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我对李源潮作过一次私人访谈，这之前我也多次见过他。这次见面时，他刚刚被选举进入中央政治局，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我访问他前不久，李源潮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的团结统一》，这篇文章详细阐释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代会上提出的扩大民主的要求。

为了理解党内民主，就要认识到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计划在整个中国社会建设民主的。李源潮解释道，中国的领导人把党内民主看作是政治改革的基石，因为党内民主能实现多重目标：它赋予党员权利，增加透明度，加强下级机构对上级机构的监督，实行票决制以防止“一言堂”，公开征询民众对候选人的意见。

中国领导人致力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但是领导人下决心要做出明显的改变。这是当前切切实实的路线图。从根本上讲，这个计划是这样的：首先，建设党内民主，然后扩大到一般民众。“以扩大党内民主，”李源潮直截了当地说，“带动人民民主。”

“30年来，我们有很多探索性的争论”

在李源潮的新办公室，我们谈论的焦点话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我相信，听他的说法比看我的分析更有启发。

我开始问李源潮，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69次提到了民主?他为什么对政治体制改革如此重视?

李源潮首先介绍了相关的背景。“尽管中国的人民群众还不像现在西方那么富有，中国在很多方面，包括生产的技术、城市的建设、生态的保护，还不像现代发达国家那样先进，”李源潮说，“但是中国人民对于民族的进步、对于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充满信心。现在中国每一个人的进取心，在世界上看也是非常突出的。人们拥有强烈的开拓进取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解放了人们的头脑，解放了人的思想。它成为中国这30年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这一切自然地为政治改革和民主发展铺平了道路。”

李源潮特别提出了他多次对我重复过的观点——更准确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政治观念上开始的，而不是从经济政策开始的。

“中国改革开放最早起步的，是对那些束缚人思想的‘左的观念进行破除，我们叫做‘解放思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由共产党发动，在共产党内先进行的。”他进一步阐述道，“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推动党的工作重心进行了重大的改变，把原来主要为阶级斗争而组成的领导革命的党，变成了一个主要为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为国富民强而奋斗的执政党。这个转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转变。”

“30年来，我们有很多探索性的争论。”李源潮说，“对于改革的很多政策，有的是在执行中有所修改；有的是行动了以后有所补充。尽管党内对于改革的方法和速度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30年来，最没有争议的改革，就是把党的中心任务从搞阶级斗争转到搞发展经济的这个转变。”

“通过加强党内民主，我们就铺好了通向人民民主的道路”

我问道，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将民主看作基本的价值观?

李源潮说，就像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我们同世界多数国家一样，认为民主是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仔细研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看看他一共多少次提到‘民主这个词!中国一直在研究和学习世界各国发展民主的经验，但同时也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要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无论政治体制如何改革，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决定什么是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选择。”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什么样的领导人最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呢?

李源潮用一个比较政治学的例子很快给我上了一课。“(在进行民主建设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习惯，”李源潮说，“比如说，法国的总统有情人，他照样还能当法国总统。但要是在中国，一个公开有情人的政治家，不要说当总统，他连个乡长也选不上。在美国，有些总统是很富有的，但是在中国不行。在中国，一个很富有的人现在是很难做政府官员的，人们必须要追究他的财产来源的合法性。”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于最好的官员，往往用两个词来描述。第一个词叫做‘清官，就是说他当官自己没有财产，掌权不谋私利。但是在美国，一个没有财产的人，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人。第二个词叫‘父母官。在美国，你如果以‘父母的态度管理公共事务的话，人家会认为你是没有法治观念。在中国，严格的父母才是最好的父母。而在美国，人家会认为你虐待小孩。所以，中国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不能离开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

李源潮强调，“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政治体制、历史渊源、发展道路不同，中国政治改革所涉及的政治体制模式与美国的政治体制模式也应该不一样，就像美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和英国的政治体制也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说，英国有女王，美国没有。美国各个州的法律也不一样，有的州可以实行死刑，有的州不可以实行死刑。所以，拿美国的政治体制来‘框或者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这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中国人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中国人也有自己进行政治选择的权利。因此，中国人将会自己来设计政治体制模式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时，也会自己来探索向这个目标前进的道路。我们将按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制定政策。当然，这也包括发展民主。在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当中明确写上了‘推进民主，保障人权等世界上公认的政治理念。它们在中国不仅是得到认同，而且也是在实际当中进行实践。”

李源潮说，很多外国人都承认中国的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对中国的认识是必要的，但并不完整。他说：“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上百年，中国人民多灾多难，先是外国侵略，接着是军阀混战，战争就没有停止过。而最近这30年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享有了比此前上百年所拥有的更多的和平。”

我说，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改善中国民主制度的需要在里面。

李源潮同意我的观点。“当然，我们现在并不是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已经很完善，或者说已经令人满意。”他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内民主是我们党的生命。只有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党内的民主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通过加强党内民主，我们就铺好了通向人民民主的道路。”

“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党内民主发展人民民主。

李源潮强调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了建成有效的民主和法治，我们必须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他接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改革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革命。它不是那种急躁的、暴力的，不是那种激烈的，也不是那种一种力量推翻另一种力量的。它是一种内生的、有序的变革方式，同时它又符合发展的规律，并且能使国家和人民从中获益。”

李源潮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引起了广泛讨论，在那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建设党内民主的七项具体措施。

我提出了我的观点。透明度是一块试金石，它可以判断出党内民主是否有效、有意义并且能够持久，进而言之，可以判断出中国的民主制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切中要害并且稳固下来。

李源潮对我的观点表示赞同。“指导党内民主建设的五条主要原则赋予了党员投票、发表意见、参与决策，以及监督党的机构等诸多权利。但是，为了确保有效行使这些权利，党员们必须拥有获得信息的渠道。这就是党务公开的重要意义所在。现在，党任命官员的过程远比以前公开透明。我们对候选人的候选资格进行‘公示，就是如果党组织要推荐某个人做候选人参加选举，要先把他做候选人的建议向大家公开，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特殊的意见，才能去参加选举。”

我提出，在西方看来，只有那些因循守旧、四平八稳的官僚才能在党内获得升迁。李源潮反驳道，“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很多敢于冒风险的人都获得了提升，这激励更多人在改革中朝前跑。而且，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在世界上是发展最快的。中国在这30年里，已经对1982年宪法作过四次修改。我们每5年举行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制定新的改革政策。在过去20多年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颁布了200多项新法律，建立了相对全面、并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

对于正在推行的实际措施，李源潮说，中国的基层组织采取了很多创新性的方法来深入发展民主制度，比如“两推一选”。“两推一选”指的是公推直选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试点。在选举时，先由党内推荐，然后又由村民推荐。两方来推荐支部书记候选人。然后再由所有的党员来直接选举。“现在，这一选举形式已经影响到了全中国60万个村支部。”李源潮表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创举，都是基层的人民群众发明出来的。基层民主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所有这些事情都做了，会有多大的变化呢?要五年以后看。”李源潮说，“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