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展安

无论在中国的古典思想，还是在西方的古典思想中，都包含着丰富的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的咏叹甚至崇拜自然的因素。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关注自然环境、生态结构并不是一个多么新鲜的话题。可是，需要指出的是，今天再来讨论环境生态，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要蹈袭古人天人合一的老调，而是要解决在经历了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资源大量耗竭、环境大面积污染的境况下，人类如何生存的现实问题。天人合一论中的自然，是一个需要敬畏的对象，不是破损的、匮乏的存在。古人对自然的关注更多是要解决人类的内部精神世界的困惑，而今天谈论自然，则更多是要解决人类外部生存的压力，亦即它更是身体性的政治经济问题。在西方，讨论环境生态问题，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后果而出现的，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随着所谓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资源耗竭和环境恶化等问题更加突出，围绕环境生态出现了庞大的研究机构和此起彼伏的以保护生态为核心的社会抗议运动，在很多国家甚至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绿色政党。在中国，五十到七十年代并不是不存在环境破坏问题，但并没有凸显出来。环境生态渐渐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大概是伴随着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在农村的犬规模发展而出现的。乡镇企业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代表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它所带来的高消耗和高污染也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正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污染从城市蔓延到乡村而变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也就是从1990年起，国家开始发布《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以总结上一年度的环境状况。公报发布本身，说明了环境污染的程度。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化进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高度积累的同时，是社会矛盾包括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针对这一状况，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绿色”、“健康”、“和谐”、“可持续”等等关于环保的一些措辞在今天渐渐变成了公众的习惯用语。但毋庸讳言，进入新世纪以来，环境恶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趋势。环境的持续恶化不仅引起政府的重视，在一般媒体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当中也得到高度关注。其中部分知识分子的讨论不仅在时间上要先行于政府对相类问题的意见，在讨论的深度上也是一般的政策所远远不及的。发表于《天涯》杂志2000年第一期上的《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就是这样的一个讨论。

《南山纪要》不是由环保方面的专业人士所写就的，而是一群从事文学评论、文学写作、政治思想研究等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一起讨论的结果。他们相信环境生态问题绝不是仅靠经济发展或者科技进步、资金投入就能解决的，它涉及的是更为根本的政策和观念。也因此，《南山纪要》并没有讨论如何开展环保的细节问题，而是对目前整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意识形态展开了深刻思考。

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环境生态问题和经济发展是一个二元构造，要求经济发展就避免不了要破坏环境，如果要保护环境，势必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在《南山纪要》的作者们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发展主义的观点。这种对于发展的极端的理解并不是历史的常态，而是源起于西欧和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在二战之后广泛流行的一种现代性话语。该话语将社会的发展简单还原成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它鼓吹的核心。其最糟糕的形式是将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换算成GDP的增长。文中认为，恰恰是发展主义、GDP主义导致了环境和生态的持续恶化。因为发展主义最为重视的只是经济总量的提高，它并不关心为了这一总量的提高，自然环境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文章进一步指出，发展主义实际上是二战之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受到发展主义更严重的破坏，因为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承受自身由发展主义所带来的危害，还要承受发达国家凭借军事和技术等力量所转嫁的包括生态负担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负担和危机。发展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就是它通过改变人们的欲望和对欲望的理解，然后驱使人们按照这一新的欲望并以欲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为掩护，进一步对自然环境进行掠夺。发展主义的幕后推手是各种地区性或者跨国性的资本集团，它们通过广告和其他的媒体内容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使得大众对于生活的理解完全屈从受制于资本扩张的逻辑。也正是这种逻辑重新定义了“幸福”和“贫穷”的概念，并导致了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拉大。

中国自然不是这种发展主义逻辑的例外。相反，近二十年的改革倒是多方面证明中国实际上变成了发展主义主要的践行者，发展主义的恶果在中国显得要更加刺目。发展是硬道理构成了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也在很多方面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为了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无止境地向作为公共资源的自然环境进行榨取的外衣。环境的破坏在很多地区已经变得令人触目惊心。河流污染、水土流失、耕地减少等等严重地影响了很多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在这期间，利益集团和它们的吹鼓手们却用了各式各样的借口来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做辩护。有的认为现在的环境破坏是阶段性的，可以先污染后治理；有的说环境破坏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代价；还有的则把现在的环境破坏归之于建国后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南山纪要》的作者们看来，作为环境生态破坏罪魁祸首的发展主义观念，之所以能被国人广泛地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以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为特色的文化工业在九十年代的崛起和扩张。文化工业的扩张一方面应该说是发展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发展主义的蔓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对于住豪宅驾名车的“成功人士”的向往和对于“时尚”的追捧是这一文化在当今最有代表性的表现。作为文化生产一个重要领域的文学也基本上是委身于资本的强势逻辑，有意无意地播散着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等观念。

如我在上文所提到的，现在由于各种媒体的大量宣传，诸如“环保”、“绿色”、“家园”、“健康”、“和谐”等等词汇正在变成大众的习惯用语。爱护环境、保护生态，似乎已经成了所谓现代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消说，所有这些至少在开始都有其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关于环保的各种用词正在变得僵化，“绿色”、“和谐”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官样文章的点缀。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在几乎任何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中，都能看到这些词汇。试着翻阅报亭里的各种报刊，会发现越是印刷精美的所谓面向精英受众的商业和时尚杂志，充斥着越多的关于环保的宣传。在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广告上，生态、环保几乎就是最大的卖点。在为富人和新贵阶层所设计建造的各种度假村和休闲区，常常隔着很远就能看到印着“绿色”、“生态”等等醒目字眼的巨幅广告牌。更让人痛心的是，环保理念的宣传并没有阻止

环境的持续恶化，反而是很多对环境的破坏正是在环保的口实下推行的。在这样一个语境当中，《南山纪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认识到不改变发展模式，不对发展主义本身有颠覆性的思考，是不能解决环境生态问题的。不改变唯GDP主义的倾向，也不会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反而是环保的理念被主流的发展逻辑吸纳收编，“绿色”变成发展主义的“绿色”，“环保”变成消费主义的“环保”。《南山纪要》从发表到今天已经九年时间了，但是阅读现在对于环境生态的各种意见，可以发现对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作为其标志性符号的“成功人士”的反思和批判依然没有变成公众的自觉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南山纪要》依然构成我们思考的一个起点。

《南山纪要》对发展主义的批判是和对启蒙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等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这的确显示了思考的深度。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它把对发展主义以及生态破坏的观察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从而把对发展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转换成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我稍感遗憾的是，或者是因为篇幅的限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充分地展开，也没有导出对于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的探索和界定，反而是把社会主义也放置在发展主义的逻辑里面来看待，把社会主义和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一股脑搅拌在了一起，实际上是封闭了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未完成的实践的开放性认识。也因此，《南山纪要》最终并没有给出一个稍显明晰的答案，它用“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来结语，用“重建社会公共性”来作为思考的旨归，不能不说有些笼统。

从整个世界范围内而言，对生态环保问题的关注，是传统左翼政治转型的结果。这种转型就其政治实践的领域和政治目标来说，是从着眼于推翻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的宏观政治转向致力于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政治，就从事政治实践的主体来说，则是从以阶级为主体的阶级政治转向以妇女、族群、边缘人群、环保人士为主体的后阶级政治。微观政治或者后阶级政治在实践上是传统左翼政治退潮或者说失败的结果，在哲学上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它们把马克思主义也视为一种鼓吹现代化、追求大工业的现代性工程，认为这项工程在根本上是一元论的，是经济主义的，是阶级化约论的，认为马克思本人也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甚至是反生态的，如《南山纪要》也提及的，“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侧重阶级斗争和社会关系，在环境—生态方面早就存在着知识盲点”。在提倡微观政治和差异政治的拉克劳和墨菲等人那里，整个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到阿尔都塞都是还原主义的，这种还原主义内含一种压迫性，它妨碍了人们对于多元分化的社会性质的理解。在他们，种族、性别、民族、环保人士都有自己的主体立场，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和开展现实斗争是简化的做法，因此应当超越阶级政治，超越马克思主义。《南山纪要》的作者们未必同意微观政治的所有观点——况且微观政治内部也有许多的矛盾，甚至未必对这种政治的转型有多少自觉，但它无疑分享了微观政治一些基本的问题意识，这是由后革命时代的大环境所影响的。从整体上评价微观政治需要更大的篇幅，在这里我想先就《南山纪要》所体现的对于环保问题的思考和阶级政治以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做些引申性的讨论。

在我看来，环境生态问题并不在根本上构成一个独立的思想领域，它不仅和阶级政治不冲突，而且必须将自身开放给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才有意义。不结合社会主义，不结合作为社会主义重要内容的阶级政治，孤立地讨论环境生态不仅不能生发新的政治可能性，反而会走向各种保守主义。任何以环境生态作为起点的讨论，无论添加怎样的补充和限定，都摆脱不了环境决定论的痕迹。包括《南山纪要》在内，当前很多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批评，所谓“现代性反思”，都是从所谓环境和生态压力的角度来展开的，比如认为因为地球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供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因此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就不应该成为向往的目标，国内有一些三农问题的研究者则用同样的思路来论证中国的农村不能实行工业化和城市化。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反过来去肯定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或者城市化道路，而是想说所有这些思路不管有意无意都在分享环境生态压力论的视角。这是一种着眼于外部的视角，它是对于现实的非常简单的反应，而必须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由工业化所导致的社会弊病的内部才能激发有效的批判。再进一步说，这其实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变形。马尔萨斯从生活资料和人口增殖之间的矛盾出发，得出必须抑制人口增长的结论，不触及社会制度的变革。今天的环境生态论者则从环境压力和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出发，得出要改变发展模式的结论，同样没有致力于社会制度变革的问题。固然，无论工业化还是城市化，这些发展模式自身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工业化、工厂里的分工和技术都包含着等级制因素。这在包括高兹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有很多的研究。但完全抹杀技术和对技术的使用之间的区别是错误的。工业化内部的官僚趋势可以通过政治性的斗争来对应。“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根本上构成历史进步或者反动标准的不是工业化或者城市化等发展模式，而是在于联结环境压力和发展模式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就是生产关系以及与之辩证关联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悲观也罢，乐观也罢，大概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扭转人类工业化乃至城市化的方向，所要探讨的不是要不要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是要怎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比如要怎样的能源，再生性能源还是非再生性能源，是石油还是太阳能，是农民大量进城还是建立本土企业进行乡土重建?任何想用农村、传统、地方等等来进行替代的方案都是浪漫主义的幻想。事实上在现在，“农村”、“传统”、“地方”正在被商业化，被符号化，围绕着农村和传统而产生的田园的诗意的想象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另一面，因为它们根本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内部建构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体系分工的一部分，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景观。

要解决由经济增长和工业扩张所带来的环境生态的破坏问题，必须将社会主义和阶级政治的视野纳入进来。一般地批判经济增长和工业扩张是感伤主义情调的泛滥。今天在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和生态破坏不是一般的经济增长引起的，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经济压迫的结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成本的大规模外化的基础上的”，事实越来越清晰地表明，“社会经济和生态的正义，……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43l页)我们必须看到在今天生态破坏最严重的地区比如中美洲，恰恰就是经济最贫困的地区。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而得到发展，又把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于是最发达的国家就成了最干净的国家，资源储藏最丰富的国家，在经济上最贫困、在政治上最缺少权利的人群也就成了遭受污染最严重的人群。在国际上是如此，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发达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给欠发达国家，城市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农村，城市的新富人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城市贫民。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城市里面，最脏最乱的地区也就是最下层阶级居住的地区。环境生态问题和阶级问题密切相关，决不是如提倡微观政治、提倡新社会运动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宣扬的那样，与阶级分析的视野相冲突。更直接地说，在生态破坏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剥削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生态的破坏实际就是剥削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资源。而且就是对于什么是污染，什么是环境破坏也是依照不同的阶级而有不同的定义。如大卫·哈维所指出，“那些影响穷人、边缘人和工人阶级的问题常常被忽视，如职业安全和健康，而那些对富人、有钱人产生影响的问题却得到了强调，比如，在美国，贫穷是比吸烟重要得多的缩短寿命的原因，但却是吸烟得到了重视。”(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217页)美国如此，中国也如此。环境生态问题不是一个涉及全体人群的普遍性问题，而是一个阶级问题，或者它首先是一个阶级问题。孤立地、抽象地谈论环境生态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把环保问题和发展模式捆绑在一起谈论也难有作为。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的确存在生态和自然环境破坏的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此来批评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政策是非历史的。必须考虑新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考虑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分子所处的阶级地位，而不是用“去阶级”的环保理念和所谓现代性反思来做事后否定。总之，生态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不仅仅是由城市化或者工业化引发的问题，而是由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由这个社会的权力分配体系，一句话，由这个社会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因此，亟待解决的不是任何一种差异性政治，而是传统的阶级政治。避开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将社会主义置于环境生态的对立面，是转移了矛盾的焦点，在客观上维护了现行的生产关系。

而且和《南山纪要》所说的早期社会主义理论在环境—生态方面存在知识盲点相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理念上就排除了导致生态危机的可能，它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最一般地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以追逐利润为最终目的的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以过渡到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联合体的思想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各项政策措施必然不会出现危机转嫁的现象，而使每一时每一地的生产都考虑到环境的承受能力。马克思或者恩格斯的确都没有写出关于生态论的专门著作，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一般地将生态问题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中的核心内容。再比如说《共产党宣言》里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那“只是为了导入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并且最终导致其崩溃的社会矛盾的思考”(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对这些问题永远要采取辩证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强调劳动价值论，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决不是一个反生态的生产主义者。长期以来，生产力被教科书定义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这种生产力概念中，自然完全是对象化的，是被动的。但实际上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决不是这样简单。在《资本论》中有大量的对于劳动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论述劳动二重性的时候说：“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57页)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进一步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这后一种方式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1页)。实际上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表现了自己对于自然的重视，他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同样的意思恩格斯也表达过：“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9页)

我所以冒着把这篇小文打扮成学术论文的危险，不惮其烦地征引上述文字，无非是希望将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从“现代性”这一魔咒中解放出来。这些年来，“现代性反思”成了学术界的流行语，它在表面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但实际是和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同谋的关系。它配合着主流意识形态打造了一套新的批判术语，比如发展主义、城市化、工业化、GDP主义、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等等。它使用这些概念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来描绘今天和未来的新世界。在这套新的术语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被抹掉了。在我看来，这些新的术语都是一个“去政治化”(汪晖语)时代的产物。这个怪物时代用它的千万条触须抽离一切革命性的维度，将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也修正为它合法性的证明。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置身的时代，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