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绍荣

擘画新政

陈三立中进士后，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在京城逗留期间，他常常与一些有进步倾向的士大夫交游，讲学论世。面对朝廷的腐败昏庸和列强的环伺，常常扼腕长叹，慷慨激昂。希望自己能够大展宏图，报效国家，同时也希望朝廷能够变法图强，使国家兴旺，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陈三立高涨的情怀和满腔的热忱却在黑暗而残酷的现实面前碰了一鼻子的灰。当时吏部弄权，积重难返，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陈三立感到自己如随俗浮沉于这样一个浑浊的吏部官衙，纵有经世大志，无奈也是难以施展的。

其时，其父亲陈宝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襄助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洋务实业。当时的湖北，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雄心勃勃的张之洞在湖北办铁厂、修铁路、造枪炮、开织布局。

湖北热火朝天的洋务实业，磁石般吸引着陈三立，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吏部衙门，来到湖北父亲的身边，来到父亲任职的湖北布政使任所。

陈三立在襄助父亲办理布政使事务时，初步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

陈三立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独具情韵的人格魅力，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为倾倒。张之洞本与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同辈，且官至湖广总督，作为朝廷重臣，却对自己的晚辈，刚刚步入宦海仕途且涉世未深的陈三立赞赏有加。因慕陈三立大名，张之洞甚至不惜屈驾亲往访之。从此，陈三立成为张之洞的座上宾，并常酬诗唱和，陈三立曾作有“作健逢辰钦元老”的诗句，叙述了他与张之洞的交往，也表达了他对这位名臣的景仰和钦佩。

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终于有了一方实现理想和施展才华的天地，这是他们父子梦寐以求的。

陈宝箴到长沙上任后，陈三立亦跟随父亲到长沙，襄助父亲擘画新政。他全力辅佐父亲，在“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权、公官权”等各项湖南新政中，多所擘画。

其时，陈三立正值精力充沛年富力强之时，他的社交圈异常活跃而广泛。就在这个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帝党官僚在京城成立了强学会。不久，强学会的分支机构——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江南名士陈三立、张骞等几乎尽入其中。加入强学会后，陈三立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维新志士。

方兴未艾的湖南新政急需人才，陈宝箴求贤若渴。陈三立为父亲多方结交罗致，一时间，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熊希龄等有识之士如水归东海，齐集湖南。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陈氏父子开名士行”的说法。

陈宝箴对陈三立也极为依赖，时务学堂开学时，陈宝箴原准备聘请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陈三立却向父亲推荐了梁启超，梁启超为舆论界骄子，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正意气风发地挥动如椽之笔，为变法图强摇旗呐喊，名倾朝野。陈三立与梁启超同为强学会会员，对梁启超颇为了解，他对父亲说他看过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的思想已超过他的老师康有为。于是，陈宝箴遂舍康而取梁。

除梁启超外，陈三立还向父亲推荐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

陈三立全力襄助父亲擘画新政，博得朝野的一致好评，他的社会声誉与日俱增。

当时朝野间流行一种说法，称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为“清末四公子”。四位公子皆出身名门，才学出众，风流倜傥，且忧国忧民，功绩卓著，为世人所瞩目。

袖手神州

戊戌政变后，陈三立亦蒙“招引奸邪”罪，与父亲一道，“著一并革职，永不叙用……”父子二人遂同遭罢黜。尔后，陈三立随父返回江西，隐居南昌西山。

革去官职，陈三立本不足惜，他素来视官场如浮云，视荣华富贵若草芥。真正让陈三立痛心疾首的是，随着戊戌政变的失败，一大批维新志士惨遭厄运，轰轰烈烈的湖南新政毁于一旦。更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他毕生敬仰的父亲，竟然不明不白地猝然离去。

陈宝箴临终时曾留有遗嘱“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不治产，不问政”。对先祖临终时留下的遗嘱，陈氏子孙铭记于心，不敢有丝毫的违抗。

为了永远记住这内心的隐痛，48岁的陈三立遂依父亲长眠着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的名字，以地名为号，自号“散原”。

经历了人生诸多的痛苦和灵魂的重生之后，陈三立挥笔写下“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帅『袖手人”的诗句，表明自己的心迹和悲怆痛苦的情怀。陈三立决定从此超然于官场之外，清醒地与官场保持距离，不再存有“兼济天下”的念头，而决计在此浊世中以诗文自娱，以气节自励，从而“独善其身”。

移居南京后，陈三立携家初住在鸽子桥畔珠宝廊(后改名建邺路)，后迁中正街(后改名白下路)，租赁刘世珩的私宅暂且安下家来。

陈三立举家迁居南京，这在南京的文化圈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南京的贤士名流奔走相告，纷纷前来探访拜谒。

租赁别人的房屋毕竟不是久长之计。在俞明震等人的筹划和帮助下，陈三立在南京清溪畔建了一栋房屋，总算把家安顿了下来。

新宅地处偏僻，四面群山环抱，绿水潺潺，峭壑幽邃，风景十分宜人。陈三立十分喜欢这个地方，新居落成后，他亲自名之为“散原精舍”，并亲笔书写匾额，置于门首。

陈三立暂时忘却了痛苦与不快。这些日子，他诗兴勃发，一种不吐不快的创作激情驱使着他拿起笔来，一首首诗作从他的笔端倾泻而出。

问鼎诗坛

陈三立以其登峰造极的诗歌艺术成就称雄诗坛，被公认为是同光体诗派的领袖。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陈三立的诗作了极高的评价：“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有其比。”

钱钟书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叫做“陵谷山原”。“陵”有杜少陵，“谷”有黄山谷，“山”有李义山，“原”即散原也。

陈三立天才的想象和超尘脱俗的锤炼语言文字的能力，使他笔下的诗作腾跃出新奇而动感极强的画面，如“火云烹雁万蹄浮，生秋碧树对油油”，“纤云筛日暖如春，鸥翅袅翁对新对”，“半瞑湖吹雨，一痕山卧烟”，“独夜川原数过鸿，阑干呼月万山东”，“闲携野色立高坟”，“微晴乌鸟乐，向我啄斜阳”，“晴色粘枯柳”，“疏林乌鹊衔晴出”……这些堪称神来之笔的诗句，为我们勾勒点染出一个充满生机与灵性的世界。

除诗歌外，他的书法亦堪称一绝。

陈三立曾自我评价说：“书法第一，文章第二，诗为第三。”其实陈三立何尝不知道自己的诗歌艺术成就高于书法和文章，他这样自我评论，是故意在大众面前对自己的弱项提出更高的要求。有趣的是，陈三立这样自我评论后，画坛大师齐白石也对自己的艺术作了自我评论：“诗第一，篆刻第二，画为第三。”

陈三立的书法功底深，质朴古拙，自成一体。因当时时兴馆阁体，所以陈三立的书法不合潮流。光绪二十一年(1895)，陈三立在湖南助父新政时，当时湖南矿务局几位擅长书法的翰林仍讥笑他的书法拙朴，但陈三立不以为然，他说：“诸公的字，自讽行时或数十年，我的一张字，百十年后，恐怕要抵几吨矿砂哩。”

黑色夏天

1923年夏天，对陈三立来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黑色的夏天。

就在这年夏天，陈三立的家庭突遭厄运，在前后相隔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的夫人俞明诗和长子陈衡恪相继去世。

这年夏天，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更是酷热难当。连日的高温和溽暑，夫人先是觉得有些不适。刚开始的几天，陈三立也没怎么在意，觉得服几剂药后也就没事了。谁知这次服药后却不见丝毫好转。几天后，竟突然病情加剧，一卧不起。

陈三立共有五子三女，且都不在身边。长子衡恪时年48岁，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京任美术学校及美术专门学校国画教授，已是驰名海内外的著名画家，次子隆恪时年36岁，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在北京四平路局任科员；三子寅恪时年34岁，其时尚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四子方恪时年33岁，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在江西任职；五子登恪时年27岁，正在法国巴黎留学。三个女儿也各自成家立业，长女康晦嫁合肥张宗义，次女新午嫁俞大维，三女安醴嫁四川薛琛锡。

陈三立心急如焚，他只好先把夫人病重的消息发电报告诉了远在北京的长子衡恪。

接到电报后，衡恪二话没说，立刻赶到了南京。

衡恪告诉父亲，病重的母亲全由他一人照料，母亲病重的消息，暂且不要让弟妹们知道，免得他们挂念担忧。

尽管衡恪多方求医极尽孝道，但俞氏夫人的病情却依然不见丝毫好转，医道药石已无力回天。在俞氏夫人最后的日子里，衡恪通宵达旦地守护着，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息。

俞氏夫人去世后的那几天，南京大雨如注，为了给母亲买到一副上等棺材，衡恪冒着倾盆大雨上街，亲自为母亲选购。

安葬了母亲之后，连日的劳累，衡恪的身体已是极度虚弱，加上冒雨上街买棺材淋湿了身子，致被暑湿所侵，衡恪一病不起，患了重伤寒，多方医治无效，竟于当年8月与世长辞，时年仅48岁!

衡恪英年早逝，中外艺术界深表震惊，人们对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扼腕痛惜。他的去世，被当时的舆论界称之为“中国文化界的大地震”。北京文艺界在江西会馆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人们自发地前来悼念这位天才的艺术家。在追悼会上，各界名流云集，人们悲痛欲绝，号啕痛哭，其情其状，实在惨不忍睹。齐白石献了挽诗：“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我言君自知，九原毋相昧。”梁启超、凌文渊、姚茫父等也致了悼词。

耿耿此心

陈三立就养北平时，寅恪特地在西城区姚家胡同三号，赁屋一所，以迎养老人。当时，陈三立的大儿媳黄国巽(衡恪遗孀)亦随侍老人。寅恪对父亲极尽孝道，无论多忙，他每个星期天必带着妻子女儿，与父亲一道共享天伦。

居北平就养期间，陈三立还特地拜访了他年轻时的座师陈宝琛，其时，清朝遗老陈宝琛已是87岁高龄，陈三立也已82岁，两位耄耋老人见面时，抱头痛哭，激动万分。陈宝琛的知遇之恩，陈三立终生难忘。见面时，陈三立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不顾旁人的劝阻，依然行三跪九拜之大礼。当时在场的郑孝胥、罗振玉见陈三立有清朝遗老之风，便相约陈三立去伪“满洲国”排班称臣，被陈三立当场断然拒绝。

陈三立一向对自己的座师陈宝琛言听计从，但当陈宝琛邀请他共同作逊帝溥仪的老师时，陈三立却破天荒地以自己不善京语而婉言谢绝。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偌大的北平就像是捅开了的马蜂窝，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扶老携幼，四处逃散。

面对这种万分危急的局势，已是85岁高龄的陈三立谢绝了亲友们让他逃离北平的劝告，忿然地说：“我决不逃难!”

从此，陈三立忧心如焚，他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很快垮了下去，不久之后，他竟一病不起。北平沦陷后，一些失意多年的旧官僚、军阀、政客们，如江朝宗，王克敏、潘毓桂等到处活动，卖国求荣。

日寇得知陈三立的真实身份后，万分惊喜，欲以高官厚禄相招。日寇深知陈三立的影响和价值，因此费尽心机上门游说，皆被陈三立义正词严地拒绝。日寇无计可施，每天派出暗探在陈三立家的大门口窥探张望，妄图以此来逼他就范，陈三立怒不可遏，命佣人挥舞着扫帚驱赶。

有一天，他听到有人议论国事，那人说：“我们中国人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最终难免要被日本人征服……”陈三立听到这里，愤然坐了起来，正颜厉色地斥责道：“呸!中国人难道连狗彘都不如?岂肯贴然俯首，任人宰割!”

陈三立悲愤交加，他拒不服药，绝食五日，终因尿闭症并发，病情加剧，带着对民族存亡的忧虑，带着内心难以排解的忧愤，带着那个强国富民的梦幻，于1937年农历八月初十与世长辞，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