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乃斌

章培恒、骆玉明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三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于2007年9月联合推出，我于11月拿到章先生亲笔题赠的书，就初读了此书，后来还参加过有关它的研讨会，看到过不止一篇相关评论文章。近些年，我一直对文学史学，即对文学史研究和撰著本身的再研究深感兴趣，凡有新的文学史著出版，我都会很关注。章、骆二先生的这部著作博大精深、新见纷呈，读时让我有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之感，也引起我的许多思考。我觉得应该从多方面来学习这部书，也可以从多方面来评论这部书。但如果要我用一句最简明的话来表述，我就想说：《中国文学史新著》一书堪称思想与学术的优美结晶——学术的精湛和思想的深刻，尤其是两者的良好结合，是它最突出最重要的特点。

文学史，无论其属于何种性质、何种类型，其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知识性。它是要给读者传授知识的，而知识则既要可靠、准确，又要新鲜、丰富，而且这些知识需要按编者所持观念(文学观、文学史观等)用一定的结构将其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体系。能否做到这一点，是一部文学史是否具有学术性、学术性高下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学史新著》堪称楷模。书中知识密集，而且所有的知识点，全都是作者多次讲授过，反复考订过，深入研究过的。因此，其中凡与别种文学史书相同的内容，大抵已成公共知识，自然不得不同，无需立异，而书中更包含了许许多多经过作者长期积累、深思熟虑后写入的崭新知识。对此作者非常自觉和自信，在该书《原序》中，特地指明：“本书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采取了新的做法，提出了新的见解。举例而言：(一)以《诗经》为依据，探讨我国诗歌从周初到春秋时的发展过程，这是以前的文学史著作所没有进行过的工作，(二)肯定《大招》作于秦末，这是本书的新说，(三)认为五言诗在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已经出现，并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这虽本于前人之说，但却与建国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异趣；(四)以为四声和平仄的区分、八病的发现和声律的形成是受梵文的影响，此说虽由陈寅恪先生发其端，并为最近二十余年来的海外学者的研究所证实，但将此种研究成果引入中国文学史却自本书始。”而在增订本中接着这段话又做了一条脚注，指出“这样的例子其实不胜枚举”，并添示了五条例证，如肯定《神女赋》、《高唐赋》至迟是汉代前期的作品；《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并不是汉末作品，而是南朝写定的；《玉台新咏》不是徐陵所编，而是南朝陈的某位宫妃(很可能是张丽华)所编；如认为唐诗从盛唐至中、晚，并不是成就减弱，而是符合文学前进趋势的演化，如着重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强调宋词、元曲、明代传奇、明清小说和抒写真情的散文与五四新文学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关系，等等。作者充满自信地说：“我们的目标是使此书真正成为一家之言。”

按照作者这一提示统观全书，我确实大开眼界，大有收获。我并没有如章、骆二先生一样全面系统地研究过每一段文学史，并深入考据过许多个案，或向学生不止一遍从头讲过文学史，而我又极想知道这部书中究竟有多少新材料新观点，我的一个办法是特别注意每页的脚注。注文量大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其内容则远非仅仅注明引文出处，而往往是补充资料、加强论证、辨析不同意见和指出进一步研究的途径。汇总这些注文，加上许多虽无注文说明也能判为创新的部分，我觉得，即便仍有遗漏，但或许也就能大概地看出，全书所包含的文学史新知有多少了。确实，这部《新著》无愧于—个“新”字，它从作家作品的考订，到对作品的具体解说，再到国内外有关研究和评论资料的采撷胪列，可谓新意迭出，触目皆是，若要举例，真是举不胜举。

在构成文学史的无数具体知识点上，《中国文学史新著》提供了作者精研所得的新知，从而在许多方面更新了文学史的知识库，体现出超越前人和不同于时人的鲜明原创性。这部文学史新著的高度学术性，首先就体现于此。

《中国文学史新著》在知识层面的原创性还表现在文学史分期的探索方面。一般中国文学史的分期很难摆脱王朝更替的影子，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所谓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是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如此分法使文学发展史与政治变迁史印合，讲述起来确有其方便和相当的合理之处，但弊病也很明显，即有意无意地使文学史成了政治史的附庸，不能更好地反映文学自身的嬗变规律。章、骆二先生在《新著》‘中毅然抛弃历来惯用的王朝分期法，而采用将古代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大段，在中世文学(从秦至宋末)又分出发轫、拓展、分化三期，在近世文学(从金末至晚清)又分出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个阶段。虽然上古、中世、近世的提法是参考了国外史学和某些前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经验，但具体的解释却是全新的，尤其重要的是这样分期和整部文学史的理论体系是密切相关的。《新著》的《导论》对此作了清晰的阐述，把划分每一个时期的理论依据一人性与审美意识的发展、文学美学特征的表现——分析得非常透彻。这也就把文学史分期知识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把知识和理论、学术和思想作了很好的结合。而且正如作者所言和我们读后所感的那样，这个特色不仅表现于《导论》的说明之中，而是贯穿于全书的每章每节，从而成为这部大书一以贯之、牢不可破的思想支柱。这样，也就使《中国文学史新著》不仅是一部很好的知识书，而且成为一部具有很强思想性的理论书，由于两者结合得好，读者或学习者从它不但可以学到很多古代文学史知识，而且可以触动思想，启发思维，让人思考许多由历代文学之演进变化所引起的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文学形式问题、审美问题，而归根到底，则是人自身乃至每个个人自己的种种问题。

《新著》在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当然是贯穿于全书的“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而体现出来的”思想线索(该书《增订本序》称之为“基本写作原则”)。

“人性论”在文学研究中曾经是一大禁区——除非你对之持彻底批判或绝对否定的态度——倘若是想作一些别样的分析探讨，那么“人性论”(而且必然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这顶帽子就足以把你整垮了。“文革”结束后，略有松动，比如允许承认“人之于味有同嗜焉”了，但根本情况没有改变。学者们仍然视谈人性(还有人道主义)为畏途，或者想谈却因长期禁锢而不知从何谈起。现在，章、骆二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版)，特别是增订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竟然整本以“文学中的人性的发展作为贯穿中国文学演进过程的基本线索”(《原序》)，竟然对文学与人性之关系问题(这实在是文学与文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大谈特谈，且对体现为欲与情的人性基本内涵谈得那么直率明朗、理直气壮，怎能不让人产生“石破天惊”的感慨呢?从极左时期的研究文学而不敢触及人性(这是与现实生活中的压抑人性密切相关的)，到以人性的发展为文学史贯穿线，其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冲决陈旧观念的勇气，

不能不在学术界引起巨大震动。学术禁区被打破，畏途、雷池也不妨走一走越一越，思想的先行者以自己的文字触动激活更多人的思想，从而促发新的更深入的思考，为今后把这个问题谈得更深更科学更淋漓酣畅，把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推向更新更高水平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史新著》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一座里程碑。

当然，《中国文学史新著》是一部文学史，而不是一部纯理论著作。其思想线索是通过对古代文学所表现的人性及人性发展之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来体现的。本书对数千年文学史的所有叙述和论析始终围绕着作者从文学史事实中抽绎提炼出来的人性发展演化这根主轴(也可说是理论核心)运转。对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统治手段和策略的描述勾勒，对历代文学家生活和创作道路的介绍叙述，对诸多文学作品内容和艺术的阐释评价，都成为这个理论核心不同侧面的演绎和展示，或者也可以说，本书的所有叙述和阐论，都向着这个理论核心聚焦。通过对历代作家作品的具体而精妙的论析，该书对人的自然本性(或曰一般本性)，对人性的基本内涵，特别是其合理健康的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甚至由衷的赞美。而站在“个人的需要——包括个人的权利、自由、尊严、快乐、幸福等等”对面而受到有力批判乃至鞭挞的，则是以各种名目出现的克制自我、泯灭个性的群体意识、压迫人的封建礼教、消泯人的精神活力的程朱理学，特别是只准帝王君主随心所欲而扼杀摧残正常人性的专制独裁制度。我们读这部《新著》，处处能够感受到一种思想的力量，一种由衷的爱和因此而生的神圣的恨，而且这思想和爱憎是渗透在作者富于感情的叙述和雄辩细密的剖析之中，既因其启蒙性而振聋发聩，又因其深刻性而发人深省，更因其与知识性的良好结合而亲切自然，易于理解和接受。我们说，《中国文学史新著》不但有扎实的学术，而且有深刻的思想，有鲜明一贯的理论核心，而且两者结合得妥帖自然，有相得益彰之美，理由就在这里。就这样。我们在学到一系列文学史知识的同时，又获得了思想观念新的现代性启蒙。比如对何谓正常合理人性、何谓健全良好的人格认识得更清楚具体了，也就更加敢于理直气壮地坚持与发展自己的个性了，比如因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历史上压抑人性、扭曲人性、扼杀和摧残人性的残酷事实，而对一切敌视人性的思想、观念、教义、行为、制度产生了更强烈的愤恨和更强大持久的批判动力。总之，《新著》这部书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能够进一步唤起火性的真正觉醒，进一步把矛头引向对盘踞中国很久的封建意识、专制制度、帝王独裁统治或一切类似的现代变种的痛恨和反抗。这是一部有助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现代化的学术书。

让我们看一些实例。比如第一编上古文学第二章集中讲《诗经》，指出《诗经》中的作品产生于生产落后而群体意识强烈的西周和春秋时代，但即使在那时，文学中也已有着人性要求的种种表现。西周前期的《风》诗一节，分析《邠风·七月》、《召南·草虫》等篇，认为它们“所表达的都是个人的痛苦和呻吟，但又有意无意地加以克制”。西周中、后期的《风》诗一节分析《唐风》中《蟋蟀》和《山有枢》两篇，指出它们“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生命有限、不应舍弃行乐的观念……流动在这两首诗的根底里的，乃是对个人生命的珍惜和留恋。这是一种可以导致个人意识的成分。”分析《邶风·谷风》特别强调了女主人公的自尊心。而西周中后期的《雅》诗一节则指出，从《邠风》的《东山》、《破斧》到《小雅·采薇》“透露出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不一致就有了进一步的体现”，可见“即使在那样崇群体的时代里，个体也不可能完全消融于群体之中。”由此我们知道，自尊自爱、珍惜生命、寻求快乐和追求幸福而不是屈从群体意识，甚或被其压垮而淹没，这些都是人性的正常要求，也是很早就在中国文学里发出过的声音，是被后代文学不断加强、反复表现的重要主题。文学的人性发展贯穿线，为《诗经》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观察角度，而在对《诗经》的评介中，也就具体地说明了人性的内容；

自鲁迅论定魏晋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以来，这一观点已深入人心。本书则对此作了进—步发挥。其第三编中世文学拓展期之《概说》，雄辩地论述了个人意识觉醒与文学自觉、文学繁荣的关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引证马克思主义原典所阐释的人性本质观。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对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人性观予以高度肯定，如霍尔巴赫说：“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爱他自己人对于和自己同类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恋只是基于对自己的爱。”“人若是完全撇开自己，那么依恋别人的一切动力就消灭了。”马、恩赞成这些观点，并认为它们是与成熟的共产主义相联系的。这自然成为本书作者阐发人性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除在此处引述外，在全书中曾多次引用。同样被不止一次引用的还有马克思对属于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的批判”的爱情观的批判。本书论证人不能光在自我身上寻找人类本质的全部内容，而必须同时在别人，尤其是作为爱人的异性身上去寻找，所以个人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和加强对于异性的关注和文学中的相应表现，这才是事理之常，就是根据了马克思的这一批判。据此，《中国文学史新著》对齐梁陈三代文学，包括从来被文学史所诟病的宫体诗，都作出了迥异前人的积极评价，而对以妇女问题为中心的艳歌集《玉台新咏》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以及饱含违背礼教倾向的南北朝民间乐府，给予了更热情的肯定。

李白、杜甫向来是唐代文学史的重点。本书对李白诗歌内容做了如下概括：“对生活的热情，对人的关心，对自然——自我的外化——的热爱：”在具体分析中又强调：“对理想的执著和对个人尊严的坚持，就成为李白显示其生活热情的诗歌的两大支柱。”在谈到李白诗歌对人的关心这个内容时，再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所肯定的霍尔巴赫的观点，并以李白怀念诗友王昌龄、写其与妻子关系的《久别离》以及《长干行》、《乌夜啼》、《子夜吴歌》、《古风》等诗篇为例，指出“李白对自我的尊重也导致了他对别人的生命的重视和关怀。”从而在分析文学事实的基础上，对人性中爱己和爱人的关系作出明确阐述。最后在论述李白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拥有崇高地位的原因时，又指出除天才和继承发展前人创作经验外，“首先，是自我意识的昂扬”，而这正是文学史(其实也是思想史)发展的结果和标志：“从嵇康的发现‘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左思的渴望实现个人抱负和坚持自我尊严，陶渊明的高唱‘违己讵非迷，直到王绩的否定‘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张九龄的声言‘草木有本性，何求美人折，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也说明了自魏晋到唐玄宗时期都存在着此种历史要求。”因谈李白的张扬自我意识，而论及嵇康以来的同类表现，既以充实的材料贯通历史，使学术性更其深厚，又以透辟的分析显示了思想的力度，以往文学史论李白，未达此境。

再来看看《新著》对杜甫的论述，以往对杜甫《兵车

行》、三吏三别之类作品，大都是无保留地赞扬，但本书则有所不同。如认为《兵车行》虽也表现出对出征战士的同情，但其诗“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等句，与李白同一主题的《古风·羽檄如流星》中“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相比，“就显得表面化而缺乏深度……其感情实在不如李白的强烈。”对《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等篇，则指出它们“缩小和掩盖了作为个体的人与唐王朝之间的矛盾”，认为杜甫“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唐王朝对百姓的‘无情或‘不仁，他在字里行间流露的悲愤与其为唐王朝所作的开脱、对民众进行的自欺欺人的安慰，其实是互相冲突的。”只是“为了社会的安定、群体的利益”，杜甫“不得不在写作中进行自我克制，缩小或掩盖民众与唐王朝的矛盾，以免导致对唐王朝的否定性评价。”这些观点都很实在，但又新颖。最可注意的是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分析，此诗一向被作为老杜善于推己及人、胸怀博大的代表作。本书论此诗却再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中所肯定并引用过的霍尔巴赫的意见，得出结论说：“杜甫如果没有对自己的强烈的爱，就不可能对别人有如此深切的同情；如果不是对自己的痛苦感到不可忍受并敢于倾诉，他就不会为人民的痛苦而呐喊。”——同样是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诗句的肯定，但视角、理由和侧重点完全不同，故借以阐发和宣扬的思想也根本不同。也许这样的分析会引起不同意见，但应该承认，本书的论述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对人性本质更深刻的挖掘，每个人如结合自身经验扪心自问，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因爱自己而爱及自己以外更多的人，这难道不是人性的美好面吗?有什么需要隐讳的呢。本书对杜甫“那些表现其与唐王朝——当时的群体的代表——的疏离感加深、自我意识强化的篇章”，如《佳人》、《初月》、《登高》、《咏怀古迹五首》中关于王昭君的“群山万壑赴荆门”一首和以“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结尾的一首，作了详细阐释和高度评价。但也毫不回避杜甫的局限：“杜甫诗歌切近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努力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他的身份和文化背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诗人个体意识削弱和对于国家依附意识加强的现象。他在封建时代得到‘诗圣这样一种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除了他的人格和诗歌成就的因素，也还有其他因素起了作用的。”这个总评价显然是根据杜甫诗歌与人性展现的关系作出，具体而鲜明地显示了本书作者建基于人性与文学关系之上的评价标准，也就向读者宣示了作者所欲弘扬的思想观念。

以后各编各章对中晚唐诗人，对宋词、金元明清诗词文章和对一系列戏剧、小说作品的分析评价，均一以贯之地运用了大体相同的理论和逻辑，通过整部文学史的叙述，遂使读者清楚地懂得：不但自尊自爱、保持独立个性、不屈从群体意识和儒家道学、封建礼教；是人性的基本内容，而且向往舒适安乐的生活，渴望发财致富，重视以牟利为宗旨的商业活动，追求爱情、享受爱情乃至满足情欲，只要并不伤害他人，也都属于正常人性而绝非可耻，多方面多层次以美的形式来表现人性，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演进，也都与人性的发展密切相关。历来都说文学是人学，此语几成文学研究者的口头禅，但像《中国文学史新著》这样把这句话落到实处的文学史却闻所未闻。确实，多年以来，尚没有一部文学史有如此鲜明而切合文学本质的思想贯穿线，更没有一部文学史能将自己的思想贯穿线与史的叙述结合得如此紧密妥帖。“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曾经是文学史和一切史学研究的理想境界，我认为《中国文学史新著》是目前做得很完美的一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楷模。

与正面肯定人性的一切合理要求相应，《中国文学史新著》必然要猛烈批判一切对人性的压抑、扭曲、戕害和摧残。本书第六编《概说》对明初文学状况的叙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一编将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的近世文学，称为“受挫期”，《概说》含三节：一、明初的经济摧残和思想整肃；二、严酷的独裁统治和士大夫的悲惨处境；三、文学的倒退和挣扎。从这三个小标题已可看出其基本内容和作者的倾向。其具体的叙述几乎可以说是对朱氏王朝的揭露和控诉。请看以下这些句子：“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起，文学就进入了一个惨淡的时代。”“基于贫富矛盾的贫穷者对富人的憎恶”等原因，“明王朝一建立，就采取了打击富庶地区、工商业和富裕阶层的政策”，“用种种借口剥夺他们的财产”，“富民大量破产”，“形成了经济的萧条”，“在摧残经济的同时，还在思想上进行整肃”，“朱元璋(以及他的儿子朱棣)的思想统制，是要使他统治下的臣民都成为驯顺的奴才或奴隶”。“朱元璋开国以后，在政治上建立了君主个人独裁的体制”，“他真正做到了政治上随心所欲”。“朱元璋的统治手段，十分严酷，对士大夫又存有很深的疑忌，甚至明确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扎”，“除了虐杀民众以外，对官员的迫害也令人难以想像”。在举了许多实例之后，书中写道：“总之，朱元璋的统治时期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明初的文人就生活在这样动辄得咎的恐怖中”。即使，“仅仅为了维护自我尊严”就必须“对抗最高统治者并献出生命”，也就是说，在那时谁想保持人性就得以生命为代价。在这样残酷的政治统治下，明初文学的命运不难想象，不倒退不挣扎又能如何!《新著》对摧残人性的明王朝的批判，可以说是义愤填膺的。这批判令我想到鲁迅先生《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馀》等文(见《且介亭杂文》)对明朝灭绝人性的酷刑所作的揭露鞭挞和鲁迅先生发自肺腑的痛苦声音：“自有历史以来，中一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章、骆二先生之书与鲁迅先生的感愤和爱憎完全一致，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也同样具有强大的思想震撼力。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仅仅把《中国文学史新著》看作一部教科书或学术书是不够的，应该充分地估价它思想启蒙和理论探索的价值。

同一切探索性的理论研究总会引发新的不同思考一样，《中国文学史新著》也使我的脑筋开动起来，想了很多问题，却不易得到满意结论，下面略举几个以向章、骆二先生和广大同行请教。比如，《新著》所取的文学观是相对狭义的，或曰偏于纯文学的，从而在人史的对象上作了一些约束，把某些非文学的东西排除在了文学史之外。今人写文学史按今人所赞同的文学观来取舍史料，是很自然的，这也可以说是史家的权力。但这里也存在着另一种看法，就是写文学史是否需要考虑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种种文学观(如古人的泛文学观之类)，而将当日人们所认可或推崇却在历史上逐步淡出的文学也适当地写入并探讨其由盛至衰至亡的原因呢?如果采用这种被称为“新的大文学观”来写文学史，也许会注意到更多的相关文学事象，在复原文学演进的历史情境上有更多的发现。这两种写法各自的

利弊如何?看来仅作抽象的讨论很难有结果，那么，就需要反复思考并通过实践来解决了。

又如《中国文学史新著》用“人性的发展”来概括文学史，以此作为文学史贯穿线，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已如前述。但这也引起我思考：除了这样的线索，能否有别的线索来概括和贯穿呢?我想，文学史的贯穿线是史家对历史发展规律性认识的集中体现，它既植根于史实，又是史家抽绎概括的结果，其中包含着史家主观认识的成分，因此它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突破旧的文学史模式，提出并论证了这样一条贯穿线，这个成功范例本身就显示了用多样不同的贯穿线来概括和描述文学史的可能性，并且鼓励人们从研究丰富的文学史实出发去作艰苦的理论探索。

再如，即以文学史“人性的发展”贯穿线本身而论，它也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中国文学史新著》充分论证演绎了这条贯穿线，并以此来张扬人性，这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下不但完全正确，而且十分必要。历史的中国尽管经常改朝换代，但普通人生活在帝王专制制度之下这一点始终不变；独裁者随心所欲，而普通百姓的人性要求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自由的舒展和比较充分的实现，而是像上文所引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处于人性被楚毒的可悲境地，这一点也始终不变。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距离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想境界也还遥远，这里既有客观条件限制的因素，更有主观认识滞后的缘故。在中国，人的现代化，特别是精神世界的现代化、文明化，有重重的障碍需要跨越，首先横亘在前的便是人的自我觉醒问题。所以，我认为《新著》之张扬人性和批判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观念和制度，怎么讲都不为过。但是为了更深刻地讲清楚这个问题，单从“人性的发展”(这里的人性指人性正常健康的一面)角度来谈，似乎又不大够，因为从《新著》全书所述和阐论的实际内容来看，就使我感到似乎还是用“人性的搏斗”来概括和做贯穿线更确切些。事实上，《新著》全书在肯定文学所表现的正常健康人性的同时，始终未忘揭示和描述它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或者是某种群体意识，或者是束缚人性的儒家礼教和程朱理学之类，或者是更残酷血腥的政治统制等等。根据《新著》的论述，正常健康的人性和表现这种人性的文学，就是在与其对立面的斗争中曲曲折折发展演变着的。然则这些对立面虽有种种形式，归根到底，其实也都是某种人性的体现，或产生于人性的某一方面。关键在于人性是一种复杂而多变的存在。复杂就是有很多方面，如《新著》就指出《红楼梦》既写出了晴雯的美丽自尊和富于反抗的独特个性，却也有心安理得利用等级制度欺负比他地位更低的小丫头的一面，说明她身上也存在人性负面的东西。善良自尊固然是人性，以强凌弱也是人性，不过一属正面，一是负面，而只要是人，其所拥有的人性就绝不会只有其中的一面。正因如此，所以人性在不同情况下又是可变的，甚至是多变的。正面因素发展增多，其人向美善进步，反之，负面因素增多加强，则其人滑向邪恶沉沦直至彻底堕落。《新著》谈《儒林外史》，就特以范进为例论述了“人性的沉沦”问题，可见人性之负面能够发展到多么可怕的地步，而一个负面人性为主的人，毕竟也还是人(而不是非人，虽然这个人可以禽兽不如)。又以蘧公孙、匡超人、王玉辉为例，写了“人是怎样堕落的”一节，认为八股取士制度和礼教及程朱理学使这些人丧失了本来具有的正面人性而变成以负面人性为主的人。这就说明拥有复杂人性的人是会异化、邪化，恶化和被毒化的，随着异化程度的不同，人性的要求和表现，以及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所谓群体意识其实也是人造出来的，以个体自尊对抗群体意识，实际上也就是人性中要求个体自由的一面对抗依附群体的另一面。同样，那些封建教条、程朱理学也是某些人造作的，是某些异化了的人用他们所赞赏的人性去控制约束别人的正常人性的。而推行酷政的暴君独夫则是人性异化邪恶化得更厉害、以致做出事来禽兽不如的人。朱元璋从一个乞丐、小僧到义军战士小头目，到一方霸主和君临天下的皇帝，其身上的人性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异，从原本正常合理的求生存求发展一直变到惨无人道、灭绝人性，他是一个人性异化后反过来迫害正常人性的千古典型。事实上，世上一切灭绝人性的事，全都是人——人性异化了的人——干出来的。世上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乃至思想的活动，也无不以人性的本质为底蕴。如此说来，所谓社会史不就是大部分人要求发展自己正常合理的人性并为此抗争，而极少数人性异化了的人出于其邪恶人性来压抑和摧残他们的漫长过程吗?那么，文学所面临和所表现的，不也就可以概括为人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异和不同人性间的博弈与抗争吗?所以我觉得在“人性的发展”后加上“为此抗争”的意思来概括文学史，或者会更确切——我只是这样想，并不敢自必，写出来是为了请教。但如果还有一些道理，那么，《新著》在指出人性发展的“度”，和“变”这个问题，特别是人性的异化现象乃一种客观存在，任何人地位变了、所处的环境变了，人性的表现就难免不变这一点上，似还可适当加强，分析得更客观更深刻。至于这个问题在文学中是如何得到表现的，也需更深入地加以揭示和剖析。如果我们仍用人性发展作为文学史的贯穿线，那么，除了说文学史是人性发展的表现，能否同时又提出文学史是人性变异、不同人性和人性不同侧面间斗争博弈的历史这样的观点呢?《中国文学史新著》促使我思考这些问题，它们都还没有答案。但能够引起思考和讨论，问题的解决就有了一点希望，我想，这便是它的一大功绩。

《中国文学史新著》还有很多优点，不是我这篇小文所能穷尽。但有一点必须一提，那就是书中多次强调的一个观点：中国文学自身就具有向近代追求人性解放的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速了它的出现而已，以及与这个观点相联系的随处可见的古今贯通意识。本书论述古代作家作品，常常将之与现代作家作品相联系和比较，在书中被提到最多的是鲁迅，其次是郁达夫，也有朱自清和俞平伯等，甚至还提及外国作家，如在论王彦泓时，就提及日本现代作家永井荷风。这绝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学识，更为的是说明中国文学确实存在着古今相通的思想脉络。这些分析是别家文学史所没有的，是章先生和他的团队近几年来在学术上的新创获和致力方向，最能激发和活跃读者的思维，推动文学史研究向新境界迈进。而这也就更逗起了我早日读到章先生计划中的《现代文学史》的渴望。真诚地祝愿章先生带领他的团队完成这项工程，使《中国文学史新著》成为贯通古今的全璧。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