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有植

位于北京市内西北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旁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从凌晨5时开始就排起了数十米的长龙。他们都是为了在早晨7时开门后，领一个诊疗编号。排队的人全是要求做试管婴儿的不育夫妇。来自外地的人在附近旅馆过夜后，一大早就前来排队。来自河北省的林晓军说：“结婚已有5年，但至今怀不上孩子，因此前来接受试管婴儿治疗。医院每天只有400个诊疗名额，因此要想当天接受诊疗，必须一大早就来排队。”

在中国，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医院共有95家，但人们为何云集这家医院？这是因为这家医院使用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知名大学学生或教师的精子。既然要通过试管婴儿生孩子，就要选择优良精子。该医院储备了可进行5000次试管婴儿手术的精子。随着不孕夫妻的涌入，黄牛党也越发猖獗。该中心每一小玻璃管精子定价为100元人民币，但黄牛党竟然把价格提高到1500元人民币。

中国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因环境污染和滥用药物，导致不孕不育夫妇正在迅速增加。据推算，在中国国内受孕期夫妇中，约有10%至15%是不孕夫妇。在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了要孩子做试管受精手术。进行一次试管受精手术的费用为2万至3万元人民币，尽管费用不菲，但不少不孕夫妇还是希望接受手术。

用于试管手术的精子大部分由大学生捐赠。广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郑立新接受香港《苹果日报》的采访时说：“精子捐赠者中95%都是大学生。”精子的价格取决于学历的高低，学历越高，价格也就越高。尽管很多不孕夫妇都希望找精英的精子受孕，但在实际试管手术过程中，不可能挑选硕士或博士捐精者，或决定生儿子或女儿。该中心有关负责人说：“捐精者的信息属于秘密，因此不孕夫妇不可能自己挑选精子捐赠者或选择胎儿的性别。”

（韩国《朝鲜日报》，8月27日）

中朝边境的“黑孩子”多

在中朝边境附近的中国领土上，有这样一群身份不明的“黑孩子”：他们的母亲是朝鲜难民，孩子出生后没有国籍，社会不认可他们，国际外交接触中也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母亲逃离家乡朝鲜，与中国男人生活在一起，而促成这段“姻缘”的往往是人贩子。这样的孩子据估计可能有数万人。因为害怕会被遣送回国，面临牢狱之灾，朝鲜母亲们在孩子出生后不敢向中国政府申报登记。

人权观察组织报告中写道：“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可以拥有国籍和上学的机会，但代价是失去母亲。”救援人员说，如果双亲都是朝鲜人，那么一家人都得隐姓埋名。那些活跃在中朝边境中国一侧的救援组织一方面帮助朝鲜人进入韩国，一方面帮助他们照顾孩子，因为这些孩子很容易成为孤儿。

一位美国传教士说：“有些母亲不堪家庭虐待离家出走，把孩子丢下;有些母亲被遣送回朝鲜，可孩子的中国父亲却不想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这位传教士在边境附近开了家孤儿院。孤儿院并不起眼，通常房子里只有几个孩子。他们竭力保持低调，避免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如果孩子被送回朝鲜，他们将与父母一起坐牢。一旦获得释放，他们会被流放到最贫困的地区，并受到严密监控。朝鲜人权同盟组织称，在朝鲜那些地方的孩子长到十几岁时通常就辍学了，因为朝鲜政府会强迫农村少年在田间和工厂劳动。有些人经第三国逃往韩国，他们在韩国通常可以获得公民身份。韩国给“逃北者”的孩子们开设了一间特殊学校，帮助他们适应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

大多数在韩国落脚的孩子要么双亲尽失，要么生活在单亲家庭，很少有人之前接受过正规教育，几乎所有人的心灵都因逃难经历而受到重创。Hangyoreh学校的校长Gwak Jong-moon说：“和他们来这里之前经受的磨难相比，离校后为了生存而承受的痛苦算不上什么。”

（路透社，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