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骁

从我记事起，“工农兵学员”这五个字就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父亲。在那特殊的年代，从“工农兵”中被推荐进入象牙塔，摆脱扎根农村的命运，对父亲而言无疑是一大幸事。此中喜悦我未能体会，但他后来为这一身份付出的代价，却让我铭心刻骨。

恢复高考后，这群来源复杂、学历尴尬的人被迅速边缘化，与父亲同批留校的叔叔阿姨们纷纷离开了教学岗位。尽管父亲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和正直的为人，坚守住了三尺讲台，但其中的辛酸却不为外人所知。

儿时的记忆中，每逢晋升或评奖，家里的气氛都会有些异样。我总是大气不敢出，看着父亲将发表的论著摊在地板上，再一摞摞捆起来送到系里以“同等学力”参与评选。好在送完材料回来，全家都会被父亲志在必得的情绪所感染，兴奋许久。然而好景不长，评选结果揭晓后，即使父母阴沉着脸不发一言，我也能隐约感觉到“学力”和“学历”的差别。

父亲何尝不知学历的重要，为此多次申请离职深造。在省城进修时，曾有幸得到一位学术泰斗的赏识。老先生为了将其招至门下，不惜修改招生简章，为不谙英文的父亲增加了俄文考试。但终因得不到工作单位的一纸介绍信，辜负了大师的美意。

父亲似乎并无太多怨言，毕竟领导也是出于工作需要，将他作为人才挽留，并许诺作为骨干培养的。可到许诺兑现之时，原来的领导们早已脱袍挂冠，乃至驾鹤西去了。于是父亲不得不又一次抱着一大摞成果，以“同等学力”接受镀金归来的同仁们的挑战。

以“同等学力”参与竞争本身就是“破格”行为，一旦胜出，自然被冠以“破格提拔”、“破格晋升”、“破格入选”之名。凭实力取得的成绩，仿佛成了他人的恩赐。他们这批人的命运，似乎早已被时代决定，可父亲偏偏是一个不认命的人。近二十年時间，他就这样背着“工农兵学员”的枷锁，一次次地凭“同等学力”向更高的目标倔强地发起冲击，体会着“破格”的无奈、辛酸与快乐……

不惑之年，父亲终于抓住了今生最后一次机会，顶住各方压力，以“同等学力”报考了大西南一所知名院校的博士研究生。专业和外语考试，父亲从未担心过，唯一让他犯怵的就是政治，毕竟几十年没有参加过类似的考试了，考期又迫在眉睫。临上火车，父亲才从朋友处借到几本厚厚的政治复习材料，所有备考工作，都必须在48小时的旅途中完成。

从考场归来，父亲似乎有些沮丧。因为那次政治考试一共只有四道论述题，每题25分，其中有一题要用马列著作中的原话来回答，父亲仓促间未曾阅读原著，所以只字未答。后来公布的成绩却出人意料，政治考了75分，这意味着其余三题父亲拿了满分！

挣脱了学历的束缚，此后一切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其学术成就在业内得到了广泛认可。一纸文凭或许能改变人的命运，但倘若没有早年的勤奋和努力，何以厚积薄发。我曾经幼稚地以为，父亲之所以如此勤勉，是在和学历较劲，想为“工农兵学员”出一口恶气！但时至今日，父亲从未向我倾诉过求学的艰辛，也未向我炫耀过获得的种种荣誉。而当他的博士论文出版时，父亲却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让我看一位知名学者所撰序言中这样一段评价：“他不是上峰提拔、领导垂青，靠什么重点培养、钦点‘第二梯队、御批‘跨世纪人才做出来的，或是夤缘附会，自我炒作等等方式爬上去的，我们只要看看他近十年发表、出版的一摞论著，实在，硬邦邦，干货，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出来，这样赢得了学界的瞩目。”

“实在，硬邦邦，干货”这几个朴实的字眼，是父亲心中的最高赞誉。学历可以改变，身份可以改变，但他被特殊年代磨练出的坚毅性格永远不会变。父亲如今拥有的诸多头衔中，如果再加上一个“工农兵学者”，我想一定是他乐于接受，并为之自豪的。

（文中“父亲”为语言学家董志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