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耀辉

内容提要看客形象作为沈从文笔下“多方”生命形式中的重要“一方”，蕴涵着生命悲剧隐喻和文化启蒙符码的双重寓意。作为体验型作家书写的看客，显示了沈从文对生命悲剧的深刻体认，体现出他对人的生存的巨大悲悯；作为具有深刻理性意识作家书写的看客，又承载着勘破封建文化本来面目，引发人们建构现代民族文化心理的热情，最终达到“民族重造”的寄意。

“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表现生命，用文字准确地将各种生命形式保留下来，以求生命永生，是沈从文的毕生追求。

如果从人性视角观照，沈从文笔下大致呈示着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一种是健康、神性的生命形态，这是作家格外倾心和尽力颂扬的。他相当部分的作品就是表现这种能引人向上的积极的生命形态，一种是扭曲、变形的生命形态，这是作家冷峻剖析和竭力抨击的。他也有不少作品展示这种需要“治疗”的消极的生命形态。而这两种不同的生命形态，在具体的作品中又演绎成千姿百态的生命个体，形成了沈从文所说的“生命形式的多方”。

沈从文为现代文学贡献的既丰富多彩又极具经典的人物形象，不仅赢得广大读者的珍视，而且也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自上世纪80年代初沈从文被国内“重新发现”以来，众多论者就对他文本中的“多方”生命形式，如健康率性的边地青年男女，雄强恣意的水手与妓女，孱弱虚伪的都市知识者等等，进行不断阐释和反复解读。但是，作为沈从文笔下生命形式的重要“一方”——看客形象，却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鲜有述及。

一

看客是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愚昧、麻木、奴性、好伪、无聊、冷漠，对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不仅漠不关心，反而将其视为游戏和娱乐的材料。最早提及看客这个概念的是梁启超，他在《呵旁观者文》中将其称为“旁观者”。而准确、传神地将这一群体命名为看客的，当推鲁迅：“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巴看剥羊皮，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并且，鲁迅自觉将看客作为贯穿自己所有文学创作的核心形象。经过鲁迅的用力、反复书写，看客成为了现代文学中愚弱国民性的标识性形象。

沈从文是以书写“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享誉文坛，但他的艺术文本确实没有放过对众多看客形象的犀利审视。

沈从文曾有过一段富足而温馨的童年时光。但随着庚子年天津大沽的失守，作为守军的父亲随身携带的相当于大半家产的宝物遗失，沈家家道从此走向衰落。他幼小的心田也逐渐产生了阴暗、忧郁甚至是恐怖的记忆：“家里旱在破产情形中，靠当卖典借过日子”。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每况愈下，14岁的他被送到曾是父亲的手下而现为团长的家中当差，这位昔日的“将门后裔”成了供人差遣的“副爷”，初尝了世态的炎凉和人情的冷暖。这一巨大落差对沈从文的刺激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直接导致了他“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家道日益贫困，且增加了这个对同年分，同小集团的亲友疏隔”。家境的式微促使沈从文过早地投身军籍，又让他经历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磨练。若干年后，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称这是一段“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的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这段生活让他得到足以受用一生的独特人生经验。与此同时，20多年的故土和军人生活，让他目睹了官府残暴统治下的湘西少数民族的生存危机，深谙远离现代文明的乡民的麻木、愚昧、混沌。

1923年，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沈从文来到了风雨飘摇的千年古都北京。他的初衷是“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样下去实在要不得!”但是，一个只有小学毕业、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的沈从文，一连报考了几所大学却都以零分的成绩落第。于是，他在北京读到的不是学校里的“小书”，而是社会这本“大书”：圆明园的颓垣断壁，马路上横冲直撞的外国人，随处可见的外国兵营……；因交不起房钱而受到公寓掌柜的白眼、奚落，势利之徒在衣着上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和借机嘲讽，都市女郎对他这个渴望异性青睐的青春期青年嗤之以鼻。空前的民族灾难与“金钱和女人两方面的压迫”，让初到北京的沈从文没齿难忘、刻骨铭心。身处国家民族危机和个人生存危机双重压力之下的沈从文，选择写作为自己的职业，除了为解决当下窘迫的生计问题外，还隐含更高远的目标设计，即为实现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的宏大理想：“我依照《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提出的文学运动原则意见”，“以为社会必须改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因为文学具有“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的力量。

文艺心理学认为：“表现艺术所传达的深刻体验，主要来自它对遥远的、记不请的童年时代的某些经验触动。”而且“痛苦的童年经验的影响尤为巨大。童年的痛苦体验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它造就了作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向结构”。“即使不是直接进入写作，也常常会作为基调渗透在作品中。”所以说，沈从文的早期人生体验是触发其书写看客形象的重要内因。沈从文在家乡的“当卖典借”现场和他人家中当差所遭受的“屈辱”，入伍后在杀人现场看到的“蠢事”，不仅让他切身感受了“被看”的精神暴力，而且也让他生成了对看客的原发性认识。这种原发性认识，实际上就是沈从文关于看客的生命体验的起点。而沈从文在北京的种种遭遇，又强固和丰富了这种体验。当这种生命体验“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动力来源”时，便催发了沈从文对看客形象的书写。

二

如果仔细探究，人们会发现沈从文笔下的看客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愚昧型看客。这类看客面对与自己一样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地位的同类身陷悲境时，没有是非与爱憎，显得异常无知和麻木，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比如《丈夫》中的乡下丈夫，认为女子出卖身体是“名分不失，利益存在”的“极平常的事”，所以让妻子到花船上“做生意”。当丈夫进城探望妻子，发现妻子由一个“羞涩畏缩”的乡下媳妇变成了具有“城里人神气派头”的妇人时，很为妻子的富有而高兴。遇到嫖客，丈夫“不必指点，就知道往后舱钻去”，“尽管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也仍然很平和的睡觉了”。丈夫见到水保后，为妻子有这样一位“财神”而觉得愉快。虽然水保临走时嘱咐妻子“今晚不要接客，我要来”，着实让他感到难堪，但丈夫还是很快地拉起胡琴唱起歌。待到醉兵上船胡闹，凶蛮占据妻子，让他蒙羞受辱，尔后巡官的“过细考察”，又打破了他希望在后半夜与妻子说点家常私话的梦想时，丈夫才完全明白自己的权利已被剥夺殆尽。尽管丈夫最终忍不住“把票子撒到地下去”，领着妻子离开了花船。但作品的主旨并不是为了恢复乡下人的尊严，而

是在考验乡下人对屈辱的承受力，因为从讥讽的叙述中流露出来的并不是觉醒后的喜悦，而是对灵魂麻木的悲哀。

第二类是残忍型看客。这类看客不仅仅是愚昧，他们面对别人的不幸和痛苦时，没有起码的同情与关怀，甚至还能从鉴赏玩味中获得某种满足和快感。这类看客有的出没在日常生活场景中。《菜园》中的城里人，面对他们“相当尊敬”的玉家女主人在儿子和媳妇罹难后的悲恸，既没有出来帮助料理后事，也没有前往表示同情安慰。不仅如此，地方绅士和名士新贵因看中“园中菊花多而且好”，常常强借玉家菜园大摆宴席，把其当成他们喝酒、赏菊、赋诗、祝寿，享受名士之欢的场所。菜园的欢声笑语不仅没有抹去女主人的悲伤，反而加深了她的凄楚感。终于，绝望中的玉家女主人感到“这样活下去日子已够了”，“忽然用一根丝绦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在《阿丽丝中国游记》、《生》等作品的生活场景中，同样可见类似看客的存在。也许是为了便于凸现这类看客的冷漠程度，沈从文在更多的时候把他们集中在杀人现场这一特殊场景的周围。另外，《从文自传》、《新与旧》、《渔》、《黔小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作品中杀人现场的围观者面对杀人悲剧，不仅没有露出一丝的不忍之色，反而把杀人当成娱乐，有着过盛大节日般的狂欢，并在娱乐狂欢中将自己的痛苦宣泄、转移以至遗忘。无论是出没于日常生活场景，还是集中在特殊场景，看客总能从他人的痛苦中找到刺激和乐趣。由于有他们的存在，人间的一切悲剧都可以化为无聊、可笑的表演，成为使人兴奋的游戏，变作残忍的娱乐材料。这类看客对生命的漠视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显得残忍卑劣、冷酷无情。

第三类是帮凶型看客。他们也许并不那么无知，能够分清是非，但为了依附强势力量，昧了良心趋炎附势，或者从自己的隐秘私欲出发，不仅极度漠视他人的痛苦，而且落井下石，主动参与践踏受害者。其中以《夫妇》、《巧秀与冬生》中的看客最为典型。《夫妇》中的新婚夫妇因“天气太好”在山中纵情生命被人发现后，马上引来一群“好事者”的围观：乡下汉子“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以得到一种意淫的满足。妇女们则恨得咬牙切齿，用手指刮夫妇的脸，“表示这是可羞的事”，斥骂他们不要脸，主张用荆条“结结实实的挞一顿”。小孩子“即刻便竞往各处寻找荆条去了”，希望从打人中补偿自己被父亲“抽打”的损失。老年人看了只摇头，忘了“自己年轻时代性情”而要救正风俗。更有乡村的“特权者”，“摹仿在城中所见到的营官阅兵神气”，从装腔作势的讯问中满足了自己对于权力和财富的渴慕。《巧秀与冬生》中的巧秀妈被“捉奸”后，被那个“读过书，实有维持风化道德责任”，因其“光鲜鲜的肉体”被外人享受而“妒忌在心中燃烧”的族长提议沉潭处置。族中人不加思索便随声附和，并把她“上下衣服剥个净光”。他们“一面无耻放肆地欣赏那个光鲜鲜的年青肉体，一面还狠狠骂女人无耻”。老族祖“狠狠的看了巧秀妈几眼，口中不住说‘下贱下贱”，亲手将其推入深潭中。这类看客既没有人为之人的主体意识，也没有将他人看作人的人本精神，有的只是虚伪与残忍、私欲与暴戾。他们以示众弱者为娱乐，成为了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这类看客既凶又怯，他们想品尝、分享血腥的滋味，只有“抽刃向更弱者”，将无以生存、无力抗争的同类推向祭祀的刀俎，供己一块祭品，在有意无意之中做了帮凶。

三

康定斯基说：任何真正的艺术形式都来自于创作主体“表达他的内在冲突和体验”的“内在需要”。沈从文对看客的书写，渗透着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蕴涵着他对生命悲剧的深刻体认。沈从文笔下的看客形象就包含着作家本人深切的生命体验。读者在作品中感受到的看客的无聊、愚昧、麻木、冷漠、卑劣、残忍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作者自身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

每个作家都有独具个人特色的精神苦旅之路。有些作家以他人的思想资源作为穿透晦暗生活的利器，如“五四”时期的大多数作家，都把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作为抨击黑暗现实的武器。有些作家则特别注重自我生命体验，通过自我体验来感悟现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废名等。当然，这二者往往是不可分割的，他人思想和自我感悟总是相辅相成，只是不同作家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沈从文既没有像鲁迅、郭沫若、徐志摩那样的留学经历，也没有像多数作家那样接受过国内高等教育的背景，较少从书本中系统地接受他人的思想成果作为自己的精神养料。相对而言，沈从文更多的是凭借自身的天赋去体验、感悟现实人生，获取精神养料。换言之，沈从文是一个特别注重生命体验的作家，可以说，他的文学创作就是对自我生命体验的阐释。所以，他时常会把文学和现实“混为一谈”。从这些“混淆”中，不难窥视到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他的生活经验之间那种不一般的紧密联系。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主要部分构成的。本我追求快乐，自我寻求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协调，超我追求完美的道德境界。在沈从文笔下，看客心理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理性意识，而是一种潜意识中的精神暴力欲望。看客在“看”的过程中，已深深地沉入到精神分析学所说的“本我”之中。文化价值或者完全淹没在暴力欲望之中，或者成为精神暴力“本我”的伪装和实施精神暴力的工具。看客的外部表情看似僵硬、平静，但其内心却是躁动的，甚至是波涛汹涌般的沸腾，有着如愿以偿般的精神满足。被看者受到的痛苦越深重，他们得到的满足程度就越高。也就是说，文化理性只是满足看客内心欲望的一块招牌而已，与看客的内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看客正是由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支配着。《夫妇》中的“好事者”，有的主张对被看者鞭挞一顿，有的以沉潭相恐吓，更有甚者打算以喂尿、吃牛粪相惩罚。名义上都是为了让被看者得到胡来乱来的教训。从而达到“维持风纪”之目的。但实际上他们对“风纪”毫无兴趣，这不过是向被看者施加精神暴力的借口而已。再加上被看者又是一个有风姿的新娘，“好事者”的看又表现出强烈的身体欲望想象。从他们一边“用大而有毛的手”在女人的脸上体验，一边又通过“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以获到想象中的满足中可知，真正支配他们的是“窥视欲”和“虐待欲”。而《从文自传》、《我的教育》、《黄昏》、《新与旧》、《渔》等作品中，那些杀人场面围观者的内心又是何其丰富：有的渴望杀人时刻的早点到来，有的因看到了杀人场景而兴奋无比，有的就是在杀人后仍念念不忘。透过作品中那若无其事的平静的描述笔调，分明可以感受到看客心中充满着贪婪的精神暴力。而这种暴力的源头又是人类心中那无边的欲望海洋。也就是说，沈从文揭示的看客精神暴力欲望不仅仅存在于看客之内心，同样普遍存在于人的内心。这样，沈从文的看客书写自然就引发了读者对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悲剧的思考。

沈从文对看客生命悲剧的揭示，是作者生命意识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种对生命悲剧的体验是根植于现代生命哲学关于人的存在的认识。沈从文生命意识的主要思想资源来自西方19世纪中期以来的生命哲学。根据有关学者考证，沈从文曾受到过柏格森的生命论、尼采的生命哲学、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西方哲学的影响，这些思想资源在沈从文的生命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现代生命哲学的核心是生命自由。生命自由是相对于理性自由而言。理性自由是基于启蒙运动所构建的理性崇拜。它认为人可以凭借自身强大的理性能力构建世界的理性秩序，枞而获得自由。而生命自由却是对理性自由的反叛和超越。它否定个体生命之外的普遍的理性价值，认为世界并不存在必然的规则和秩序，人与其说是为理性支配，还不如说被意志、激情、情绪所激励。生命自由极力将人的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分隔，把个体生命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但是，人们在接受生命自由的同时，又发现了人的存在悲剧：人的存在并不是生命个体的“独在”，而是与世界中的他人“共在”。而“‘共在是一种把自我和他人同时显现出来的存在方式，‘共在的关系决定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不可能是非此即彼，但可以是此消彼长的，在消长中显示出人的‘烦神”。也就是说，在现代生命哲学中，存在着一对紧张的矛盾：一方面视生命自由为最高准则，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个体生命之间的对抗。所以，自我绝非是纯粹的自我，而是渗透着他者成分的自我，个体生命之间既彼此渗透，又相互拆解。沈从文关于看客精神暴力欲望的书写，正是基于对这种原罪式的人的生命悲剧的体认。沈从文所感叹的自己“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同小集团的亲友疏隔”，就是缘于人与人之间难以“共存”的悲剧。而这种悲剧正是看客精神暴力欲望的催生素。可见；沈从文书写看客的精神暴力欲望，不仅揭示了看客个体的生存悲剧，而且也透视了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悲剧。沈从文对于看客的犀利审视，实质上是出于对人性的严肃拷问，以及对于人的存在、人的自由的终极思考，在显示了作家言说自我生命体验的冲动和欲望的同时，体现出作家博大而深切的人性关怀，隐含着对人的生存的巨大悲悯。

四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自我意识”是文化建设，“目的是国民性改造”。发轫于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参与改造和重建中国文化为己任，并把实现人的现代化作为文化拯救的终极目标，开启了自身的启蒙传统。沈从文虽属体验型作家，但他的创作一样没能跳出“五四”文学生态的规约，总体上继承了“人的文学”的创作传统。正如凌字所言，沈从文的“言说方式、话语模式及思想内涵”，都显示出“启蒙特征”，他的创作隶属于鲁迅开创的启蒙传统。

尽管如此，论者依然对沈从文的看客形象是否具有启蒙意识存有疑虑。问题来自沈从文在书写杀人时的“态度”和“身份”。自“五四”文学自觉担当文化启蒙的责任后，作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居高临下的清醒的启蒙者，其责任就是唤醒包括作品中的虚拟启蒙对象和读者这样的真实启蒙对象等“庸众”。所以，这些作家在书写杀人时，除了表达对草菅人命权势集团的义愤填膺外，还特别发泄了对血腥场面周围看客的麻木不仁的痛心疾首，如鲁迅、王鲁彦等就是这样的作家。而沈从文的文本不仅描绘了作者从小就乐于结伴到刑场看杀人、数尸首、玩人头的情景，而且还将砍头式杀人处理得如此若无其事和漫不经心。为此，不少论者感到不解甚至是耿耿于怀，产生了“毫无惧色引颈就戮的人犯，和在看杀头后纵饮饱餐的看客，不把别人也不把自己当人，这是绝大的悲剧——作者却并不由这一方面评价生活”。由杀人者与被杀者的愚蒙中，他甚至感到一种趣味，因而才有那种轻松到近于玩赏的文字一这样的感受。在他们看来，把杀人这样的“绝大的悲剧”看成是“一种趣味”的沈从文，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看客，这样的作家怎能承担启蒙的重任和书写出具有启蒙色彩的看客形象呢?但笔者却更愿意相信，沈从文如此描写砍头式杀人，是一种叙述策略。沈从文信奉契诃夫的“好与坏都不要叫出来”的主张，认为作家要“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用微笑表现的”。所以，沈从文出于实现平淡自然的审美情趣的需要，有意识地对杀人的残忍作了抒情化改造，将愤怒同谴责化为诗意的述描，使作者的情绪沉潜在平静的文字画面背后。同样，我们不能以惯常的思维来考量沈从文把自己置于看客位上的现象。因为沈从文在作品中并没有以一个全能的启蒙者自居，而是将自己这个叙述者和被启蒙者放在一起，看成是一种平等关系，在审视被启蒙者灵魂的同时，也在拷问自身的灵魂。甚至有时还有意颠倒关系，让自己接受作品中通常意义上的被启蒙者的“感动”和“教育”。沈从文如此处理自己与被启蒙者的关系，除了说明他具有强烈的内省意识外，还凸现了启蒙的艰难和自我启蒙的必要，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强化了看客的启蒙功效。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封建文化体系，其核心是封建礼教。这种以宗亲关系为基础，以尊君、卫道、孝亲为内核的伦理道德观念，紧紧地钳制着人的思想，完全否认和扼杀人的个性自由。更可悲的是，经过历代统治者的长期教化，礼教这种外在的规范已内化为人们的心理习惯，成为了大众普遍接受和遵循的文化心理。正因为如此，当众多现代作家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参照，探寻改造民族文化心理之路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首先将目光聚焦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上，“批判的重点是那些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社会中束缚人性、否定人的价值、蔑视人的尊严的封建礼教”，鲁迅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如果将鲁迅和沈从文的创作作一比较，不少论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文学动机一致，都希冀通过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改造，实现民族的复兴。但实现目标的路径却不尽相同，鲁迅侧重于挖掘封建文化对国民精神的毒害，沈从文则揭露“现代文明”对人性的阉割。实则不然，沈从文同样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尤其是在步入创作成熟期后，沈从文不仅在《劝人读经》、《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中国人的病》、《从开发头脑说起》、《谈保守》等文章中，揭示了封建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对民族人格、人性和生命的摧残和戕害，以及伦理规范和节烈观念对人的自然天性和本能的扼杀，最终造成了民族热情冷却和民族创造力丧失的趋势，对封建文化和道德礼教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而且，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开始逐步清除对原始湘西文化的朴素眷恋情绪，不断深入地阐释和批判由封建文化致成的国民病态相。看客形象就是沈从文进入创作成熟期后重点批判的国民病态相之一。

如果以启蒙话语观照沈从文的看客形象，就可清晰透视出他们有着鲁迅笔下看客般的精神病态。由于“人，既是社会的人，也是文化的人，而且从传统积淀的因素看，首先是文化人，它为特定的文化所‘塑造，其身上刻印着独特的文化性格”。所以，看客的病态文化心理实质上

是封建文化在民族心理中长期积淀所致成的痼疾。沈从文塑造了一系列看客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撕开封建文化的伪装，勘破封建文化的极端残忍性、虚伪性和荒谬性等本质。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巧秀与冬生》，作品通过“族中人”这一看客群体不动声色的表演，让封建文化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在读者眼前。首先，艺术化地诠释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性道德是封建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在性行为方面的极端压抑”看成是人的“最高的道德”。这种观念深深地溶入了人们的血液中，严格地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制约人们的心理行为。年轻的巧秀妈守寡后和打虎匠相爱，这本无可厚非，却被族长沉潭。面对如此不公的非人道的处置，族中人竟以默认的方式认可。在这里，读者看不到是非、正义，感受到的只是“礼”，这种“礼”不仅可以杀人，而且杀得有理。可见，封建宗法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对人欲的灭绝是何其的残忍。其次，形象地揭露了封建文化的虚伪性。置身于“道德感和虐待狂已混淆不可分”的世界中的族长，发疯般地吞噬巧秀妈完全是出于发泄其内心不可告人的肮脏欲望，即嫉妒“光鲜鲜的肉体”只被外人享受而未能满足自己淫欲，但却被冠上“维持风化道德”这样的堂皇名号来实施。作品在对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娼的族长的痛下针砭之中，寄寓着对虚伪封建道德观念的无情嘲讽。再次，客观地揭示了宗族制文化的荒谬性。以宗族、宗姓、宗法为内容的宗族制是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文化生态中，族中人为了恪守绝对依附于宗族、绝对顺从族长权威的等级制度，已完全丧失了人为之人的主体意识，成了宗族的附属物。正因为如此，只要族长的一声“沉潭”，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轻易地被断送。而被害者面对如此残忍的惩罚，竟然也没有丝毫的反抗，甘愿领受。读者从中感受到的除封建文化的荒谬性外，还有它的强固性和欺骗性。而从《菜园》、《生》、《新与旧》、《从文自传》等作品中的看客身上看到的，却又是在标榜以血缘认同为核心价值的孝亲文化的社会中，人本精神普遍缺失，冷漠无情随处可见这样的文化环境所催生的扭曲人性。由此可见，沈从文一再暴露看客群像的病态文化心理，旨在昭示彻底批判封建文化的迫切性，唤醒人们构建现代文化的热情，进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最终达到“民族重造”之目的。所以说，沈从文作品中的看客，与其说是艺术形象，还不如说是文化启蒙的符码。

显然，在沈从文贡献的人物形象中，看客算不上是光彩夺目的一群。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沈从文的看客形象同样是解读其艺术文本的一个重要视角，他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阐释和呈现了作品所蕴涵的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丽水广播电视大学

责任编辑：邢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