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

在“皇甫平事件”的前前后后，江泽民对于“要问姓社姓资”高度关注，邓小平则用冷静观察、思考来表明态度。

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含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皇甫平评论的背景并不复杂。

“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大家知道，东欧发生剧变，国内有些人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用“姓社姓资”来提问，这就要对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 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

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很高，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是背着当时党校校长办的，还不让上海的领导参加。他们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要下发反和平演变的座谈纪要。这些都遭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拒绝和抵制。而他们当时讨论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当时中国严峻的政治局面。

舆论界的暗喻也出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总之那个年头，一些报纸上的此类文字，屡见不鲜。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邓小平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大年初一开篇之作《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见报。之后，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传达了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指出九十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地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连遭“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海内外反响强烈。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数几个进行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

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总书记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后来，这位社长离开了报社。

出现大转机

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11月，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当时最积极、最鲜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鲜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提议，我们只要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不转载为好。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

前文已提到，9月1日，江泽民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中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却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但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严厉批评一家大报引用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的鲜明态度。

邓小平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为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1992年2月4日，农历大年初一，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

不久，中央和全国各地方报纸，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