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来自安徽的女大学生李蕊蕊，因在学校遭遇不公正对待，便上访北京，还没有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诉，就被关进了‘诙宾馆”（北京聚源宾馆），6小时后即遭到强暴，而涉嫌施暴者正是宾馆的“看守”。案发之时，已有70多名各地来京的特殊“住户”被带进宾馆，拥挤于这家毗邻北京火车南站的灰色院落内的简易房里（8月6日《南方周末》）。一个女孩子，独自来京，因为对北京的向往与信任，她相信北京能还给她一个公正，或者给一个说法。但遗憾的是，她得到的是人生的大灾难。

灰色的宾馆属于“民间”，涉嫌强奸的小强的身份也是“民间”，有关部门任由民间力量“摆平”李蕊蕊们，北京因此失去了一次伸张正义的机会。正义之旗在北京上空飘扬，但李蕊蕊们抵达不到旗帜之下，分享不到旗帜带来的正义之光。这一切，都是一种极度的为稳定而稳定的思维造成的，为稳定而让正义停留在宪法上，让追求正义的人，永远走在歧路上，维护稳定的人，也因此走在歧途上。并不想就这个事件深入谈下去，但我倒是联想起发生在18世纪异域的一些故事。今天说起来，似乎仍具深义。

1762：到巴黎上访去！

1762年5月9日，中国的乾隆皇帝对两淮巨商奖赏之后，就回到自己书房批阅各地来的奏章，然后开始铺纸写诗，每天不写上一两首诗，他就无法入睡。但他对诗歌的爱好，并不能代表他对文化人的宽容，文字狱在他的手上，一点不少于他的父亲与祖父。顺便说一句，还是这一年，大清在新疆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治地在惠远城（现在新疆伊犁的霍城县）。

太阳照临东方以后，又开始照临西方，夜幕在东方降临后，又开始在欧罗巴大地上弥漫。

也就在这一天，远在法国一座小镇图卢兹，吃完晚饭后的让·卡拉斯一家，灾难却悄然降临。卡拉斯的大儿子自杀了。这个儿子与父母有不同的信仰，因为不信仰天主教，所以他无法获得律师准入资格。一次赌博失败后，抑郁寡欢的他感觉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就自尽于家中。无端的传言却使这个家庭更添屈辱，镇上的人们认为，是卡拉斯一家人合谋杀害了有不同信仰的儿子，传言在小镇上肆虐，让绝大多数人深信不疑，也让大多数法官确信。

这是怎样的一座小镇呢？

他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节庆，纪念他们曾经在两个世纪前的那一天，屠杀了4000名信仰新教的公民。他们以屠杀异教徒获得的“胜利”为自己的骄傲，他们一年一年地庆贺并炫耀。尽管法院公布决定严禁纪念这种丑恶的节日，但图卢兹居民仍然将其视同自己的赛诗会。这样的群体在一起，仍有着强烈的嗜血的狂热，他们看到卡拉斯一家的灾难，以为是神降临给他们的另一次机遇，要通过审判将卡拉斯处以车裂死刑，以纪念他们即将到来的节日。

这是一个对异教、对异端思想绝不宽容的时代，从民间到宫廷。也就在这一年夏天，巴黎高等法院将《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另一部著作《爱弥儿》当众撕成碎片焚烧，还下达逮捕令，缉拿卢梭。

尽管有法官根据现场侦查记录不认可卡拉斯一家有罪，但最终的判决结果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时年68岁的老66岁的老卡拉斯被处车刑，法官们希望通过严刑逼供使老卡拉斯认罪，没有得逞。在刽子手行刑的时刻，老卡拉斯不但不承认自己有罪，还替刽子手祈祷，愿主赦免这些无知人的罪行。这却使刽子手与法官们大为惊骇，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对卡拉斯家人的判决，尽管对卡拉斯家人的判决有悖于法理。因为如果卡拉斯一家人合谋杀害了长子，那么都应该视为同罪。

卡拉斯的鲜血溅满卡拉斯夫人身上。这位突遭劫难的夫人一无所有，次子被流放，女儿被强行关进修道院，家产全部没收。孑然一身的夫人走投无路。但还是有路见不平要伸张正义的人，他们积极支持卡拉斯夫人到巴黎去亲自向国王申冤。这位来自英国的妇人，听到巴黎的名字都使她胆战心惊，省城如此险恶，到了都城又将面临怎样的险境？她只有抱着赴死的心理，去巴黎上访。

无论宗教掀起怎样的狂热，巴黎的法律体系还是保持着自己应有的理性与正义。

巴黎最高法院著名律师德·博蒙先生亲自为她辩护，并且起草了一份判决书，征得15位律师签名，后又有两位大律师加盟，将他们的辩护词出版发行，将收益用于对卡拉斯夫人的资助。整个巴黎与欧洲都被感动，表现出巨大的同情心，支持这位夫人讨还公道。基于理性与法律的新民意形成强大的潮流，使人们相信正义将通过法律回到世间。

到巴黎上访，曾是卡拉斯夫人的恐惧，但巴黎却用法律与理性还有同情心，使卡拉斯夫人得到了爱与公道。当公义回到卡拉斯夫人心中，巴黎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正义与恒久的尊重。民间的吁请直接进入国王的内阁，将女儿、儿子重新还归母亲，一家3人得到重聚团圆，大法官为他们流泪，整个巴黎何尝不泪流满面？

还是那座小镇，那座陷入宗教迷狂的小镇，用宗教情绪影响公正审判的小镇，却发来异样的声音：与其让当时错判的朗格多克8个法官陷入不义，不如让卡拉斯一家继续受辱，应该将卡拉斯一家人献祭，以维护当地法官的荣誉。

伏尔泰说：他们没想到，法官的荣誉如同其他人的荣誉一样，在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巴黎上访使法国历史上少了一份冤假错案，不，少了不止一份冤假错案。如果这样的错案堂皇地记录在法制史上，就会有更多的冤假错案接踵而至，使巴黎应接不暇。如果巴黎人对卡拉斯夫人没有同情心，巴黎的著名律师、法官对冤案置之不理，或推到当地政府解决，那么，它的结果可能不堪设想。为一个人主持公义，就是为全体人主持公义;为一个人主持正义，就是为城市、为国家、为历史，甚至为人类主持了正义。

伏尔泰没有花时间去思考法制的建设与信访制度的建立。因为法律在当时似乎并没有问题，相对独立;信访也没有问题，即便是国王在强权统治。因为律师与法官在相对独立地审判，不关国王什么事情，也没有造成王国巨大的不稳定。

伏尔泰因此思考了什么问题呢？

关于“宽容”。造成一个城镇迷狂的，是宗教不宽容，造成卡拉斯家庭冤案的幕后真凶，伏尔泰还认为，是不宽容。因为宗教不宽容，造成了欧洲大地上普遍存在的残杀与暗杀，“刽子手磨刀霍霍，而教派却不断增多，盛怒代替了忍耐，人们也学会了敌人的残忍，九次内战使法国杀戳荼毒，尸横遍野”。伏尔泰接着质问：“有些人断言，人道、宽容和信仰自由都是可怕的东西，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造成过上述那些可怕的灾难吗？”

这位思想大师、法国先贤，埋下头来，写就一本书，就是汇入世界名著系列的《论宽容》。这本书扉页上写着，“为让·卡拉斯身故而作”。通过这本书，他要人们与他一起思考：宗教是应当仁慈宽厚，还是残忍狠毒？今天的法国，伏尔泰与卢梭都被敬供在先贤祠中，而当时的国王路易十五却将其视为自己的敌人。这位残暴的国王曾对伏尔泰怒不可遏：“难道不能让这个人闭嘴吗？”正是统治者的残暴，才引发了暴力与革命而不是提倡宽容与信仰自由的伏尔泰。

法国有革命的洗礼，用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鲜血来洗。当统治者血腥残暴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革命者的血腥的正义。当社会能够通过法制与理性进行改良的时候，我们不能倡导暴力。

法国也用圣水洗礼，用正义与理性，用思想与德性来洗礼。伏尔泰，倡导的是和平、宽容与理性。

上访的困难，上访的灾难

当时的法国没有设立信访接待机构，只是法院独立地审判了卡拉斯夫人的申诉。当时的法国宗教尽管不宽容，但还不至于穷尽心机，阻挠卡拉斯夫人到巴黎上访。当然，地方当局也不可能指派专人，到巴黎截访，让卡拉斯夫人的问题，回到当地解决。

如果当地政府在巴黎将卡拉斯夫人强行安置到一个可控制的宾馆，“管吃管住，解决问题”，并躲避媒体监督与报道，使卡拉斯夫人的问题“灰质化”，以拖延战术使卡拉斯冤案成为法国历史上永远的难解之谜。而伏尔泰也压根儿不知道，在法国某地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起令法国蒙羞的事件，历史又将如何书写？

当时的法国（距今247年），没有人提供这样一种理论思维，就是通过压制正义、压制上访，来维护王国的稳定。如果有人认为，卡拉斯夫人上访，会造成革命力量兴起，会引发法国大革命，那么，可怜的卡拉斯夫人只能牺牲自己与家庭的正义，来维护国家大局，使自己永远走在上访的路上，而无法到达终点，更无法获取应有的正义。图卢兹小镇，法官们仍然逍遥自得于自己的不正义的判决，并等待着另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来临。伏尔泰也不可能写出令法国与欧洲乃至世界动容的《论宽容》。让国家获得所谓的“稳定”，让民间社会得到真正的“败坏”，就会成为法国的国家精神追求，或成为法国社会的潜规则与暗实力。

路易十五无论如何残暴，法国地方小镇无论如何宗教迷狂，还好，巴黎的法律还能为蒙冤者升起一面正义的旗，使法国民间社会看到希望，也使法国历史与法兰西民族，获得一份基于伸张正义的尊严。

让我告诉你另一个安徽姑娘王蕊蕊（化名）的故事，这是我当时身边发生的故事。

1990年，来自安徽的大学毕业生王蕊蕊考上了广播学院研究生（现为传媒大学），当她复试完成之后，导师告诉她，这门专业因为各种原因，不招生了，让她明年再考或转学他校。当她找到我们这几位在京的同乡后，我们的主张是到国家教委申诉。王蕊蕊到了国家教委，接待她的有关部门一位领导亲自过问，并明确指示广院招生办，考上的王蕊蕊由所在学校调整专业，不得让其个人另谋学校。王蕊蕊因此获得了研究生学习机会，3年后顺利毕业。

国家的权力意志与正义的伸张如果联为一体，就能发挥巨大作用。如果当时的教委有关领导不接待来访者，那么王蕊蕊就可能失去了学业，甚至可能走在上访的路上;如果有灰色宾馆的话，王蕊蕊就可能成为现在的李蕊蕊。

国家是通过追求稳定来获得稳定，还是通过追求正义价值来获得稳定？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有人提出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显然是正确的、善意的取向，但并未明说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法律追求与国家追求、政党追求之上，是人民利益至上，也就是正义至上。正义至上了，正义获得伸张，民意就支持政府与执政党，执政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通过正义的伸张，获得一致。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执政党、政府、法律、民间力量、媒体，如果共同致力于将上访问题公开化，将上访个案公开化，联合打压那些制造不正义、不守法的地方政府、官员或势力，使他们敬畏法律与正义，敬畏北京的权力意志，国家权力意志与法律正义联为一体，国家的精神与社会稳定就会通过正义确立起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上述这些力量处于分离状态，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灰色力量，一种暗力量在维系着所谓的稳定局面，也就是强奸李蕊蕊的小强，还有灰色宾馆，在实际控制着访民，也就是控制着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民间社会。

卡拉斯悲剧发生之后，伏尔泰思考的是“宽容”，李蕊蕊事件之后，中国主流社会要思考的却应该是“正义”。国家要将“社会正义”作为第一价值来追求与倡导，正义对于公民社会与公民个体来说，都是第一价值，国家使用自己的权力意志来确立社会正义的主导价值，通过正义与和解，来实现和谐与稳定，这才是理性的、正确的路径。当地方政府正在走向利益追求的时候，我们最需要中央政府确立价值追求作为权力意志的核心。

编辑 叶匡政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