏与清政府的关系。实际的事实是当时伦敦政府对云南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刘道衡那一套稀奇古怪的想法和做法更是无法了解。印度事务部大臣阿吉尔公爵对于英缅政府所作的那些判断已经不满，对于“英印政府竟然鼓励他们继续从加尔各答到英国的做法更感到诧异”。然而，英印政府这种先斩后奏的手法，却逼使英印事务部不得不应付一下。应付的方式是印度事务部大臣始终不出面，一切由政务次官凯约翰来敷衍搪塞。阿吉尔公爵总是叫嚷刘等一行的费用太大。他认为这一个使团共8个人，每天在加尔各答花费5英镑实在太浪费。因此在接到报告得知刘等已经达到伦敦时，阿吉尔立即从外地打电报给凯约翰，嘱咐他“尽你的可能以少花费来安排住宿”。直到刘等已被安排住到查岭中心车站附近一个旅馆楼上的时候，预计每周要花费73镑，阿吉尔仍批示说，“费用似乎相当大，以住到楼上的情况来看。预计不应该这么大”，因而把费用削减为每周61镑。费用问题的反复讨论是有关刘道衡“使英”文件的显著项目。

印度事务部从始至终的打算是如何想法卸掉刘道衡这个包袱。刘道衡先于6月11日递交了所谓《上英皇书》并会见了政务次官凯约翰，接着于t4日刘的随从又向凯约翰递交了刘的两封亲笔信。这些文件的内容当然不能再为英缅政府那些婉转的措词所能掩饰的，凯约翰知道刘道衡那些离奇幼稚的想法后，立即向阿吉尔报告说：所提出的要求完全是“基于对英国政策和习惯的愚昧不知”，一切“简直是荒谬，因而必须予以坚决的回绝或是爽性置之不理”。他催促阿吉尔说：“回民使节问题应该立即受到重视以便在尽早方便时刻，把这个使团打发走。”他所建议的方式是：“要不要我们立刻把他们打发走，或是把他们扣留下来，以便当(英印)总督返回时(再让他们)到达加尔各答。”阿吉尔在这个文件上的批语是：“立即，或是让他们准备一下快点走。”

随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刘道衡快些走还有困难，因为回去的途径决定不下来，陪送人的问题需要时间反复磋商。二是有人还指出，刘道衡的出现于伦敦对英国还是有些用处的。例如驻华公使威妥玛就出过主意。威妥玛事先根本不知道刘道衡“使英”的事情，一直到6月才接到外交部的通知。他对于这个消息的头一个反应是对刘道衡的身份的怀疑，指出说：“我们称他为哈桑亲王，但是他看不出来拥有任何听上去这样堂皇的衔头。”然而又认为可以把刘道衡用来作为向清政府在西藏问题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向外交部建议可以“告诉中国人，假如他们愿意帮助我们开辟一条经过西藏的通商道路的话，我们将不会在大理回民所提出来的条约关系上采取赞成态度”。另外，再加上曼彻斯特各地商号的意见纷纷，于是刘道衡没有立即被打发走，而是待到9月底才离开。

刘道衡是经君士坦丁堡回国的，不过并没有受到土耳其苏丹阿卜德·亚尔亚兹的接见。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空待了两个多星期。根据留存的账单来看，这一行人生活很阔绰，气派也不小，在当地雇佣的仆人共达12人之多，因而原订旅费超支甚多，不得不向当地英国人举债离开君士坦丁堡。

从刘道衡离开前一天起，伦敦《泰晤士报》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这个问题的印度通讯，同时还有一封读者来信和一篇社论，充分反映了英印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埋怨和忿怒情绪。他们批评伦敦政府忽视打开云南通商道路的重要性，把刘道衡“使英”的失败归咎于在伦敦“遇到了缅甸使节这样一个可怕的对手”，“回民使节为壮丽豪华的缅甸使节所掩盖”㈨；批评伦敦政府在接待缅甸使节与云南回民使节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差别。照熟悉这个地区人士的看法，云南回民远较缅王来得重要(伦敦《泰晤士报》，1872年9月19日第十版，加尔各答通讯)。《泰晤士报》还在社论中透露说：为什么刘道衡这一趟伦敦之行会变成“印度的一个严重分歧问题”。这“将会使得读者感到茫然”。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刘道衡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刘道衡的失败实际也就是英印政府的失败。

刘道衡由孟买抵达加尔各答后5天，大理已经沦落。可是由于交通的阻塞，有关这件事情的消息先后共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正式传到曼德勒。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刘道衡这一次在加尔各答停留时期，所关心的已不再是英国的援助问题。最使他感兴趣的是钱的问题。他请伴送他回印度的顾巴向英印政府和印度事务部写信，要求协助向曼德勒的汉商收账。他不仅说元兴、元发两个汉人商号欠了杜文秀的债，而且照顾巴的说法，这项钱是属于刘道衡的，为数达90万英镑。英印政府将刘道衡的请求一方面转请驻华公使威妥玛进行调查，同时也命令驻曼德勒的政治代表召集有关汉商询问。根据政治代表的报告说：这些汉商不否认有贷款存在他们商号里，但数目并没有这么多。在提到刘道衡的时候，他们斩钉截铁地说，他们都毫不承认刘道衡的身份，声称根本不认识他，多以决不同他打交道。大家还争辩说“他根本不是杜文秀的儿子”。刘道衡带有恐吓性的信件为汉商们所坚决拒绝接收，因为内中所列他们所欠杜文秀的货款数目全是刘所捏造的，而且最使汉商们气愤的是这种威胁性的口吻。——回军不久将摧毁清政府，识势的话，最好赶快把账结清，将钱寄到仰光还给他。显然，刘的想法是，他在伦敦认识“上书阿大人，侍郎色大人”。这样的交情，再加上英缅政府的权力，大概是不难将这笔钱弄到手的，因而得意洋洋地写了这样一封对汉商施加压力的通牒信。

不久，岑毓英派遣都司田春芳、千总姚桂林及回军降将马两元先后两次到曼德勒来查封杜文秀的这项货款。根据英缅政府官员的估计，全数约在20万卢比。“由于缅王曼桐的牵涉在内，清政府最后拿到手的只不过白银三万四千余两”。因此，田春芳曾对八莫英政治代表朗兹叫屈说：缅王曼桐实际获

得了这项货款的最大部分。

在刘道衡最初返回仰光的时期，英缅政府觉得他今后还可能会有用处，因而不惜花费把他养下来。甚而英缅政府想派他去伦敦学习英文一两年，以便将来有机会委派他到中国边境去担任职务，但没有被伦敦所批准。可是，英缅政府的看重回民政权完全是为了便于做生意，“既然回民政府是无用的，为了赶快好做生意，大理快点陷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即使还在英缅政府驻曼德勒政治代表“用香槟招待”清都司田春芳等一行的时候，刘道衡的继续停留在仰光便开始成为一桩难堪的事情了。

不过，刘道衡是善于为自己打算的。4年之后，这位哈桑亲王又成为了被废黜的印度莫卧儿王朝末代统治者的女婿。正如有人指出的一样，刘道衡对哈桑亲王这类的奉承可以强辩说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而“照他这次处理婚事的经过来看，可以说他的眼睛是始终不断觊觎着发财的机会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857年印度大起义失败后，英印政府把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代统治者巴哈杜沙随同家属流放到仰光幽禁起来。巴哈杜沙死于1866年，其妻吉门·玛哈及一子一女继续在仰光居留。吉门·玛哈的孙女儿洛努克按照印度的习惯于1871年12岁时即应婚配。但是在宗教上，他父亲嘉旺是逊尼派，母亲菹玛尼出身波斯属什叶派，同时最后决定还得要20人长老会的同意，因此，洛努克择婿很困难。菹玛尼在目盲的情况下还为这桩婚事奔走过印度德里、贝拿勒斯、勒克瑙等各个城邦。

1877年轻人撮合许婚刘道衡，但是刘在应允之后，却拖延不举行婚礼，把这桩婚事当成一个条件向英缅政府进行勒索。尽管洛努克早已获得一万卢比的嫁妆费，而刘道衡仍然提出说，他现在曾有一笔每月374卢比的津贴费，但是临时性的，随时可以停止，没有条件供养洛努克。因此非等到有一笔固定的赡养费后，他才准备举行婚礼。他还说，他本无意于这门亲事，“但最初曾这样想，他这样做法一旦获得政府的同意，他会获得一笔固定的赡养费”。最后刘道衡甚而要挟说，要是没有一笔固定的赡养费和一所住宅，他不仅不准备举行婚礼，而且要求提供一点路费让他上君士坦丁堡去，准备从土耳其苏丹那里得到帮助去(新疆)克什噶尔，他在那里可以找到他的同乡，不难找到工作做。

英缅政府对此提出意见上报英印政府说：

“英缅政府最高专员曾于最近几年内多次地劝告哈桑亲王，要他进行些农业活动或找点职业做做。这样可以使他不必依赖政府的资助过生活。但是没有效果，虽然他举止文雅，不过哈桑亲王天生本性是懒惰不好动的。他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像现在这样领取政府的抚恤金过日子。可是，他没有任何资格要政府这样赡养他。而且，要不是他的行动还安分不生事，他在缅甸的居留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不利的。”照最高专员的意见，当地确实没有什么条件安排使用他。里弗斯·汤普逊先生(英缅政府最高官员)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这样建议，哈桑亲王所提出的那些在举办他婚事之前必须按照他所要求来做的事项实无法加以应许。因此，他认为要是政治上考虑并无妨碍的话，最好补助2000卢比让他到克什噶尔去。

当然，英缅政府更不会让刘道衡借这桩婚事这样来讲条件的，但对于牵涉到菹玛尼的问题却不得不慎重考虑。何况洛努克的婚事已经蹉跎了好多年。所以，英印总督府批示的意见是，这桩婚事决不能再为金钱问题而拆散了。同意给予刘道衡每月250卢比、洛努克每月200卢比的固定赡养费，并批准为之兴建一座住宅。这桩事情前后拖延了一年的时间最后才于1878年10月举行婚礼。

从1872年到1878年短短6年内，刘道衡从杜文秀“义子”到莫卧儿末代王朝的女婿。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从政治到经济满足了欲望。事实说明，刘道衡的“使英”究竟对谁有好处——对回民起义事业呢，还是对刘道衡自己?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责任编辑李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