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床

整个神经病区的人都知道躺在三号病床上的那个女人，不是因为她长相，她的长相事实上病区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因为看上去她已经没有长相了——所有的五官都没有在原来的位置上，双眼鼓出，鼻子歪斜，嘴噘起。牙齿从里头往外嚣张地探出，好像是被塌陷下去的两腮生生挤出来的。一个五官变形的人，通常也看不出实际年纪，不过护工说她应该有四十三四岁了。

护工是一个来自郊县的年轻女人，爱笑，不笑的时候嘴角往上扯起，看上去也像在笑，但她不太爱说话，背也有点驼，走路做事永远不紧不急，几乎呈现慢吞吞的状态。其他的事，比如喂食喂药，或者眼盯着吊瓶查看点滴的节奏速度，她都跟别人没有区别，定时定量遵医嘱，特别的是，每次给病人换衣服或者擦洗身子、清尿清屎，她都会把布帘拉上。这一间病房是监护室，五张床，男女混住着病情较重的四个病人，每个病床之间都安着布帘，但其他人却从没动手将其拉上。都这样子了，这样子是指人的一切正常状态都面目全非了，依附在正常思维上的荣辱羞臊也荡然无存，人无非是人，肉无非是肉，概念非常单一。在这一点上，病人、病人家属和护工之间基本上已经达成默契：命尚且朝不保夕，有精力应该用在与死神对抗上而非与世俗。

从早到晚的大部分时间里，三床病人都不倦地一声接一声嚎叫，是那种既像委屈又像撒娇更像恼怒的嚎叫，拖腔拖调，响亮悠长，绕梁几圈。除了确实已经沉沉入睡，大家发现，三床病人能够安静下来，只有在护工为她擦尿清屎的时候。每一次拉上布帘之后，好像那帘子是个塞子，一下子堵紧了三床的嘴。那几分钟里，里头的内容都被遮蔽了，只看得见那块嫩绿色的帘子一拱一拱地蠕动，护工的双脚从底下露出来，她在里头忙这忙那，忙过几分钟，端一盆水出来，拉开布帘，骇人的嚎叫就紧跟着她脚步一声紧似一声地从里头传出。

有人间，她为什么这么叫呢?是不是很痛?

护工笑笑，说，她没有意识了，什么都不懂。

这样的解释似乎并不能说得通。回头看看床上的人，她鼓起的眼空洞地望着天花板，身子拧麻花一样往左边扭去，两手端在胸口上。十指全都紧张地抠到一起，抠成卤鸡爪的形状，完全变形失控。而那双脚，也只剩下脚形了，一块块骨头清晰地从几乎透明的皮下有棱有角地隆起，肉几乎全无。如果有人继续往下问，护工会把自己所知的细细说出来，她会告诉对方，三床病人是被汽车撞的。怎么撞成这样?因为那天是骑电动车，一辆卡车从旁经过，只是轻轻一刮，电动车就霎时飞出，车倒人伤。是头先着地的，其实并没多少血流出，甚至几乎不见伤口，因为浓密的头发把伤口覆盖住了。刚进医院时据说人还是清醒的，眼睛能一眨一眨的，隨时准备开口说话似的，慢慢的竟拐了个弯，往越来越糟的方向滑去，任谁也阻挡不了。护工说已经两年多过去了，不过她接手护理也才四五个月，所以车祸的具体情形，并不是了解太多。卡车司机以及保险公司才赔了二十几万，可是这两年多下来，已经花去一百多万元了，都是三床病人的老公付的钱，这些，她也只是听来的，是否确切?无法知道。

大家的好奇于是就来了，因为三床的老公没几个人看到过，都是匆匆地来，坐都没坐下，又匆匆地走了。护工替这个男人找了个理由：要去挣钱，不挣哪有钱看病?这话倒是都把大家说服了。三床躺在那里，已经失去作为妻子的全部能力，她老公就是人没怎么来，至少钱来了。一百多万可不是小数字，很多时候人往往会输给钱。至于一百多万能不能代替感情，那又另当别论了。从三床溃不成军的眉眼鼻唇来辨析，即使把所有五官都扶正归位了，似乎也未必貌若天仙，所以相比较而言，她的老公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奇怪的倒是她的子女也不常来。三床有一儿一女，都成年了，儿子一直未出现，女儿则大约十几天会出现一次，来了就默默站在床边，歪着头看母亲，很茫然的样子。如果护工恰好在给三床喂食，女儿动了动，似乎有帮忙的打算，又无从下手，最终还是退开去。想必这样扭曲地躺着、已经瘦如木柴的母亲是她陌生的，她脑中关于母亲的概念还是从前那个可以让她撒娇、耍脾气的正常模样，现在变了，虽已经变了两年多，她还是不能适应，或者不想适应。

医院的环境忍不住会让人难受憋闷，悲凉和恐惧夹在消毒水丝丝缕缕的气味中无孔不入地笼罩下来。神经病区的情况当然更特别，病人大都不能站或不能走或不能说或不能笑，毛病都出在脑部，彼此就失去交流的能力与兴趣。但病人家属却能，插空他们会悄悄议论到三床，都觉得既然两年多都没法救，那么就是二十年也未必有奇迹出现。这时候心里的天平不知不觉间就往三床老公那边倾去，想那男人为没有希望的未来苦挣苦熬着，这一辈子也毁得差不多了。对于三床，大家同情当然有，但说白了，还是有讨厌的。她老是那么声嘶力竭地长嚎短叫，虽然是个病，却让同病房甚至同病区的其他人不得安宁。忍一天可以，日复一日，就忍无可忍了。同情心这东西谁都知道其实是很脆弱的。人之初性本善，但那得因为你更弱更短更惨，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不烦人，一旦烦了，很抱歉，所谓的仁慈多少就会从人心里抽身而去。

三床所靠的那面墙上嵌着面大玻璃，玻璃那一头就是护士值班室。护士头上的帽子两头翘起，像一截屋檐，像一只大白鸽停在那里。她们身上褂子也是白的，腰间微微一束，竟有着连衣裙般的美观。玻璃墙根本阻隔不了三床嘹亮的嚎叫声，但一个个护士好像耳朵都装有自动屏蔽系统，她们低头做事或者彼此交谈，谈着谈着，淡淡笑起，一点都不为三床所扰。三床还要扰多久，其实连这些护士也一无所知，或者说也无能为力。

加床

如果所有病房的床位都满了，病人再来，非来这家医院不可，通常会在走廊上加一张床。病人在医院，跟囚犯在牢里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名字很少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床号，比如护士喊：三床，拿药!五床，药单!加出来的病床，自然就简单喊成“加床”了。

国庆过后不久，架在走廊上的那张床上多出来的人，让病区里所有人都心里一愣。是个女孩，非常年轻，还非常漂亮：皮肤剔透，五官精致。印象中只有老年人才会出神经性问题，中风，脑瘫，或者其他什么。几十年生活波折起落之后，脑子倦了，脆了，不堪一击了。而处在青春期，脑中的一切，还都如初春的禾苗，绿油油地旺盛蓬勃，迎风招展。

但那个女孩子明明就被瘫在那里，瘫在生死线上，瘫在大家眼皮底下，她病得可不轻啊，头后仰，脖子弓起，身子抽搐，双手蜷曲，而双眼则夸张圓睁着，眼白格外白，白得像一层厚厚的油画颜料抹在那里没有化开。

她怎么了?怎么这样了?大家从旁走过时，这个疑问不免一遍遍冒出，但一开始即使停下问了，问也白问，反正无人回答。因为加了床，又在床旁立起一个小屏风，走廊顿时变窄了挤了，但没有人抱怨。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大家看到女孩上了氧气，通了血压监测机，还被插

了导尿管、切开了气管，圆睁的眼睛上则覆盖了两张医用纱布，看上去相当严重。

在女孩病床边陪伴的是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男人一个中年一个青年，他们的身份可以猜出：父亲与男朋友。而那个女的，翻来覆去猜几回，都没有准确答案。姐姐?略显大；母亲?又实在显太小。后来有一则轶事在病区里很火爆地传开，说医生要跟家属谈加床的病情，那个女的就一摇一摆地去了。医生抬头一看，呵斥道：叫你们家长来!那女的说，我就是家长。家长?你是她谁?妈妈。你是她……妈?!医生一口气差点噎在那里。

加床的母亲看上去真的太年轻了，娇小玲珑，长发披肩，装扮入时，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她举手投足的神情姿态。人最先老去的其实并非一张皮，皮松了拉一拉如今也不算太难，但眉眼间那么多沧桑与倦怠堆积着，就是再高科技的整容术也回天无力。这个加床的母亲，她没有沧桑感，她走路时有蹦跳感，说话时有妩媚气，做事时有稚嫩性，不是装的，很自然，非常自然，远远看去活脱脱就是一个少女的模样。有一种很简洁的说法：她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母态。

后来熟了，大家最急于知道的无非两样：一，你究竟几岁了?二，你女儿到底是什么病?

1964年出生，她一点不忌讳就脫口而出了，然后歪着头，单纯地看着你。算一下，居然是四十来岁了，不像，一点都不像。但女儿已经而十多岁，又必须有这个岁数。她马上说，不仅一个女儿，还有小的一个，也二十岁了，正上大学，艺术系的，学舞蹈。听的人在心里噢了一声，眼光掠过她细长的脖子和扁平紧实的小腹，都有了“原来如此”的感慨。估计她也是跳舞的吧?她头大摇，说不是不是，她没有工作，家庭妇女，连书都只读到初中毕业哩。平时在家干什么?没事干，就是打麻将，天天打到半夜三更。另外，她也不是城里人，是一个偏远小镇上的居民，而自己的娘家则在乡下，农村的。

反差太大了。如果不是她一脸无邪的表情，小巧的嘴还可爱地一噘一噘，一派纯净透明样，听的人会把她叙述的内容归为小说。

她说话的时候，她丈夫在旁边不时会插上一两句。老夫少妻吧?其实也不是。丈夫只比她大四岁，模样周正帅气，却已经现出几分中年人的暮气。丈夫外表与年纪是同步的，只是她在某个阶段突然停滞住了，像体内的哪个开关没来由地被人闭上了，两人站在一起于是才显出参差。

一个意识不清的危重病人，是有许多事情需要别人操劳的，打点滴药液的快慢，血压心跳正常与否，喂药、排便、换尿袋、翻身、拍背、清洗身子，等等等等，这些活，百分之九十五是由加床的父亲承担起来。一个大男人，俯身做这些事时，非常小心细致，而且表情专注。感觉他时时在忙，他是这场与病魔战斗的第一统帅。而他的妻子，不过打打下手而已，转个身已经到外面跟人聊天或者在病床边的折叠椅上酣然睡着了。这时，这个男人会揪过一件衣服，轻轻搭在妻子肚子上，神情与动作都很慈爱，仿佛那也是他的一个女儿。

原来加床母亲的年轻态是被丈夫宠出来的啊，大家这么想。

至于加床的病，大家也慢慢知道了大概。加床是大学毕业生，而她男朋友仅高中毕业，两人是邻居，很小时就好上了。加床父母原先都不同意这门亲事，却拗不过女儿的痴情，只好由着她去了。那个男孩子随两个哥哥在上海做点小生意，加床也跟去，两人同居了，打了结婚证了，只差办个酒席了。加床的母亲说，我女儿好好的跟他走的；结果成了这样。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居然没原因，找不出原因。加床去上海后也找到工作，在一家公司做文秘。那天晚上公司的人一起吃饭喝涸，席间加床觉得头疼，就先走了，在涸店外还打个电话，让男朋友来接。男朋友靠按揭新买了一部东风标致车，也有驾照，就开来了。回到住处，加床洗漱正常，然后倒头去睡。睡到第二天，还往老家打过电话，电话是父亲接的。她跟父亲说头很痛。父亲最多想到她可能感冒了，劝她吃点药。结果不是感冒，加床很快就昏迷过去，人事不省。父亲吓坏了，冲到上海，把她接回。好端端的人怎么说倒就倒下了，倒得这么蹊跷?邻居中有人出馊主意，说可能被鬼魂缠上了。于是做迷信，请神婆。折腾了几曰，一点好转都没有，这才从镇上送到城里，一查，是病毒性脑炎。再拖延几天，命就没了。

加床母亲每说到这里，头都一甩一甩的。她的头发是拉直过的，一层一层碎碎地剪出来，非常有垂悬感，头一动，头发就跟着动，这使得她的自责都不免透着几分孩子气。她说，神婆是我去请的，我老公本来不肯，但我要做迷信，他也没办法。唉，我没文化嘛，信这个。说到这里她声音蓦地低下去，眼看地上，像做检讨的小学生，

加床的男朋友那些日子一直陪在病床旁，长得挺清爽洁净的一个小伙子，甚至有几分书卷气。有人就夸起这个年轻人，觉得他也挺不容易，守住病房，上海那边的生意放下了，也算是至诚至情。加床母亲这时嘴一扯，弄出一个不以为然的表情。过后她会跟人说，什么呀，抠死了!我女儿已经是他老婆了，可是这次住院治病，已经花十几万块了，他出了多少钱?总共给了五千块!还有他妈妈，只来过一次探望，来了还站得远远的，怕传染似的。哪有这样的家庭!她是你们柬的媳妇啊!气死了。

这股怨气加床的母亲有时也憋不住直接就在病床边发作出来，小伙子听了，倒没吭声，低着头，嘴角还挂着几分掩饰性的笑意。加床昏迷时也没反应，后来她醒过来，人还不能动弹不能言语，却听懂母亲的话，居然一下子就生气了，嘴里发出啾啾的吼叫。凶完母亲，加床的脸就转向男朋友，她一直看着小伙子，眼神似还不能完全聚焦，但目光都在他脸上，他走哪里眼光跟到哪里。

加床母亲就有新的抱怨，她说这个女儿真是没心肝啊!话未完，嘴巴扁了，泪差点落下。

连她的丈夫后来也有微词了，他也没想到女儿这样。按他说，自己本来是做建筑的，也能挣钱，女儿病倒后，他已经两三个月不接业务了，家里积蓄一堆堆往外拿，还做好了拿光积蓄后再把家中三层楼高的房子一层层卖掉的打算，结果人家醒过来，却只认男朋友!

气归气，毕竟是自己的女儿，加床的父亲每天还是那么操劳，而母亲，不时会鸟儿似的突然飞进旁边哪间病房，喜滋滋地跟人说，我女儿今天手会往上举起一点点了!或者说，我女儿今天拔掉气管，开始喂她吃饭了!

加床的神志越来越清醒过来了，能发出一两句单音，偶尔也会对人浅笑。有天护士给她换完药、俯身说了一句：你很幸运，有这么了不起的父母!

加床怔了一会儿，眼睛眨几下，就湿了，泪慢慢溢上来，往两侧流去。

六床

关于六床，并没打算多说，却是一定要说的，因为六床很特别。

六床住院七八年，已经年近九十，跟挖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愚公差不了太多。愚公还挥得动锄头，还能领着子子孙孙每天挖山不止，六床却不能。走进病房时，若不留神，根本不会看到六床上还有人，他太瘦了，一把干枯的骨头像一张薄纸似的紧贴床上，与被子融为一

体。大多时间六床都在睡觉，如果霞着，见有人进来，他会选择性地发出声音，嗅噢噢地叫，嗓音尖细短促，像某种动物发出的。

所谓的“选择性”指什么呢?说了别不信，是指男人还是女人、是年轻的女人还是年老的女人。六床早已痴呆了，早已凡事浑浊丁，单单能辨认的，竟是女性年轻美丽的容颠。小护士吃吃吃笑着说，我们一进病房他就来劲了。不仅来精神，荒唐的事在后头：有时候他会突然把裤子往下一拉，一边拉一边盯着人家嘻笑起来。快九十岁了，痴呆多年了，四肢僵硬了，意识不清了，单单某种本能却残存着。做是做不了什么，不过是潜意识里零星藏有一点意淫的快乐——抱歉，真让人不忍细说。

但小护士并不介意，真要跟病人介意她们就不要活了。如果手头不太忙，她们还会说起六床的其他故事，比如谁来打针他高兴，谁来打点滴他乐意，诸如此类。六床住院久了，病情已很稳定，基本上有在此安度晚年的意思，所以他的家属并不常来，雇了一个四川护工，护工挺能说会遭，却又热爱打牌赌小钱。中午或晚上，几个老乡聚到楼梯口或者楼底下围成一圈，全情投入大战一番。这时候，六床就只能一人独自在床。他两腿间上了尿不湿，两手则用布条捆在床两旁的护栏上，这样，他就不会把床单弄脏，也避免了从床上滚落下来的危险。

六床肯定不喜欢这样的处置方式，他仰面朝天，啊啊啊地哼个不停，凹陷的眼窝、干瘪的两腮以及没有一颗牙的大嘴似一个个小洞，幽幽豁着，阴森可怖。

护士说，别小看他，从前他可是一名非常厉害的警官啊，立过功，当过英雄，名声很大，所以才有资格在这里养着。

没有人打算小看他，到了这个份上其实別人怎么看于他都无关紧要了。这个瘸区因为有他枯枝败叶般横躺在那里，陡然就有股特别的气息弥漫开来，边股气息有时让人窒息。有时又让人哑然失笑。

不祝他长寿，只祝他余生能活得自在，没有痛苦。

九床

九床已经昏睡了三个多月，气管被切开，插上管，吸痰和喂食都依靠那根管和那个孔。因为一直躺着，肺有感染，痰非常多，咳起来气管像拉风箱，吱咕吱咕地尖利地鸣响，相当吓人。但吸吸痰，马上就安静下去了，安静得一点声患都没有。

安静时五十一岁的九床紧闭双眼，头微微弓起，往一旁歪去。守在病床边的是两个女人。一个是妻子，一个是妹妹，刚开始很难弄清谁是妻谁是妹妹，消瘦一点的那个，挽着袖子麻利地为九床翻身拍背吸痰喂食，以及倒尿擦身；而稍微矮胖的另一个，总是客客气气地站在旁边，递去这个接过那个，消瘦一点的那个吩咐一声，她做一下，不吩咐她就什么都不知怎么做。空闲下来时，消瘦一点的那个对别人说。这是我嫂嫂。又指指病床说，这是我哥哥。好像怕人不理解，她进一步解释说，我嫂嫂不认字，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妈妈逼我来照顾我哥哥，我这个做妹妹的只好来了。她是个表达能力相当好的人，五官也长得醒目，脸蛋是目前全球都流行的那种“巴掌脸”，很小很精致，却已经年老色衰了，而且也不修饰，衣服松松垮垮地罩着，好几天都没有换洗过的迹象。按医院的规定，每张病床每晚可花两元钱租一张小折叠椅，再花两元钱多租一张却不行，因为病房小，放不下。九床的妻子和妹妹就面临着只有一个人晚上能够有折叠椅可睡，这个人一直都是妹妹。妻子本来也可以到外面住宾馆，但宾馆要钱，她舍不得，就抱了一张草席，铺在病床的底下。地面不是木板的，是水泥，直接躺在上面一天天睡下去，是要得病的，但九床的妻子不在乎，似乎也不太懂那个理，

病倒之前九床是郊县一个乡镇的小学教师，“文革”后考上师范的，从教二十多年，几乎就没病过，在一天夜里没来由突然就病倒了，病成这样。他与妻子结婚应是在上师范之前，很多当年的“三届生”命运都类似。因为要搞一场挂有“文化”之名的运动，他们却失去上学学文化的机会，许多曾有万丈雄心的人，远远望着紧闭的大学校门，怎么悲鸣哀叹都没用。个人命运从来都是单薄无力的，比秋风中的落叶还孤独无奈。只好回到田里，只好闭眼草草与一女人成亲。以为终其一生不过如此了，竟又恢复高考。考上了之后，亲情、道德、良心等等都已经牢牢将其铐上了，总之甩掉身后的家庭比安天还难，就苟且着吧，万千的痛都隐在深处。当然，这说的不一定就是九床，难保九床也有自己很受用的状态。他的妻子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甚至从姿色上说，也属于最乏善可陈的那种。不过男人娶妻，也有不图其他，唯求一个贤良的标准，而至少从外观上看，九床的这个妻子是贤良到极致了。除了舍不得花钱住宾馆，她还舍不得多吃饭吃菜，衣服就更不用说了。天气转凉，邻床一位病友的家属看她穿得单薄，缩着身子微微打颤，就回家拿来旧毛衣，她感恩戴德一番道谢，转个身立即穿到身上，一穿一个季节。

按九床的妹妹说，她哥哥有医保，但花掉十一万块后，医保就截止了，不肯再付。这好像是土政策，其他地方的医保似乎没有类似的规定。反正接下去九床所医所治就得自己出钱了。钱出得很多，每天挂瓶、打针、特级护理等等加在一起至少都要上千元，如果再要进行康复训练，还得再花几十元。康复师也来训练了几次，不过推推腿揉揉手而已，似乎也不太难，妹妹站在一旁很用心看几次，就自己动手，每天上午下午各操练一次。整个过程她哥哥一如既往闭着眼，反正任其摆布，脑袋随着妹妹的动作无助地晃来晃去。

九床有三个儿子，大的本来面临结婚，谁知本来打算出钱操办婚礼的父亲却病倒，所有的钱都成了医药费，还得源源不断地到处借钱，因此背下一大堆债。大家不免猜测，这可能是大儿子一直没露面的主要原因。病区里谁也没见九床的大儿子。

二儿子在深圳打工，据说所挣的工资连自己衣食住行都勉为其难。

小儿子正在读大学，只要有假期，哪怕五一、国庆七天假，他也会从三百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赶来，顶上姑姑的缺。小儿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面色忧郁，但温文尔雅，客气礼貌，护理上也很用心，连导尿袋满了，也是他动手去接出倒掉，脏臭都不在乎。闲下来，则坐一旁，佝着身子，捧书静读。周围的病友家属就感叹，说这样的孩子现在真是太少了，这么孝顺懂事。他听了，笑笑，继续看书。他一来，九床的妹妹就要回家歇几天，她也是有家的人，家里有女儿有丈夫，本来也还有工作，在乡办企业里一个月也能挣一千多元，已经都放弃了，不能连偶尔回去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九床还有三个兄弟，他是老二，下面一个弟弟办工厂，有点资金，也有些社会关系，都是这个弟弟在不遗余力地跑医保跑医疗救治。另有一个兄长在外地工作，一两个月就会坐火车大包小包地赶来，一来就嗓子奇大地骂人，主要是骂妹妹，骂她给九床揉手推腿拍背的次数不够，就自己动了手，将九床侧过身，以一股擂石敲山的巨劲，劈劈啪啪地拍打下去，声音惊心动魄。妹妹苦着脸悄悄跟别人说，我哥哥会被打死的。但动手打的人也是她哥哥，真的没

办法，她说什么都不是。这时候如果九床的妻子能出面劝劝就好了，毕竟人家是夫妻，谁怎么待她丈夫，她有发言权。可是她哪里敢说?千里迢迢坐火车赶来的这个兄长更没把她看在眼里，她一直低眉顺眼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双掌捏在一起，愁肠百结，忧心忡忡，却一句阻拦的话都没胆量说。

兄长是小职员，也没有奢侈的资本。关于宾馆，也根本不在他考虑之列。入夜了，兄长哪儿也不去，索性就坐在病床边，头靠墙上小睡片刻。那哪是睡?眼才闭上，又马上睁开，又把九床往左或往右侧起，叭叭叭拍起背来。或者把被子撩起，将九床木棍似的细腿抓在手里，揉面般上下使劲。他绝不单独行事，如果单单他一人动手的话，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吃了大亏，所以就把那两个女人也一并叫起，整夜山呼海啸鸡犬不宁。这就影响到了邻床，都是病人，怎么就不懂得照顾一下别人?兄长一听有人提意见，火噌地一下就烧大了，他甚至涨红脸，中指火辣辣往前送，直送到人家鼻子底下。这事反映到病区主任那里，兄长冷静下来后也知道自己理亏，就找了借口，说单位请假时间到了，得回去上班。他走后，妹妹有一种压在身上的大山被移走的愉悅，松了一口气，可能还有点忿忿，偷偷跟人说，这次兄长来其实身上带了三千块钱，但是兄长的老婆并不赞同帮衬这笔钱，千叮万嘱说，先看看，一定要先看看。如果那边还有钱住院，就把钱带回去。那几天九床的弟弟恰好刚刚帮着借到一笔钱打进医院的账上，所以药费还能对付，兄长一看，果然就遵老婆指示把钱又带回了。

妹妹长吁短叹为钱发愁，她说如果哥哥再不醒，就没处借到钱了。别人心想，这么大笔大笔地借着钱，即使能醒，又怎么还得清呢?妹妹倒是自信，她说只要我哥哥能醒就没关系。这话听起来当然很不解，却也没法细究下去。一天一天的，其他病人渐渐都有好转的迹象。九床却原封不动，好像拧着股劲，执拗地要跟谁过不去似的，一点都没有醒过来的苗头。医生挺头疼的，有点无能为力了，劝他们转到康复医院去。妹妹一听，马上说不行不行，他还没醒过来怎么康复?康复又有什么意义?

从医院劝他们走开始，妹妹对这家医院的医术就产生了深刻怀疑，有一天她消失了好一会，回来时手里提着一大把草药，说是一个草药铺的土医生开的。土医生连病人面都没见过就敢开药?但妹妹是信的，九床的妻子肯定也信，她反正没主意，一切都听妹妹的。于是九床所在的那间病房每天就有浓郁的中药味飘开。医生可能也知道他们自行用药，但睁一眼闭一眼，没有谁过来干涉一下。

同一病区的病人家属在浓郁的中药味笼罩下皱着眉头觉得不可思议，又不好多说什么，好歹人家是为了九床好，动机是感人的。九床病成那样，却有这么不弃不舍的妻子和妹妹，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

但是有一天得到个消息：到医院看护，妹妹不是无偿的，除了包吃之外，每个月还有一千元的工钱，这个收入比她在乡镇企业里的收入还略高一点。

另一个消息意味深长：九床以前除了教书，还承包鱼塘养鱼养虾，养了十几年，赚下七八十万，可是这个钱究竟藏在哪儿谁也不知道，连妻子他也只言片语没透露过。是借人了还是贷款了?借了谁贷了谁?借了多少贷了多少?他突然病倒，片刻之间人事不知，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一切都得等到他醒来才会有答案，所以九床必须醒来，必须开口，周围所有的人都在焦虑地等待这个答案!

十二床

三十一岁的十二床病情与九床类似，甚至连发病的突然性也差不多：白天好好的，还开车带妻子去看病，傍晚在家喝点啤酒，喝到一半，头疼得开裂，然后蓦然倒地。从那时到现在，九个多月过去，他一直昏迷着。不同的是，他的昏迷还跨越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在芝加哥倒下，包机送到上海，又从上海花八千块钱租部救护车送回这座城市。医院的等级似乎一点点下降，他父亲甚至已经动了再往下降的准备，就是将他接回老家的村子里，听任命运对他做最后的判决。

几个护工凑在一起议论说，神经病区长得最漂亮的病人就是十二床了，首先他很白净，另外他个子很高，再者鼻子很挺，等等。十二床闭着眼睛，脸色纸一般苍白，所以漂亮与否实在不太好下结论，但他个头确实很高，规格统一的病床别人摊手摊脚地躺着，尾部还有剩余的空间，他却没有，变形的脚趾头硬邦邦地前伸着，已经将床尾的铁架子局促地抵住。

关于十二床的点点滴滴，别人都所知不多，越不多越有好奇。在走廊、在盥洗室，总有人会向他的护工发问，护工说他只知道十二床全家都在美国，国内已经没有亲人。再问下去，护工就摇头。他只是被雇来照顾的，据说价钱挺高，高到什么地步?护工嘴一抿头一歪突然不说了。同行间就有了妒嫉，不时对他轧一下挤一下的。那护工脾气挺好，并不介意，每天都高高兴兴地做事，显见比别人都更花力气。

春节后十二床的父亲出现了。高个，这与十二床相似，黝黑，这与十二床相反。他姓何，大家称他老何。乍一看老何不像好接近的人，这个印象来自于他身份，更来自他的胡子：浓密、杂乱、邋遢。通常只有艺术家才有留乱七八糟胡子的兴趣，但老何穿着简单，每天运动衣牛仟裤运动鞋。而且身体松松垮垮，见椅子就一屁股坐，若是站着，也必定挨近什么建筑材料，墙或门框都是他身体的支撑物。人的肢体也是有语官的，而且这种语官特别真实可靠，实在丝毫难见被艺术雕凿漫染出来的那股特殊气味。

大家跟他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距离，远远地眺望打量。老何也一样，他每天懒懒散散地来医院，在病床旁坐一会，什么事都不做，话也少说，然后好像兜成任务了，站起走掉。

看上去老何心情不好，很不好。他的不好大家能理解，又有点不太理解，感觉里头有一点点对焦不准似的。

有一天老何还是开口说话了，他说是因为有人间。有太多好奇了，总之这个不问那个也问。老何好像也憋得挺久了，话就在嘴唇边，人家一问，他一点犹豫都没有，马上就倒出来。

他的经历其实很简单：到美国差不多快二十年了，偷渡去的。在那干什么?打工呗，还能干什么。买房子了吗?哪里能买得起，都是租!有自己的店吗?没有，还没有。老何喜欢短句，一问一答间眼神就有点零乱了，但语气没有起伏，不像在说话。倒像在叹气。也没见他有多少动作，大部分时间双手都慵懒地插在运动农的口袋里，眼望着对面的墙壁，偶尔才会瞥一眼问话的人。

“不过，他有间店，中餐馆。”老何突然指着病床上的儿子说。大束噢了一声，有点意外。理论上在美华人应该还是富裕的，这是大多数人下意识的感觉，不富，那么千辛万苦千里迢迢跑去干嘛?不过具体落实到十二床的身上，还是有点错位。错在哪里?十二床是病人，没有神智、无法行动、身子变形，他是弱者，是被同情被可怜的对象，而美国的店老板则是需要仰望羡慕的。但老何的话还没说先，老何站在门口，将身子松松地倚地门框上，对站在走廊上的众人说：前一阵那家中餐馆卖掉了，央了十二万

美元，眨眼间，这钱就被医药费全部吞掉了。

老何又说，真的都没了。现在是各个亲戚借的。

全场无声了很久，隐约听到有人嗞嗞吸了口冷气。十二床霎时又还原成一个普通病人，他无店。无钱，病愈也遥遥无望，投向他的眼光重新有了许多怜惜。此时恰好一个护士提着输液瓶经过，护士也听到老何的话了，脸一侧，瞥过一眼，那一眼悲悯与意外夹杂混淆。

据说在美国生病本来是有福利的，但人家也不是敞着钱包任住任吃。十二床刚病例的那夜，急救车进他去的不过是家很差的小医院，治来治去洽不出效果。家人就急了，想转大医院，人家不收。所以包机回国，回上海。那时是一门心思要把他命夺回的，所以破釜沉舟。如果早知不能治……唉!老何的眼神在这时变得复杂起来。

十二床住院后，一对花朵般的女儿出现过几次，都不到十岁，白白净净的相当漂亮，来了就安安静静地看着床上的父亲，不哭不闹不说话。女儿是由外婆带来的，一手牵一个，瘦小的外婆，黝黑的外婆，从病房外走廊铿锵地迈动脚步，感觉她是架马达，用劲地将两边的小美女牵动，又仿佛是只大鸟，正张大翅膀，那翅膀上挂着一对仙女似的小女孩。外婆的女儿、小女孩的母亲呢?问号很自然就冒上来了。

老何把身子拉直，直了不过半秒，马上又倚到另一侧门框上了，用一只脚撑着，另一只脚别在前边。老何说，他老婆在美国。

为什么不回来看他呢?

还没有身份呀，回来就再也出不去了。

老婆打工吗?

打。

该去打，挣了钱就能拿回来治病了。

拿回来?她自己能养活就好了。她身体不好，经常生病。

老何舔舔嘴唇，突然生出一些忌讳。老何不说了，他又把身子往上拉了拉，打算返身回病房里。看老何的脸色，他似乎后悔讲太多话了。许多人遇到难处时喜欢掏心事，急匆匆地指望别人分担，老何不是，老何一直沉默地独自抵挡着无措。接下去老何很可能再也不开口，嘴快的人急忙问：那你儿子是哪一年去美国的?

老何头也不回地答：九八年，

怎么去的?

假结婚。

站在门外的人互相看一眼，脚忍不住就跟着老何往里走了。大家围着十二床站定，静静地看他。十二床弓着脖子仰脸朝天，眼空洞地睁着，没看任何人又像在看每一个人，脖子咕噜咕噜地发出一串声响。这样的状态确实很难让人对他的前景有乐观指望，但大家不敢说出来。十二床从病倒至今，不仅把自己十年美国淘的金都败光，还连带让一家人都一穷二白，一切归零，白辛苦一场。但是能不治吗?至亲的人毕竟谁也狠不下这个心。接下去呢?钱没了，痊愈又渺茫无期，老何的心看来已经开始狠了。有人便问道老何是不是真要把十二接回老家去?老何点头。不治了?老何扯扯嘴说，还有什么好治?能治早治好了。

老何这次回来仅呆两三个月，过后他要再赴美国。走时他不是孤身一个人，得把那两个花朵似的小女孩一并带上。小女孩是在美国出生，有美国籍，该去上学了。也就是说都走了，国内不再有亲人。十二床如果接回老家，家中没有至亲的人，只能靠护工照料，那情形光是猜一猜，便知是怎样结果了。有人就劝老何，说无论如何医院还是好的，不说治好，至少有抢救的能力。回家去，家在乡下，万一出现危险，怎么办?

老何眼一眨说，还能怎么办?死了嘛。

全场都静默了，确实很意外，谁也没想到老何会这么说，而且说得如此平静若无共事，像是说远处的陌生人，像是说一头猪一只羊的最后结局。

护工此时正举起十二床的左腿，张弛有度地按摩推拿。那腿白花花的像根巨藕，只是缺了水分与光泽。因为有人看，护工显然更卖力，并且尽量将专业水准展示出来，多少有炫技的成分。

其实一定要说专业，这个病区的护工没有一个敢自夸。他们中四川与江西人居多，同一个村子的只要来一个，接下去就会带来一串，彼此七亲八姨的大多有关连，一般来几天，看几次，就能依样画葫芦忙开了。只有十二床的这个护工是个例外，他原先在上海护理十二床，很得十二床家属满意，就随救护车一路跟来了，到这里形单影孤，职业能力一直被同行故意质疑，所以这会儿就格外用力表现，都快有表演感了。

幸亏你们有钱啊!有人感慨道，话里的意思当然也包含着：如果没钱，如果没有多给护工钱，护工就不可能这么卖力伺候了。

老何这时候突然也跟出一句感慨，老何说，还是共产党好啊!

大家都不免一愣，如此革命的话，我们从小听到大，耳朵早已习惯了，但它突然从偷渡去美国的老何嘴里说出，还是吓一跳，而且惊诧着，摸不着头脑。这时老何重重叹口气，转过身子，指了指对面的病房，摆几下头，再叹口气。大家心里悄然噢了一声，终于明白老何的意思了。对面是个单间病房，独住一个老人，老人八十岁了，每天挂瓶吃药无拘无束——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无拘无束这个词放在别处，最多有自由自在感，在医院，却体现了另一种健康人无法想象的重要意义。

连作为美国人的十二床都对医药费无能为力的问题，对面房里三十八床却根本没有此类烦恼，老何指的正是这个。三十八床

被老何所羡慕的三十八床肥胖，壮硕，满面红光，乍一看都不像是个病人。

但三十八床右边手脚都不能动，舌头不仅僵住了，还一下子肿大了很多，悬在两唇间，不时蠕动几下，所以他基本说不出话来，能说的只是有限的一些单音，啊啊啊的，左手比来比去。

三十八床是去年中风倒下的，曾惊险万状过，病危通知书一封接一封下达。因为最好的药物与护理的及时跟进，他一天天挺了过来。用的药确实很多，公费的自费的，只要有益，都推进去。解放前三十八床是地下党员，还上山打过游击，因此有了离休干部的待遇，按政策，他的医药费绝大部分公家都承担了，每个月都要好几万元啊。年轻时三十八床曾把加工资的机会主动退让掉三次，因为有更困难的同志嘛。那时的情形如今想来真是感慨万端。三十八床的女儿跟他开玩笑，说他一生都那么讲党性有觉悟，现在终于也堕落成了国家蛀虫，每天都在吸着人民的血汗钱。另一个玩笑也开得很离谱，说人家杨振宁八十二岁还能结婚娶新娘，你八十岁就躺在床上动不了，差距太大了。

三十八床听了呵呵笑起，他都明白。

刚病倒那一阵，三十八床有过一阵什么都不明白的日子，两眼翻白，吸呼微弱，任你在床旁怎么叫唤都丝毫没有反应。两个月后人虽醒过来了却又开始暴躁狂乱，用还能动弹的左手左脚蹬踢擂打，几乎要拆散床架，还整天没来由地大喊大叫，“公社!”“群众!”“革命!”“社会主义!”诸如此类，喊叫的都是很政治化的词语，而且声若洪钟，气壮山河。自他入院，他的妻子白天黑夜一直在病房守着，问他：我是谁?他说：依妹。依妹不是妻子的名字，妻子的名字他根本不记得了，连人也辨不清。但是以前的老战友老同事刚走到病房门口，他就一下子认出了，啊啊大声叫起，然后猛地抓住人家的手，嘴一下子扁了扁了，老泪跟着就下来了，像个

委屈的孩子似的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哭得地动山摇。

他妻子目瞪口呆，妻子说，之前从没见他哭过，连关在学习班里批斗时，都以敢跟工宣队的人拍桌子瞪眼睛闻名的啊，真没想到他也会哭。

病情稳定下来后开始做康复训练，比如站立，比如发音，比如认字。三十八床年轻时能说会写，在报刊上还发表过文章，但这时候却像幼儿园刚入学一样，从单字学起。恢复认字非常困难，训练有素的医生充满耐心地一遍遍教，他一遍遍跟读，读完了，也就忘了。

毛主席，这是他最初认出的字。

祖国，他又认出了另一个词。

医生还教他唱歌。中风之前，三十八床是老人合唱团的成员，家中专门配了卡拉OK机，昏晨时刻，动不动就把音调开得极大，然后放肆地、酣畅地、激情澎湃地高声大唱，唱得前后幢居民楼哈哈大笑；三十八床姓林，邻居们边笑边想，原来进合唱团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啊，单单一个嗓子好，居然也就够了。例子就在跟前，这个老林，因为满口没有一颗牙，唱歌因此跑调都跑到千里之外了，在合唱团里竟然还是台柱。又想，嗓子好原来也可以把一个人的自信心如此鼓足起来啊，老林把机器音量开得这么大，完全有娱乐四方邻居的理想，他要是觉得自己歌声不美不动人，肯定不敢这么慷慨大方理直气壮的。三十八床住院后，他的一些邻居去医院探看，说着说着就说到他的歌声。老林啊，你要快快好起来，听不到你唱歌，我们还不习惯哩。

早先家属还存幻想，以为三十八床还有恢复如常的可能，慢慢地知道这不切实际，一步步后退，退到只要他意识清醒能说话会表达就行了。在治疗大半年后，这个愿望侥幸实现了一半。他意识清醒了，但不能表达，只能用手比来划去的。比如晚上七点正，如果病房里电视没开，或者开的是其他频道，他的手就会往前指，指着电视，对护工吱吱呀呀喊叫。护工明白了，他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病之前这个节目他是雷打不动一定要看的，经过一场生死大劫，生物钟其他齿轮都混乱了，只有这个却分秒不差地留有了下来。真弄不懂他究竟是靠什么掐准时间的，难道还能看得清放在电视机顶上的那台小闹钟?

医生也懂“因材施教”，对三十八床的语言训练于是从唱歌入手。《东方红》，这是三十八床病倒后唱出的第一首歌。第二首是《国歌》，第三首是《国际歌》，第四首是《卖报歌》。都是老歌，老歌以及那些与往昔最生龙活虎岁月紧密相关的老词老朋友老电视节目，都在三十八床的记忆里沉淀得最厚实顽强，因而唤醒得也最容易。三十八床像歌星一样过起了每天有专人教他发音练唱的生活。他女儿在一旁逗他：好好练，争取上春晚!

这些日子他女儿动不动就往医院跑，那本来是她陌生的地方，猛然间却发现世界的缝隙里竟还有一处如此沉重的角落，疼痛、绝望、无奈堆积如山。穿行在病房，不时有种突然闯入一间工厂废旧仓库的感觉，那么多残缺破损朽坏的产品迎面扑来，满目疮痍，忧伤可怖。而每次从医院大门走出，又总忍不住长吁一口气，那一瞬，阳光或灯光都有种久违的感觉。

是的，这人是我，我是三十八床的女儿。

林那北，作家，现居福州。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寻找妻子苦菜花》、长篇小说《娥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