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

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2008年底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回顾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认为它们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提供了启示与契机，为我们站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六十年(人民共和国)和九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当口向前展望，做了一个极好的铺垫。

张旭东说，首先，抗震救灾和“奥运火炬”这些事件，把我们原以为已经消失了或者被抛弃的一些价值又给“震”了出来。很多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充分商业化、“脱政治化”，朴素的邻里关系、人际友爱和互助、朴素的爱国主义这些东西都已很淡漠，但没想到在这些事件中，多年潜藏在地表之下的热情和能量又重新爆发出来。

其次，经过这一年，很多人不假思索假定为稳固、可靠的东西，却一再折腾，最终却证明不经折腾。特别是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让我们看到美国的金融体制、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乃至发达资本主义的内在理性基础和制衡机制都远不如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宣传的那么可靠。资本主义的内在伦理。也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富于自律性和生产性。

这从正反两面给当代中国人一个警醒：真正可靠的东西，只能从自己的实践中得来；真正的路，只在自己脚下。这正是回顾过去三十年、六十年、九十年走过的道路得出的必然结论。所谓的真理，无非是这种集体实践和集体智慧的阶段性总结和自我表达。

张旭东在“连续性与断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哲学与文化政治层面上回顾了中国当代史。他说，“新中国”虽然有史诗一般的开幕，但随后面对的问题更多是柴米油盐，即“先进的生产关系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伟大的过程，也是一个危险的过程。因为这个从无产到有产的转变不是“无产阶级”在国家形态、文化和价值领域向“资产阶级”缴械投降；不是对革命正当性的全盘否定；也不是对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全球秩序的消极认同。这场转变不能以一种既有的、陈旧的概念和价值体系去描述一个全新的社会试验和历史实质，不是在这场转变中用别人的历史实质偷换、消解和否定自己的历史实质。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自我转化，不是它的自我否定。只有这样，才能在从“无产者”到“有产者”的历史转变中保持自身政治、文化和价值上的根本的自我认同和创造性。如果“无产阶级”在变为“小康”的过程中无法把自己的行为论述为价值，无法在理论上确立自己的属性或规定性，当代中国就无法把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经验提升到“普遍”的高度。“新中国”的创造性，在实践领域的方方面面有目共睹。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创造性在理论层面上被安置在创造新社会和社会主义“新人”的意义框架里。在今天，单纯的经济主义逻辑是不足以承担这场意义斗争和价值斗争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同样也不可能由“国学”来承担。今天的“国学热”其实还没有自己的历史和学理基础，没有范式上的突破，更没有真正融入我们对于新中国历史实质及其未来的思考之中。我们还没有像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那样的西方传统内部的“国学大师”——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古典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有着极为渊博、精湛的知识，更作为“现代人”为这个传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奠基。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学大师”做的基本上还只是一些资料汇集和知识通俗化工作。

张旭东指出，一个社会处在上升状态的时候一般会乐于用事实说话，它本能地相信自身历史经验的实质性，相信真理越辩越明。伟大的历史经验总是带来属于自己的伟大形式，实质总会创造出自己的概念和表象。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伟大的理论和伟大的思想。那只是说明我们历史经验的伟大之处还没有变成自明的东西。如果我们对过去三十年和六十年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在眼下就应该有一种耐心，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过程做好准备。

在这一前提之上，张旭东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期望。他说：期待并不等于无所作为。如果我们在各自的区域性的舞台上把戏做足，那这出戏里面自然包含着唯有中国环境下才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是特殊的体制可能性、文化可能性和价值可能性的具体形态。这种可能性的集合将为真正伟大的当代中国思想提供资源和内容。哪怕我们今天在理论论述上只能走在半途上，但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为这种可能性的发现、保存、印证和体现尽自己的所能。这要比构筑貌似庞大但实际上却可能经不起推敲的煌煌巨制更重要。做一个合格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学理的融会贯通之外，要有猫一样的好奇心，狗一样的嗅觉，每天在时代的大街小巷里转悠，寻找活力和创造性的痕迹、线索和宝藏。这种东西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各个领域都在往外冒。但它们彼此并不通气，也没有在一个更高的全盘性的话语和理论框架里被人有意识地阐发或“翻译”出来。而这正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

张旭东说，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前提，近代西方的历史实践在它的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中实现了一种普遍性，所以它给非西方世界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冲击，我们直到今天还无时无刻不在这种冲击的影响下生活和思考。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普遍性”一经形成就可以脱离具体、个别、特殊的历史实践而变为新的不可变的“祖宗之法”。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和“西方”可以说都是具体的个别性。也同样都具有实现普遍性的可能。

(萧宇)

中国思想学术面临着一个历史性时刻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学者邓正来近日接受《隙望东方周刊》专访，评论改革开放兰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与现状，指出中国学术来到了一个临界时刻，它应该自觉承担起自己的历史抱负，也应该构想自己的更为宏大的未来目标。

邓正来说，中国社会科学、人文研究近三十年来大致经历了从对西方知识大规模的引进、“复制”再到学术规范、学术体制等全面和国际“接轨”的阶段。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三十年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还不足以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因为在这三十年里，主要是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为评判标准的，而在这种评判标准下的研究成果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本身的关注，实际上也根本设有办法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另一方面。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各种西方的或传统的模式的束缚，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却仍然受着苏联和西方知识的束缚，无法自主地解释当下实践中的中国经验本身。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帮着西方的先哲同中国的先哲们打仗。也就是说。我们严重地忽视了对中国问

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

邓正来指出。我们必须把它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要站在国际政治竞争的历史高度来对待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把它看作是一个全球化问题，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一个大国战略问题。第—个方面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们事实上开始进入到“世界结构”之中，但它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盼——它并不是按照表面上的“生权平等”原则来运作的，而是根源于一个国家的“主体性”。而一国的“主体性”则在根本上依赖于该国有没有对其本身以及世界未来“理想图景”的认识。如果你没有关于什么是自己的好生活的理想图景，你就决不可能参与修改关于未来生活的规则!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做出我们的知识贡献。第二，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竞争；换句话讲，那种“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替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第三，从中凰学术的自身水平来看，我们已经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学术大国。过去三十年，我们对西方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一般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大众层面，而无力对西方乃至世界学术产生足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在世界未来发展的问题上。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几乎从来不为国际学术界所引证。

我们在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版图中的确处在边缘地位，这种边缘地位恰恰与我们在世界结构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丧失，才使得中国表面上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事实上还不是—个“主体性中国”，因为它受到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宰制，甚至包括经济上的宰制。所以，我们中国思想学术走出去的目标，最迫切的首先在于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

邓正来认为，我们的思想学术是有可能走出去的。对中国经验的解释有可能使我们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的短短三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我所谓的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在这种中国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希望结构和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

最后，邓正来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是个复杂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为此，邓正来设计了一个近期、中期和长期三阶段的发展战略：近期战略主要侧重于外部推动，以举国之力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创造条件；中期战略主要是争取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造血和健康发展上，取得初步突破。初步突破的标志就是在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内创立有着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派”。远期战略旨在全面突破。其关键是在各种学派不断建立和涌现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真正地完全建构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戴恩)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农民工怎么办?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潘毅2008年12月7日在乌有之乡做了《世界经济危机下新工人的命运》的讲座。在讲座中，她给中国农民工一个新称谓：新工人。

潘毅说，危机爆发之前，新工人即农民工这个特殊的产业工人的庞大群体就没有工会组织，没有权益保障，没有明确政治地位，那么，在经济危机爆发并持续蔓延的今天，他们的情况会如何呢?而且，在这一背景下，劳动法的艰难处境和它前途未卜的命运也令人忧虑——有可能变成一张废纸。然而农民工们暗淡的前途却成了资本伙同主流媒体向政府施压，向法律争空间的借口。我们的社会在资本和媒体的强力控制下，舆论的方向被转移，甚至被利用。2008年媒体大量报道工厂倒闭、外迁、失业，甚至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开始大肆报道，但根据一些NGO组织的调查，情况并非如此之糟。那么其用意何在?目的是什么?

潘毅认为有两点：一，把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化，以此来规避新劳动法。她说，在新劳动法还在酝酿之中时，一大批外资和台资港资企业在香港的报纸上放言一旦新劳动法实施，他们就要倒闭，所以早在金融危机以前，这些大资本就有意在制造一些危机了。二，逼地方政府不要落实劳动合同法。在主流媒体这样的报道下，很多广东省的地方政府已经公开说他们要推迟实施新劳动法或者根本不认真去落实。第一点对大资本的好处是：他们同时可以在出口退税、税务优惠、银行贷款等方面得到好处。这些说白了就是大资本为了自身的好处通过主流媒体不断地把工人失业、工厂倒闭的问题夸张化。

潘毅以她在北京建筑工地的调查为例进行了说明。她说在北京房地产的暴利高峰期，整个地产行业绝对没有落实劳动合同法，执行率是O，劳动力成本仅O.8％，而且存在着层层转包的非法现象。更不要说在危机爆发的今天了。那么原因在哪里呢?使得从媒体到工厂到大地产商不断对农民工利益进行侵害。潘毅认为问题出在资本——不受国家管制、不受法律约束的资本。另一原因是没有给予农民工明确的政治地位。即不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她用“精神圈地”来说明今天农民工的变化。她说，经过近二十年的城市化，今天的农民工已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从内心从情感认同上已经回不去农村了。况且农村不能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但国家还认为他们能回去，还能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和养老。这样一个双重的身份必然造成资本的肆无忌惮和劳动力成本的极度低廉，也使国家放弃对农民工所担负的责任而心安理得。

如何解决，潘毅认为，就应该给农民工真正的工人身份，给他们工人应有的政治地位和权益。打破劳动力和资本之间极不平衡的态势，使工人有力量制约资本。比如组织工会，享受工人应有的福利保障，提高工资，受劳动法的保护等。同时国家对资本进行节制，协调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发展。接着她谈到扩大内需，她认为，现行扩大内需的措施大部分仍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并不能大范围提高人们的购买力。可行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工人包括农民工的工资，才能从根本上扩大内需，使经济走出危机，形成良性的发展。

(胡立志)

美国：旧时代的终绩

近日《联合早报》发表了北京国际问题学者韦弦的文章《美国的三个终结》，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新保守主义时代终结。

麦凯恩的败选和奥巴马的当选实际上意味着新保守主义时代

彻底终结。其实新保守主义在布什第二任期就已经因为处处碰壁而开始收敛。奥巴马的当选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选民已经厌倦了新保守主义。因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奥巴马不会延续新保守主义政策。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点，一些国家对奥巴马即将上任做出不同反应。朝鲜暂停了与布什政府的对谈，静等奥巴马上台；以色列有点坐不住，担心奥巴马会改变布什时期的立场，乘奥巴马还没有上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清除晗马斯。

奥巴马抛弃新保守主义政策既是美国民主党的一贯理念使然。也是当前美国内外交困的必然。从奥巴马新政府人员组成上也可看出端倪。小布什上任伊始任用大量新保守主义人物担任要职。新保守主义政策大行其道，而奥巴马政府中的许多人员都来自克林顿时期，预示着将告别新保守主义。虽然各方在预测奥巴马外交政策时存在不同看法，但几，乎形成共识的是，奥巴马将会重塑美国形象，更多采取多边手段，加大对其他大国的借重与合作，采取对话方式解决地区热点问题。

第二，新自由主义万能时代结束。

从里根上台以来的近三十年来，美国日益推崇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不断向世界各国强行兜售。但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政府被迫出手相救，接管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干预市场，类似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某些做法。

奥巴马上台后将面临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挑战。美国的汽车业已经频频告急，业者向政府求援。与布什政府不同，奥巴马更倾向于救助汽车业等制造业。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国家干预开始从金融领域扩展到传统制造业。其实，我们从奥巴马最近公布的经济复兴计划内容可看出，这实际上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投资计划，明显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方向靠拢。奥巴马还表示将通过退税、减税等措施鼓励国内消费，同时还将可能对年收入二十五万美元以上者征收重税，然后通过减税方式用在穷人身上。奥巴马还宣称将加大能源、医疗和教育改革计划，扩大政府负担范围，提高福利待遇。这一系列措施实际上是财富再分配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格格不入，一些人称之为社会主义方式。

第三，传统“美国世纪”的嬗变。

1999年美国IT经济泡沫破灭后，2001年发明了“借贷消费、金融输血、创新拉动”的三驾马车，成为拉动美国最近七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金融危机宣判了这种模式的“死刑”。无论奥巴马通过何种方式拯救经济，他都不可能重复这种动力模式。

“美国世纪”的维系还在于制度霸权。美国通过建立一系列由其主导的国际制度和机制独霸世界。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元的国际地位。但现在看来，一些制度和机制可能面临调整。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拉开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序幕。国际金融体系是未来国际体系改革的突破口。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但美元独步天下的地位可能不复存在，各国都在主张国际货币多元化，都在追求外汇储备多样化。一些国家还开始实行彼此货币间的清算兑换，美元的国际地位将逐步式微是大的趋势。

“美国世纪”的终结还表现在单极霸权可能受到挑战。即使美国仍能保持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内涵及内部关系也将会出现新的变化。一些新兴大国受冲击相对较小，很可能率先走出危机，从而导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演变。奥巴马在内外交困下被迫注重与其他大国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建设性合作，可能会体现出更多多边协调色彩。

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世纪”不一定立即终结，但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世纪”将终结，那就是经济增长模式失败，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地位受到冲击，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出现嬗变。

(刘生)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评巴以冲突

以世界体系论而著称的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以色列进攻加沙的战火中发表了名为《自杀编年史预告：以色列》的评论，他简要回顾了以色列战略的演变。批评了其政治上的失误。下面是其主要内容：

以色列国建立六十年来，它的生存和扩张有赖于一个由三要素构成的总体战略：强硬军事主义、地缘政治联盟和公共关系。强硬军事主义来自于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狂热，以及后来世界各地犹太社区的强烈支持。

在地缘政治方面，以色列先是与苏联结盟(时间虽短但极其重要)，随后与法国结盟(时间较长并使以色列成为核国家)，最后(并且最重要地)与美国结盟。这‘些盟国兼后台通过供应武器给予了最重要的军事支持，但它们也给予了外交和政治支持，而美国还给予了可观的经济支持。

公共关系的目标在于获得世界舆论的广泛同情支持，早年间依靠把以色列描绘成血气方刚的大卫反抗老朽不堪的歌利亚，而后四十年则依靠在二战期间纳粹大批清除欧洲犹太人问题上的罪行和怜悯。

以色列战略的所有这些要素在1948年到1980年间都相当管用。事实上，它们变得越来越有效。但到1980年代某个时点，三个战术中每项战术的利用都开始产生反作用。以色列目前进入了一个其战略加速衰败的阶段。以色列要推行任何其他战略可能已经太晚了，假如它这样做，它就会在地缘政治上自杀身亡。

在以色列建立的头二十五年，它与阿拉伯国家进行了四次战争。第一次是为建立犹太国而进行的1948-1949年战争；到1949年停战时。以色列赢得了联合国分割提议中没有包含的大片领土，包括西耶路撒冷。其他地区被周边阿拉伯国家并入。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离开或被迫离开以色列控制的地区，变成了阿拉伯邻国里的难民。1967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再次爆发战争，其他阿拉伯国家加入埃及一方。在这次所谓“六日战争”中。美国首次向以色列提供军用武器。以色列1967年的胜利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基本局面。在司法上，此时存在着一个以色列国，再加上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以色列开始推行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的政策。

以色列的胜利改变了世界犹太人的态度，他们此时已经克服了对建立以色列国曾经持有的全部保留意见。他们对以色列的成就非常自豪，并开始在美国和西欧发起强大的政治运动为以色列争取政治支持，并把强调大屠杀作为争取世界支持以色列的基本理由。

1973年，阿拉伯国家试图在所谓赎罪日战争中扭转军事局势。这一次，在美国军事支持下。以色列又取得了战争胜利。1973年战争标志着阿拉伯国家核心作用的终结。以色列能够继续努力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它也确实最终得到了埃及和约旦两国的承认，但要让这一点成为保障以色列生存的方式此时已经太迟了。

正在这个时刻，一个真正的巴

勒斯坦阿拉伯政治运动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产生了，它现在是以色列的主要对手，是以色列需要与之妥协的对手。长期以来。以色列拒绝与巴解组织及其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打交道，而宁愿运用铁腕。起先，以色列在军事上是成功的。

铁腕政策的局限性在第一次起义(intlfada)中暴露无遗。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被占领土上的自发起义，始于1987年，持续了六年。它迫使以色列人和美国与巴解组织对话，这是一个长过程，它导致1993年达成了所谓“奥斯陆”协议，提出在部分被占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西方世界第一次开始出现对所谓两国方案的实际支持。第一次开始出现对以色列铁腕及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作所为的严肃批评。假如以色列原先严肃对待了以所谓“绿线”(Green Line)为基础的两国方案——即1948--1949年战争结束后的分界线，它或许已经取得了问题的解决。

但以色列总是慢一步。当它能与纳塞尔谈判的时候，它不肯谈。当它能与阿拉法特谈判的时候，它不肯谈。当阿拉法特去世而软弱无力的马哈茂德·阿巴斯继任的时候，更加好斗的哈马斯赢得了2006年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以色列拒绝与哈马斯对话。

现在，以色列入侵了加沙，试图消灭哈马斯。假如它成功，下一个出现将是什么组织?假如它没能消灭哈马斯，一个两国方案现在还有可能实现吗?巴勒斯坦和世界舆论都在转向一国方案。而这当然是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终结。

以色列的三要素战略正在解体。铁腕不再奏效。与美国的关系是否将依然牢固?我怀疑这一点。世界舆论是否会继续同情地看待以色列?看来不会。以色列现在能不能转向不同的战略。即作为中东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欧洲前哨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军事代表进行谈判的战略?对此而言似乎为时已晚。很可能太晚了。从而，预告了一个自杀编年史。

(谭晚威)

城乡分割的文明后果

学者秋风日前在《南方都市报》撰文，称城乡分割制度，城市文明的损失也许不小于乡村。

秋风认为：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逐渐建立起来、由一整套法律、政策所维系的城乡分割制度，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农民遭遇的不公平。确实，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极大地拖延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损害了那些本应享有城市文明的农民的权益。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乃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大问题。今日为拯救经济启动内需而将目光转向农民，但城乡分割制度的恶果之一就是农民没有能力消费。然而，一项制度如果是不公正的，它除了损害那些刻意安排的牺牲者之权益外，最终也会损害设计者刻意保护的群体的权益。城乡分割制度也使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呈现出畸形，城市民众因而丧失了很多福利，比如城市房屋价格畸高，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城市民众由此无法享受乡村文明的诸多果实。

秋风指出：有心人或许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二十世纪美国兴起的几乎所有流行音乐样式，无一不是渊源于乡村。“乡村音乐”自不用说，另一种十分重要的音乐样式——blues。也可说明问题。上个世纪初，很多音乐人。前年还在棉花地里吹口琴，去年乘坐火车到芝加哥在酒馆里表演，今年又出版唱片，走红全美，成长为巨星。他们从乡村带来的那种强悍的生命力。又影响了诸多音乐样式。而所谓黑人灵歌、雷鬼等等。似乎也都渊源于乡村。

在这里，城市、乡村的音乐——广而言之可以说是文明——双向自由流动，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格局。就事物的性质而言，也许是因为接触土地，接近神灵，在乡村，生命的直接流露就凝聚而成为原创的文明。当然，这种文明是粗糙的，但它可以给城市文明注人新鲜血液。在城市，这些原生态的文化样式会被精细化、雅致化，由此而普遍化为国民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它将回流乡村，使乡村的文明城市化，创造出新的样式。

回头再看中国，有过类似的故事。电影《梅兰芳》中那个看起来相当暖昧的角色——邱如白，原型是齐如山先生。齐先生是河北高阳人，高阳曾经是北方昆曲的一个中心。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在高阳有田地，他的府里办有两个昆曲戏班，招收的艺徒多为高阳境内自己田庄人家的子弟。王府戏班解散，艺人们回到老家高阳，昆山腔才与地方语言、曲调结合，形成了北方昆曲。据齐先生说，当地几个村庄，学戏者很多，经常演戏，以至于村里的狗叫，都有高腔味儿。北京的北方昆曲剧院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院之初的不少名角儿，系出自高阳。

这故事今日听来如天方夜谭。自五十年代以来，城乡之间的法律、政策壁垒高高筑就，农民的昆曲唱得再好，因法律限制也无法进城演出，只能在乡村里低水平地循环。而乡村是无法支持高水平之演出的。于是，乡村的戏曲日益粗鄙化，甚至最终消亡。高阳的昆曲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反过来。城里人只能听政府养活的剧院的演出，因为缺乏乡村艺人的竞争。因为缺乏新鲜血液的补充，这些剧院的艺人的技艺日益退化。

不论古今中西，城市文明只要与乡村脱离，都会倾向孱弱、败坏。有朋友在一个京剧论坛上，用“中怯”一词形容当代舞台上所见的京剧演出之基本特征。这似乎也是当下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唱歌、唱戏的艺人们缺乏最基本的本钱：嗓子。他们普遍声音微弱，有气无力，矫揉造作，离开麦克风唱不了歌或戏。这并不奇怪，与乡村隔绝的城市的文明，必然是退化的。

自然，在田间地头，人们依然可以听到很多雄浑的嗓子，有令人兴奋的音乐。但在城乡隔绝制度下，音乐市场也是分割的，这些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士无法组织民间班社进入城市，因而没有渠道提振城市音乐的精、气、神。

可以说，在城乡隔绝的制度安排下，文明无法在城乡文明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城市、乡村都陷入文明的贫瘠状态。一方面，乡村文化缺乏城市文明的滋润，趋向于枯萎、粗鄙；另一方面，城市文明缺乏乡村文明的补给，趋向于孱弱、造作。

(李逸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