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民

与历史或古典文学这些老学科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还属于有很大发展空间的年轻的学科。比如，早在现代文学创生之初的上世纪20年代，李大钊、梁启超等人已经做着史学“研究之研究”的课题。在文学领域，作为“文学研究之研究”的工作在古代文学学科最先起步，1927年陈钟凡就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此后，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敏泽等在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批评史方面均有令人瞩目的成果。1995年，郭英德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从“史”的角度对古典文学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判。200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乃斌、陈伯海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有意识地借鉴历史学科中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研究的进程加以历史的梳理。2006年，由黄霖主编的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面世，这是一项全面展示古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进程的重要成果。与此相比，现代文学的“研究之研究”则显得稚嫩而又滞后，建国后至新时期初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限于史料的建构和对一般作家作品或思潮流派的研究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才出版了几部较有影响的带有“研究之研究”性的著作，但多是专题式的。直到200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修己、刘卫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以下简称《研究史》)，才是第一次用史的编纂法，寻源追终，纵贯全程，分别时期，全方位而有系统地记述、选择、梳理、比较、评判和研究自1917年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到2007年这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新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整个发展过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搭建起历史框架，真正建立起了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史”的书。这部工具性与学理性兼具的《研究史》的出版，不但是对本学科研究领域中的“研究之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把本学科的学者以时间的的先后分为五代，按照这种分法，该书的主编黄修己就是其中第三代中几位最优秀的学者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他独著的颇具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此后又著有《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等多部文学史或文学史学史著作。可以说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及各种思潮和观点早已了然于心，这使得他在搜求和评判史料上能够得心应手，而他多次撰写文学史或文学史学史的实践，又使其能够驾轻就熟地构架起《研究史》的框架和系统。正是由于有这种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功力，所以他能够带领刘卫国、姚玳玫、吴敏，陈希等几位年轻学者经过近六个寒暑的艰辛努力，完成了这部裨益学科、造福后学的百万字史著。具体说来，《研究史》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示出其独具的特色和成就。

首先是结账式的梳理与点、线、面兼顾的史家风格。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谈整理国故时提出要用一种结账式的方法来整理。他说：“一种学术到了一个时期，也有总结账的必要。学术上结账的用处有两层；一是把这一种学术里已经不成问题的部分整理出来，交给社会，二是把那不能解决的部分特别提出来，引起学者的注意，使学者知道何处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难可以征服。结账是(1)结束从前的成绩，(2)预备将来努力的新方向。”《研究史》就是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了结账式的盘点、整理与研究。既在纵的方面以结总账的高屋建瓴的气魄和眼光构架出整个史的框架，从总体上勾勒出新文学研究发生发展的总体进程。又在横的方面以明细帐的方式进行板块式的梳理与研究。该书上下两册共分五卷，从纵的线索上基本上按照文学史的分期方法来架构。上册的研究时段自1917年现代文学诞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册的研究时段自1949年直至2007年。横的方面每个时期侧重点虽不尽相同，但大致分为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作家研究、文体研究、文学史研究、史料研究等几大板块。如第一卷第三章的文体批评板块中设了“热烈的新诗批评”、“繁荣的小说批评”、“略显空泛的戏剧批评”与“稍显薄弱的散文批评”四节，对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这四种主要文体及其伴随而生的文体批评的发生发展及各自的特点做了详细的梳理与中肯的评判。《研究史》在对整个新文学研究进行结账式的盘点时又注意了点、线、面兼顾的著史方式。所谓“点”，就是对那些在文学史上起了重大影响、改变了文学的面貌或发展方向的文学运动、文艺思潮或论争及重点的作家作品的研究之研究。如本书在文学运动、文艺思潮或论争方面第一卷着重介绍了新文学批评发生期的《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等几大群体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第二卷则着重研究阶级论文学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的时代主潮；第三卷则突出对延安文艺整风的研究等。这些都是使新文学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文学运动或思潮。而在作家研究上则把重点放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家之上。所谓“线”，包括年代的分期和对新文学研究发生发展的脉络，各种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或流派的承传关系的梳理和研究；所谓“面”，就是照顾好整个新文学研究发展的各个领域，不仅突出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现代文学园林中的参天大树，而且把冰心、丁玲、叶绍钧、钱钟书等别具风姿的奇花异卉摄入镜头，共同展示整个新文学园林的总体景观。正是这种结账式的全面梳理与点、线、面兼顾的行文方式，使得《研究史》既有史的整体感和厚重感，又纲目清晰，繁简得当，重点突出。

其次，论从史出的客观求实的评判。在《研究史》的前言中作者道出了写作此书的方法和原则：“必须坚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面对着如山似海的资料，——检读、摘取、编构，力求所形成的体制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原态。这使我们与那种理论在先，剪裁历史事实以证明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异趣。这需要尽量排除先入之见，包括似乎是定论的某些看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其实作者所强调的就是历史学科所强调的“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思路和原则。按照此原则和方法，此书避免了材料的堆积和研究综述式的平面与浅显，而是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的基础上又处处显示出自己的真知与个性。在描述批评或研究的历史时决不是简单的记述而是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凸显其理论或观点并与当时的历史紧密联系，使读者了解这些理论或观点产生的背景、依据及在当时的意义与局限。尽管研究的对象都是学界的前辈和同行，但却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以客观求实的标准褒贬臧否。如对创造社的主要批评家成仿吾的评价。一般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成仿吾对鲁迅的《呐喊》只肯定一篇《不周山》，批评冰心的《超人》偏重想象而不重观察，只是抽象的记述；批评许地山的《命命鸟》“差不多是纯客观的描写”，“差不多可以与那恶劣的旧派小说同视”等。似乎成仿吾是一个酷评家。本书认为成仿吾“不像茅盾那样重视小说的题材和主题，他重视的是小说能不能‘自我表现，而不是小说‘再现了多少社会现实；反映了多少社会问题。……

成仿吾并不推崇写实主义，他对小说细节描写的挑剔主要针对以写实主义相标榜的文学研究会作家，颇有揭文学研究会‘强项的真面目以暴其短的意图。……成仿吾展现了小说批评的另一种思路和另一种风貌，与茅盾的小说批评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小说批评的基本格局”。这就把其“自我表现”的理论依据、“为艺术”和“为人生”两派的不同的艺术追求和两派之间龃龉及成仿吾批评的个性特点及价值意义都评点得恰切到位。再如对梁实秋的评价。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认为“浪漫主义者的唯一的标准，即是无标准。所以新文学运动，就全部看，是‘浪漫的混乱。”主张以“古典主义”的理性和秩序的指引从普遍的人性出发来进行文学创作。这被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全面否定，被郁达夫嘲之为“文人的批评中国文学，须依据美国的一块白壁德的招牌”。对此，本书认为：“梁实秋这篇小说批评，捕捉到了五四时期小说浪漫倾向这一历史‘现象，提出了新的创作‘路线图，撼动了此前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这是他的贡献。但梁实秋从古典主义立场出发，对五四时期小说创作的浪漫倾向进行了轻率的嘲笑和否定，有失公允”。这也是在对五四反思后站在文化多元的立场上对梁实秋理论的价值和局限做出的公允的评判。对同辈或同行，本书作者也是以“实话实说”的态度，基本上做到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如在论到王富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时，指出该书的特点是“不以史料的丰富和对史料的考辨取胜，而以作者对史料的分析评论见长，富有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充分肯定了其“对‘批评家为什么这样说有很多出色的分析，如对陈西滢、梁实秋、成仿吾的鲁迅研究，作者指出他们为什么与鲁迅存在矛盾，分析他们不能深切感受鲁迅的原因，相当深入，可以说是发人之所未发。同时也指出该书的不足或局限是“对研究成果的介绍不多，而多是自己的分析和评价。特别是后面几章，完全用‘六经注我的方式写作，削弱了该书的史料价值”。在论到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一书时，作者指出该书“是目前为止所有鲁迅研究史著中资料最丰富的一部。该书的资料不仅多，而且有的鲜为人知。”“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有一定的理论提升”等。在充分肯定了该书的特色、成就和价值后，也指出该书存在评价标准过宽的毛病。“作者曾说过：‘80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95％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5％谈出些真见。但作者还是将95％的套话、假话、废话、空话都写进了这部史著，让读者产生阅读疲劳。由此又带来详略失当的问题。”举一斑而可略窥全豹。《研究史》中所涉及的众多的论著均非简单的记述而是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力求给予客观公正的记述与评判，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以为学科建史的责任感和学术良知，秉持公心，遵循学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来评判一切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起了作用或产生了影响的论著，力求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第三，用严密的逻辑思辨来抓住关键，化繁为简。虽然新文学的发展只有90多年的历史，但要为整个学科作“全史”，面对的也是浩如烟海的资料和纷繁复杂的头绪。怎么抓住本质和关键，删繁就简，做到纲举目张，这是对作者的学识、才力和理论素养的一种考验。《研究史》的作者在这种考验中显示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无论是对“史”的构建还是对每一个问题的论述分析，都是用严密的逻辑思辨来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化繁为简，以点带面。既高屋建瓴，又把笔处处落在实处。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110年和“新时期”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是两个最为开放和活跃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文坛可以说是派别林立，众声喧哗，各种文艺观并存。如第一个10年里的《新青年》派、写实派、浪漫派、新古典主义派、现代派、马克思主义派等纷纷登场，令人有点眼花缭乱，真可谓是“喧闹中的开辟”。如何凸显出各家观点的特点和价值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而不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这就要靠史家的本事，即著者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力。对此，著者抓住批评标准这个“纲”来穿起各家观点。指出倡导新文学之初即“文学革命”时期倡导者们从进化论出发确定的是“白话文学”的批评标准。但是，使用白话文并不能保证新文学作品都是成功的，在思想上、艺术上还需要有具体的批评标准。《新青年》批评家们最初在艺术上确立的是写实主义的批评标准在思想上确立的是人道主义标准。人道主义既包括个人主义，也包括博爱主义。新潮社批评家和文学研究会批评家都继承了这两个标准。但文学研究会批评家更强调博爱主义，要求文学表现社会人生，在继承写实主义标准时为了把写实主义落到实处甚至提倡自然主义。与此相对，创造社提出了主观的、表现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标准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标准。并且创造社的标准曾一度占据主流。弥撒社、浅草社、湖畔诗派等均受其影响。但不久创造社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告别了浪漫主义。新月社的梁实秋也向浪漫主义开火，提出强调文学的理性与规则的古典主义或新人文主义的标准。而创造社后期的穆木天、王独清等人，则提出了“纯诗论”、“朦胧说”、“契合论”等属于现代主义范畴的批评标准。与此同时，要求把文学置于无产阶级革命旗帜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标准也在酝酿形成。另外，周作人提出的强调艺术是个性的表现的观点成为后来兴盛起来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的源头。作者凭借强有力的理论思辨能力，把看来纷繁复杂的问题论述得清晰明了，显得举重若轻，繁而不乱。再如本书在论述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的嬗变时，也是抓住批评标准的变化这条关键线索来穿起各家学说和观点。新时期拨乱反正的紧迫任务就是放弃从“十七年”到“文革”逐渐形成的极左的阶级标准而确立新民主主义标准，以为大批的上世纪30、40年代的作家作品平反。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启蒙主义标准又应势而出。在此标准指导下，开始“高度评价‘人的觉醒。人们用个性解放、自我表现；文化反思、现代人格、主体性、知识分子立场、现代审美意识、世界视野等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建立的标准来研究现代文学”。自由主义作家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引发了“重写文学史”的浪潮。此后，新儒家和后现代分别以谴责激进主义和以反思“现代性”的面貌来反对五四启蒙运动。进入90年代，自由主义又成为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在此标准之下，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等自由主义作家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而“新左派”又以“社会公平”的原则起而反对自由主义的标准。直至后来的“现代性”、“民族国家文学”、“民间”概念及“全人类性”等价值标准的提出。这种提纲挈领式的理论辨析和评判，不仅简明概括地展示了新时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进程和文学观念的发展嬗变，而且把各家观点梳理得清楚明白，交待了各种观点产生的背景与原因，各种观点之间的承继与联系等。读来确实能令人既增长学识又提高理论水平。

著者在本书的前言中说：“我们的任务首先是为这一门学科构搭起它的历史框架，描绘出它的比较清晰的面目，为我们的学科建史，做这方面的草创工作。既是草创，难免还有粗糙或不尽合理之处；但当我们这部作品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可以说我们的学科自此有史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著者的谦逊与自信。他们有理由自信，因为“为学科建史”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艰巨任务他们终告完成了。当然，作为旨在为整个学科构搭历史框架的书，存在一些遗珠之憾也在所难免。如本书在论及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涉及到了朱自清、郑伯奇等对其的批评，而没有提到钱钟书当时对此书的犀利批判。再如在论述鲁迅研究时没有论及李天明研究《野草》的专著《难以直说的苦衷》。此书对从内心情感的维度研究《野草》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似乎不该遗漏。不过，为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著作挑选遗珠之憾颇似在万里长城上寻找麻子点一样，当然不会有损于它的成就和价值。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