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良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志码：E文章编号：1002-0586(2009)02-0051-03

东方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把伊斯兰文化列为绵延不断、传承至今的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指出：“纷繁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不仅在人类文化史上曾起到过沟通东西、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独特作用，而且也是一种具有重大现实影响力的世界性文化。目前，全球有50多个伊斯兰国家，十几亿穆斯林，占人类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所拥有的重要地缘战略地位和影响世界经济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使该地区成为举世瞩目的全球热点地区，与此相关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在国内有回、维吾尔等10个穆斯林民族(他们主要聚居在西北)，伊斯兰文化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伊斯兰文化研究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现实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伊斯兰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现实影响力，受到国内外学界乃至政界的关注。目前，全世界伊斯兰文化的主要研究力量大致可分为三大块：伊斯兰国家本土学者、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对伊斯兰国家本土学者而言，研究伊斯兰文化，犹如中国学者研究中华文化一样，是其“国学”的一部分，轻车熟路，硕果累累，其特点是占有第一手资料，原汁原味，只是对研究资料尚需分析、提炼、升华；西方学者依托充足的资金和先进的手段，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建立了自己的庞大的学科体系，然而西方伊斯兰文化研究是其“东方学”的一部分，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特别是为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服务的；中国学者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虽说由来已久，但真正引起主流学术界的关注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央对世界性宗教文化非常重视，我国高校和相关科研院所也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财力实施伊斯兰文化研究工程，取得了可贵的成果，只是这些成果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与我国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泱泱大国的国际地位还很不相称，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显得比较欠缺。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约旦皇家伊斯兰思想研究院院士朱威烈教授也深有同感，他针对这种不均衡的研究状况指出：“客观地看，我国对欧美的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已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但对世界文明史和当今国际舞台上占居重要地位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却还知之不多，研究机构和人员的数量、水平都还无法与我国对美、欧、日、俄的研究相提并论。”甚至不如对印度文化的了解、研究程度高，对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言，印度历史文化名人从古代的释迦牟尼到现代的泰戈尔、甘地，耳熟能详，能说出长长的一大串，而一提伊斯兰世界，人们似乎只知道《天方夜谭》、只知道萨达姆、本·拉登，而那些曾经对人类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灿若群星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大军(如伊本·西纳、伊本·鲁世德、安萨里、伊本·赫尔东等等)的名字则闻所未闻。

这种严重失衡的研究状况客观上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我国有些媒体在报道中东和有关涉及伊斯兰世界的新闻时，虽也有独立判断，不乏真知灼见，但缺少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有时甚至人云亦云，直接照搬西方现成的术语和表述方式，无意中充当了西方媒体的传声筒，正中了西方有些国家和政客借全球化之名行西方化之实的下怀。一些简单化的或带有西方文化背景和政治倾向的术语和表述方式充塞着人们的耳目，遮蔽着伊斯兰世界的多样性、伊斯兰文化的丰富性，属典型的“盲人摸象”，影响了人们对伊斯兰文化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极不利于我国与世界上占联合国成员国1／4强的50多个伊斯兰国家的正常交往，不利于全面落实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不利于保持和维护我国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利于展现大国国民的素质和气度，不利于构筑我国的软实力。

正如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基本特征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基本保证一样，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承认和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坚持各种文化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共生共荣，当是“和谐世界”理念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中国选择的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理论基础就是对自身文化的守护与传承和对其他文化的尊重与宽容。

诚然，学者无力改变世界，因为当今世界，学者在西方强势媒体面前正遭遇着类似“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似的尴尬，但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不能因此放弃自己的责任，更不能使自己的学术良知处于休眠状态。《国语·周语》云：“武不可觌，文不可匿。”——人文学者既然不能像搞理工科的学者那样通过科学研究、技术发明直接为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作出贡献；那么，至少不能丧失起码的学术良知，至少不能成为帮闲文人——旅美华裔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就此状况描述道：“我们一方面对任何刺激都毫无反应，一方面又脆弱到不能适应任何环境——在穷困中，我们牺牲研究，牺牲读书，甚至牺牲人格去争取饭票；在富裕中，不但我们的生活就连最起码的学术兴趣都被腐蚀掉了……我们变成了社会风气的应声虫，甚至变成了非学术、非文化的情报贩子。”“我们像一群东倒西歪的醉汉，连自己最真切的存在感受、最强烈的恐惧和战栗和最痛苦的失落都要凭借外来的辞汇才能言之成理……我们如果不肯在自己的文化社会中作一番反省批判的工作，一味想在别人的田园里寻找边际型的归宿，那么不管我们有多少存在的感受，有多少恐惧和战栗的经验，有多少失落的痛苦，在哲学上、神学上或文学上都会毫无所获。”身处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代文化大师孔子曾说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今天，作为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发展中大国的学者理应努力使自己尽可能成为具有天下主义情怀和人文关怀的知者、仁者、勇者，成为文化底蕴深、学术底气足的一代学人，同包括西方在内的具有各种文化背景的学者平等交流，相互借鉴，而不应处处仰人鼻息，时时事事言必称西方。更为重要的是，应该走自主创新之路，从旧的语言圈子和食洋不化的“洋八股”中解脱出来，从冗长的欧式句子中解脱出来，进行“话语”解放和研究理念的置换，确立以自己特有的观察视角、思维方式、命题言说等构成的论述框架与范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新问题、新概念、新命题和新观点，从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成果。这对本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子固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只能知难而上，不断探索。学术研究原本就是一条崎岖不平、充满挑战的道路。

慎思明辨，指正慧根，辨析文化误读，梳理文化脉络，清理文化遗产，还原文化真相，保护文化生态，

促进文化交流，充当沟通桥梁，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添砖加瓦(而不是为文化误读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应该是人文学者责无旁贷的事情⑦。

有鉴于此，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人不揣冒昧，不自量力，提出了撰写出版一套伊斯兰文化丛书的设想。西北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谢玉杰教授、现党委书记金雅声教授、校长赵德安教授和其他领导在本校面临二次创业之际，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从本校的特点出发，通过对本校地缘优势、学缘优势和其他优势以及对本学科前景和潜力的分析判断，以非凡的魄力，作出了实施大型学术工程“伊斯兰文化丛书”的决断，然后在科研处的协调支持下，在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这项学术工程得以顺利启动。

本丛书在借鉴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在呈现学术繁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另辟蹊径，别出心裁，试图将中国优良的学术传统、西方可取的研究方法和伊斯兰国家本土学者的第一手资料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创自己的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不图大而全，不图四平八稳，但求有新意，有突破，有亮点。同时，为繁荣学术计，本丛书所收入的专著、译著的观点不强求与主编者的观点完全一致(主编者之间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圆其说，有学术价值，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文化的提升，我们本着兼容并包和文责自负的态度，以宽容的胸怀，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

我国著名学者、长期致力于中东问题与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彭树智先生、吴云贵先生、周燮藩先生、林松先生、杨怀中先生、朱威烈先生、余振贵先生及宗教学家牟钟鉴先生、人类学家刘昭瑞先生，不计我们这些年轻学子的浅陋，欣然同意担任本丛书的学术顾问，表现出老前辈提携学术新人的高风亮节，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事实上，我们在许多方面借鉴吸收了这些老前辈和其他老前辈的研究成果，他们的学品、文品、人品常常令我们敬佩不已，我们真诚希望各位老前辈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指导和扶持，使我们的步子迈得更坚实一些，使得学术薪火能够不断传承下去，使得学术精神能够不断发扬光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为本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黄燕生编审付出了巨大心血，在此深表谢意。我们与该社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将遵循学术规律，稳扎稳打，不骄不躁，不搞学术“大跃进”，采取成熟一本出一本的办法，把此项学术工程延续下去。

本丛书向所有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开放，欢迎符合本丛书入选条件的书稿列入其中，也欢迎对本丛书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让我们集思广益，凝聚智慧，共同努力，把这项利国利民的学术事业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