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建

内容提要在多元知识构型基础上的批评，“范式”的创造，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重要的知识学特征，它具体表现为建立阐释性的话语系统，以“语言”、“文化”等核心要素构建具有观念意义的批评理论与范畴，通过与文本的深度融合，从而创造出具有一定的方法规导与可操作性的批评形态或模式；它对于当代中国的文论发展与批评学的科学化建设有重要启示。

一

英国学者安·杰弗逊、戴维·罗比等人在其论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中指出，现代文学理论的特征是它与实践性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考证关系密切。其旨在既要阐明又要重新审查包括它自己在内的文学研究这一学科本身。它首先是对于文学研究实践进行思考的一种方法。因此它所要表明的观点会经常向这种实践的诸种既定形式提出挑战。在该著中，作者较早地提出了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现代精神分析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诸流派在内的文学批评的模式问题。无独有偶，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也进一步阐释作为“政治批评”的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流派。所不同的是，作者对现代文学理论的理解更强调它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并从政治批评的维度看待20世纪林林总总的批评方法。到了2005年，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等在其《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将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类型归纳为十种，并颇带总结性地指出，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关于文学本质的一套理论界定，也有一套文学批评与分析的理论原则。然而1985年以后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再能够被看作一个有用的、不断进步她产生的、包含了一系列可以界定的时期或“运动”，也即包含了发送、批评、演进、重构等的著作体。换言之，“理论转化时期”孵化出了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它们对自己的课题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同时又代表了至少在文化领域中政治行动的激进形式。毫无疑问，作者所讲的理论转向孵化出大量实践部落，即是指20世纪多样的文学批评；法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让一伊夫·塔迪埃在其论著《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中指出，20世纪中文学批评第一次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文学作品平分秋色。艺术家的批评最终囊括了整个文学史。特别是20世纪，各种方法此番较量，各个流派相互对话，说明描述某种文学体裁或某部作品的形式和意义的方式绝不止一种。批评是第二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在我们的时代里无限膨胀…。塔迪埃以“批评”命名20世纪的文学理论，并注意到了这种批评之活跃强劲、多姿多彩、深刻全面的诸种特征。从世纪初俄罗斯的形式主义到德意志的罗曼文献学、从日内瓦学派的主体意识批评到巴什拉尔及其弟子们的客体意象批评、从精神分析批评到文学社会学和接受美学、从60年代的语言学热潮到结构主义、从文学符号学到文本批评、从修辞学和诗学的全面刷新和深化到蔚为大观的渊源批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层出不穷，各领风骚，其新颖性、趣味性和深刻性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一股股后浪推前浪的批判潮流中，形式、符号、技巧的分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19世纪以内容为主的文学批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的确，20世纪西方文论在多样性的批评实践中彰显了它的意义与作用。文学批评方法的盛行，不仅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具体的文学实践拉开了距离，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自主性的知识系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学批评方法作为西方文论知识型的体现，经过不断地实践与运用，也具备了某种“范式”创造的示范意义，体现出丰富的可研究性与学理借鉴的有益价值。

二

按福柯的理解，“认识阈(即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式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于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换言之，“认识阈”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可见，“知识型”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由此观之，文学理论的知识型就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它学科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而所谓“范式”，在库恩那里既有“综合”意义上所指的“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也有被“抽出来”的“特别重要的规定”。从总体上说，“范式”是指“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如果说，福柯的“知识型”概念突出特定知识系统得以构成的由众多话语实践系统及其关系组成的那种非个人的或无意识的关联性根源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概念则相当于注重建立在上述“知识型”基础上的特定知识系统与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紧密联系。“知识型”相当于特定时代的具有话语生产能力的基本话语关联总体，而“范式”则相当于建立在它之上的有助于特定话语系统产生的话语系统模型。“知识型”好比绵延广阔的高原，“范式”则宛如高原上隆起的一座座高地或高峰。以西方20世纪文论的具体状况为例，王一川的解释是，“知识型”是指或明或暗地支配整个长时段的种种文论流派更基本的知识系统总体，“范式”则是受到其支配的具体文论流派或思潮。如果把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和语言学为中心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主流称为“知识型”，那么在它的总体氛围熏陶下成长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等都可称为“范式”。可见，“知识型”作为特定时代众多知识系统所赖以构成的更基本的话语关联总体，将决定知识系统的状况及其演变，并且在特定知识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创造与传播活动中显示出来。“知识型”所涉及的领域比“范式”更为宽阔而基本，而“范式”则是更多知识共同体的凝结与整合，它包含了理论的概括与提升，源于丰富的学科思想群的支撑与集合，其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尤为突出。

20世纪后期以来，国内文论研究对西方文论知识面貌的演进有诸多研究。一种观点以两大主流、两次转移与两个转向归纳20世纪西方文论的整体状况，并把多元发展看作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它表现于批评流派繁多，更迭迅速，流派间冲突、交叉，相互影响和吸收，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整体面貌，第二种观点认为，仅就西方文学之思的知识传统而言，有三大路径显然是各行其道而不可一体化的，这便是神学路径、人学路径和语言学路径。20世纪语言学的复活具有自身独立之意义，这一

意识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样式——“文学科学”，它甚至渗透于20世纪多种批评的“范式”之中；第三种观点认为，从西方整个“知识型”演变历程与西方文论史的关联性看，西方文论经历过五次重要的“转向”。即希腊时代的人学转向，中世纪的神学转向，17世纪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认识论转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语言论转向”，20世纪后期的“文化论转向”，五次转向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各时期西方文论状况及其演变的知识背景与方法论基础。以上论述启示我们，如果从一种更全面而系统的视角关照西方文论的知识面貌，尤其注意进入20世纪后，它所携带、所缠绕或者由此所引发现代文论大量问题性的东西，注意在漫长的演变历程中促使西方文论转向的决定性要素等，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文论知识构型经历了由19世纪更为成熟的认识论转向开始，到20世纪初的“语言论转向”，再到20世纪后期的“文化论转向”的过程。其知识构型的重心分别为建立理性主义的基础地位，消解或反拨理性、恢复语言的功能与作用，超越语言，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系统中重建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发掘其更大的阐释向度与空间。

晚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它的使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文学理论的意义也在它的使用之中。换句话说，文学理论只有在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批评和对文学现象的阐释中，才能真正彰显它的意义与作用。由此观之，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所走的是一条批评化的道路，这种批评化实践主要呈现为一种阐释性的话语系统；其特征是把某种具有构型性的观念内容与文本内涵有机结合，在一定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通过生成具有范导性的理论话语概念，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特定知识系统、方法论意义与阐释空间的话语模式，我们把这种话语模式称之为文学批评的“范式”创造。就其内在构成看，阐释性的话语系统、具有构型性的观念内涵与文本形态的结合，是理解这种批评“范式”创造中最重要的构型要素。

三

西方近代以前的文学理论常常是从一定的哲学体系出发对文学艺术进行的理性思辨，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等莫不如此，文学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延伸，谢林、黑格尔、丹纳等人甚至干脆给他们本人的主要文艺理论著作命名为“艺术哲学”。其特点是长于从思辨整体的高度看待文艺现象，高屋建瓴。虽然常常能提出引领时代潮流、影响深远的文学观念，但有时又不免脱离文学实际，陷入主观武断，而且其话语系统也往往是宏大叙事，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权威主义的真理观，其职能是证明真理而不是阐释意义。20世纪所发生的“非理性转向”与“语言论转向”，正是对传统文学理论学科属性的一次重要反拨与解放。尽管现代西方的哲学阐释学拒绝承认阐释的绝对客观性，后现代主义进而摧毁任何客观阐释的可能性。但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阐释性却是客观存在的。

语言学的转向为现代哲学打开了一条通向广阔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也催生了新的思想形态的出现，这就是对话的理论。思想的本质在于对话，对话不但是语言(话语)的本质，也是思想的本质。可见，现代哲学思的功能与阐释性的品格就体现在语言的过程中。伽达默尔也认为：“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我曾把这个思想概括为：可以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艺术品也是解释学的一种对象，艺术品以语言的方式向我们诉说，它比其他事物更呈现出广阔的阐释性视域，而阐释学说到底也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即把我们所理解了的意义用其他语言序列重新组织起来。在詹姆逊看来，把本文中包含的解读和分析说成是许多阐释，把它们作为一种新阐释学建构中的许多展品而呈现出来，已是在宣布一整套论战计划，阐释或解释活动已经成为法国当代后结构主义的基本论战目标之一。在《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文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的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詹姆逊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事实上是从阐释的角度、尤其是政治阐释的角度来理解20世纪西方诸多文学批评流派，并把阐释作为理解文本的社会象征行为的原则，它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其二，阐释、尤其是政治性阐释已成为法国当代后结构主义的基本论战目标之一。

这就启示我们，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所呈现的阐释性品质，既是对“理性主义”宏大叙事、“绝对真理”等形而上学哲学观及其所构成的权威话语“范式”的告别，也是在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哲学品质，即一种具有交流意味与可探究性的，并且是在尊重与关注对象存在价值基础上的话语实践范式，这就是文学批评中的阐释。按照詹姆逊的理解，阐释是对某一特定文本的惰性的已知因素和素材的语义的丰富和拓展，阐释发生在三个同心框架之内，这些框架标志一个文本的社会基础的意义通过下列观念而拓宽：首先是政治历史观，即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颇似年代顺序的系统事件，然后是社会观，在现在已经不太具有历时性和时间限制的意义上指的是社会阶级之间的一种构成性张力和斗争，最后是历史观，即现在被认为是最宽泛的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和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构型的接续和命运，从为我们储存的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遥远的未来的历史。由此可见，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所体现的阐释性原则是多向度的，有其丰富内涵。

四

在西方文学批评“范式”的形成中，语言与文化是两个极富构型性作用的概念。无论是从逻辑起点，还是从阐释空间的拓展看，它们都体现出重要的理论生成效果。

语言的构型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指“语言”具有自身生命的独立存在价值的恢复，它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观念及其研究的意识取向。20世纪之所以会形成语言学的转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探讨意识、精神和观念的哲学，不但不能把哲学的问题加以澄清，反而导致了许多混乱。维特根斯坦坚信，哲学中的许多问题是语言运用的混乱所导致的。语言的误用虚设了许多并不存在的哲学问题。因此，哲学研究说到底也就是一种“语言批评”或清理。这种思考引发了现代人文学科研究的变革。正像挪威哲学家弗洛伊斯塔所指出的，把语言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来建构，是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历史的重要特征。维特根斯坦对语法基础的论述，乔姆斯基对转换生成的语言学原理的说明，奥斯丁和西尔斯关于语言构成规则的论述，伽达默尔关于意识中世界构成的语言现象学观点，以及洛伦兹对语言在逻辑构成中实用方面的强调，都是我们时代著名的语言哲学范例。这些研究都突破了被动的语言工具论，而把语言视为实在和实在构成的一个重要源泉。因此，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和语言学，一方面把语言视为与实在密切相关的创造性或构成性因素，另一方面又把这种研究作为现代哲学的永恒课题。受这

种哲学思潮的影响，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语言地位的恢复，也生成了与语言构型相关联的两种典型的批评路径。一种是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和新批评，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直至解构主义，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各有不同，但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与构型力量。如俄国形式主义接受、借鉴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认为文学批评主要应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等形式上的特点和功能；新批评也集中研究作品的“文本”和“肌质”，即其中的语言文字和各种修辞手法，结构主义超越了新批评执着于单部作品语言技巧分析的局限，把具体作品文本看作表面的文学“言语”，而力图透过文本分析，揭示隐藏于深层的文学总体结构即“语言”或“普遍的语法”，后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作者之死和零度写作，以语言的乌托邦从内部来消解语言的压制性和对主体的统治，以及对中心化的权力话语的颠覆等等。与语言的建构性相关联的另一种批评路径，是把语言和人的存在相联系思考与阐述文学现象。如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诗人是这个家园的守护者，语言必然和真理发生关系的思想；伽达默尔所强调的语言成为我们存在的见证，艺术是接受真理的一种途径，文本有一种对解释的开放性的观点；巴赫金推崇的对话主义，即思想的本质在于对话等相关命题的提出等，均表明了语言转向对话主义与话语理论，是对文学批评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它不仅与后现代主义强调的非中心化、多元和宽容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话语理论把文学批评引向了一种阐释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其理论的生成性与建构性价值是耐人寻味的。

文化作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范式”创造的一个核心要素，其理论的生成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依照威廉斯对文化的三种界定，第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即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是指我们称之为伟大传统的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其次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即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即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正是这最后一种定义，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根据这种定义，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阐发某些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而是阐明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理解某一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从社会、道德领域向人类学与文化意义的转换提供了观念支持，并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及“文化研究”等批评模式的思想基石与理论基础。如文化研究最为关注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成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一条主线，它关涉到西方文学批评中的许多人物与派别。意识形态批评是研究文学、文化与社会历史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有的文学批评活动总是要由理论来支撑；不论是什么样的理论都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如果不是明显地政治的——立场。”其次，文化的构型作用还表现在它所提供的研究语境上。文化研究把文学置入更大的社会文化境遇之中进行考察，为文学与各种社会元素的交叉接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文化包罗万象的生长性，也赋予了文学存在多种关系以及理论阐释的多种可能性。最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也是一种重要的构型力量。作为研究内容的跨学科性，“文化研究一直试图表达被贬低的或曾受压制的人类体验和文化表现。通过文化研究，人们力求发现并了解那些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实践及产物，包括基于种族、阶级、地域、性别或其他可知的劣势标志而产生的种种为我们熟悉的社会歧视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悄悄地在文化研究工作中糅合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即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社会表现实践都理应受到尊重，理应给予同等的深思和解释。……将人类从冲动、偏私、排斥、强迫和压抑中解放出来。”这些内容正是20世纪意识形态批评、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及其各种类型的“政治批评”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为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文化研究吸收与集合了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女性主义、东方学、后殖民主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丰富内容，形成多维视野的交叉与融合。这种混杂的身份与泛文化的倾向，尽管也为文学批评带来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容否认的是，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所筑构的“协力关系网”，正在成为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的主导性趋向。

五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范式”创造，还表现在以“文本”为对象所提炼与生成的一系列的批评概念与范畴。如作为对作品本体论理解的文学性、陌生化概念；作为对作者理解的非个人化、反意图论、作者之死等概念，作为对文学的语言构成理解的隐喻与换喻、含混、反讽、张力等概念；作为对叙事作品理解的叙事功能、情节与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者、作者、隐含的读者、叙述角度、叙述接受者等概念；作为对文学史观念理解的审美规范与文学史、文学传统、透视主义与文学史、互文性等概念；作为对文学批评方法理解的声音、节奏批评与音位批评、语境理论与细读、本体论批评、意图语见、感受谬见、期待视野、隐含的读者、召唤结构等等，不一而举。总之，批评概念与范畴的大量使用，使文学批评实践活动建立在一种可操作的层面上，有效性程度大大增强，具有了一定的范导性，方法论的意义更为突出。而且，这些概念与范畴以其较强的概括陛与针对性，成为文学批评“范式”的凝结，是“范式”创造带有标识性的符号。文化含量与意义承载十分丰富，这无疑是与作品融合的结果。因而，“范式”创造亦具有普遍的学理价值，首先表现为文本中心主义观念的确立。从现代文论的自身发展看，从俄国形式主义“表达具有本体意义”的观点，到兰色姆呼吁“本体论批评”，再到韦勒克和沃伦主张的“作品具有独特的本体论地位”等等，现代西方文论中一直存在着一条或隐或显的“形式本体论”(或作品中心论)的理论线索，也影响了其他文论流派的观念生成。正像埃亨鲍乌姆所说的文学研究“唯一应该关注的是探讨文学材料的不同特征。”布鲁克斯说得更清楚：“形式主义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对作品思想状况的研究会使批评家将注意力从作品本身转向对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心理的研究。当然，我们没有理由阻止批评家研究作者的经历和心理，这也是很有价值的。但这类研究不应当与研究文学作品混淆起来。”所以形式主义文论家将诸如“直觉”、“想象”、“天才”等说法弃置一边，不去讨论作者或读者的心理，而关注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殊性。因此托多罗夫说，“形式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对象而不在于理论。”如果进一步分析文本中心论的理论取向，不难发现，西方文学批评的“范式”创造中关联大量的形式美学问题。从哲学层面看，形式美学处理的是文学材料与其潜能实现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个潜能实现一即形式的获得——看成是文学的特性与秘密，因此它需要进入自足的作品领域，完

成对语言形式的感受与体验。无论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还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神话原型批评等等，20世纪西方诸多文学批评流派大都以现代语言学为学术背景，以文学语言为关注中心，以文学的独异性文本结构的先在陛为其批评“范式”创造的理论根据与基础。诸多知识学与学理方面的特性，给予当代中国文论在知识图景与批评范式的形成方面以极为深刻的启示。

六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在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建树以及在批评理论的研究方面虽有不少成果，如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王汶成的《文学语言介论》、赵衡毅的《文学符号学》、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胡亚敏的《叙事学》、童庆炳的《文体与文体的创造》、陶东风的《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以及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等，无论是理论上对文学形式的研究，还是运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学本体问题的探究，都开拓了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与空间。值得肯定的是，与文学理论的基础建设相比，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还表现得相对积极而活跃，富有新意而个性化的批评文本与论著也时有呈现。批评的多样性移植与借鉴亦是30年来中国文论的一大特点。但是，如果参照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范式”创造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基本态势来判断，我国当代文论还存在着值得重视的诸多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建立我国自己本土的形式美学面临诸多问题。但有四个问题比较突出：社会学批评模式以及文化研究的语境压力问题，形式概念的重建问题，中西方形式理论或形式美学的关系问题，西方形式美学的重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文学研究中重内容轻形式的社会学批评模式几乎一统天下，造成文学研究中比较严重的“范式单一”及“范式滞后”现象。同时社会学批评模式的长盛不衰，还模塑了一代代研究者与读者以现实性衡量文学的思维方式与阅读方式，对本来就运用不多的其他批评范式产生了比较大的语境压力。从而阻碍了其他批评范式的成长与成熟。如果单就当代中国文论批评“范式单一”这一客观事实判断，具有制约性的潜在因素有两点，—方面的确是社会学批评模式的一统天下，不同程度制约学派间的竞争与研究方法的多样。过多地关注文学外部的问题而过远地疏离文学自身的内部结构，这是长久以来中国文论形成的传统与习惯，从而影响了我们自己的文论“范式”的创造。另—方面，当代中国文论关于作品本体论、关于形式美学、关于文学自足性的研究还很滞后，理论进展较为缓慢，这也大大阻碍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理解。由此来看，重建中国的形式美学，尤其是转变文学研究疏离作品本体的观念，对中国文论的“范式”创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无疑是一项恢复文学诗性品质及审美性，回到文学性的根基上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程。

客观而论，西方文论的多元知识构型与文学批评“范式”的创造，包含了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多元知识构型既是文论发展的条件，也是文学批评“范式”创造的前提。如何以文本的深入研究为基础，有机地吸收文化系统中丰富的思想资源、观念与方法：并在文本发掘与思维拓展的结合上凝结一种具有民族理论特征的阐释理论，创造我们自己文学批评的“范式”，这是较长时期内中国文论建设的基本任务。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