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霞

张思之：1927年生于河南郑州；1947年考入朝阳法学院；1957年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1972年结束劳改，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教书；1979年重返律师界，随即出任“两案”辩护小组负责人；1988年，创办《中国律师》杂志，代理大兴安岭庄学义“玩忽职守”案；2008年，他获得德国伯尔基金会的“佩特拉·凯利奖”。

他曾代理一系列重大案件。“两案”辩护后，当事人李作鹏写诗给他“边鼓瞧两下，无声胜有声”；大兴安岭案件辩护后，他走出法庭，上千人簇拥高呼“人民律师万岁”；他的案子多数都输了，但在人民心里，他赢得漂亮！

我和“80后”张思老的认识很晚，但一见之下，即告倾心。我敢说，之前的三十年，我生命中不曾出现如此生动的老人。每次见他，都情不自禁地在心里感慨再三：“怎么会有这么可敬可爱的老人呢！”他爱喝酒，爱开玩笑，好高声说话，永远把自己拾掇得干净清爽，永远的谦逊有礼、绅士风度，思维敏捷、机智幽默不输任何一个年轻人，他还有充沛的时刻准备爆发的感情，在谈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他眼里泪光闪闪。有他在的饭桌上，我很少说话，观察他，倾听他，就是很好的享受了。

“凯利奖”的背后

学习博览：知道自己获得凯利奖，您当时是什么感想？意外还是坦然？

张思之：得知获奖，当时的感觉挺复杂的。

第一，从内心来讲，我个人不愿意被人家授这个奖。按照我现在的境况，我能够安安静静地度过残年，做几年事就满意了，但是根据中国的现状，拿了这个奖之后，我非常担心会不得安宁。

第二，我觉得把这个奖拿到中国来，对中国的律师制度会有帮助。起码会让一些政治上眼光比较狭隘的人感觉到中国的律师还是一种正当的力量，对推动法治、推动改革有所助力。所以我也愿意。

第三，我不知道这个奖能不能推掉。如果我推掉的话，那这个奖授给谁？我不敢排除人家会授给某些有名无实的人。基于这种复杂的心情，我还是接受下来。

伯尔基金会的主席亲自来了北京，我跟他讲，第一我没做什么事，因此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第二，如果伯尔基金会一定要把这个奖颁给我，我会去。

我的心态前前后后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讲得很老实。

学习博览：您自己感觉这届的“凯利奖”为什么会颁给您？

张思之：开始，我有一个错觉。

我跟伯尔基金会的人有过接触。有个关于环境保护诉讼的研讨会，他们邀请我去。开始我不想去，这方面我是外行，我去没有意义。他们说就希望您来听听，顺便休息两天，西山杏林山庄环境好嘛。我答应了。第二天就要开会，我是头天晚上到的。会议组织者过来，叫我看看日程，我一看傻了——有我的发言！

会上这么多人，还有德国人，我还是顾中国人脸面。日程既然已经印了，我只好开了个夜车准备发言。那天晚上我用功了，考虑了我们律师应当在环境保护领域做哪些事，怎么做，还结合了我接触到的这方面的诉讼实际。

后来知道，那个会是伯尔基金会支持、赞助的。在会上，我能够看出伯尔基金会的人表示友好。所以我就认为伯尔基金会他们之所以考虑我作为候选人，大概与那个研讨会有点关系。

在去德国的飞机上，伯尔基金会的人跟我讲：“老师，你知道吗？给你授这个奖，我们基金会的监事会认认真真讨论了一番。候选人不是你一个人，还有一个。经过三次讨论觉得应该授给你。”

但是，直到听了德国司法部部长在会上的致辞才懂得，人家对问题的了解非常具体，非常深入。他们考察了中国律师的执业环境，按照他们的立场和观点，看我代表的中国律师所做的事情，应该算是一个突出的贡献。

现在客观来讲，这是第一次授给亚洲的奖。从亚洲考虑问题的时候能够考虑到中国，能够考虑到我，应该说是他们经过研究和思考的。

学习博览：再聊聊您的领奖过程吧。您去德国领奖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您感触比较深？

张思之：我之所以愿意跟你们谈这个奖，一个原因是，这其中几件小事，我想跟你们聊聊。我想让咱们的人都知道人家看问题的态度，咱们应当怎么看德国人。

“凯利奖”颁奖仪式上，首先播放简短的凯利生平纪录片，里面有两个镜头，凯利收养了一个藏族小姑娘，倒数第二个镜头是达赖喇嘛巨幅像。

颁奖仪式一结束，伯尔基金会主席过来把我拉到一边，说要跟我单独谈几分钟。他说没想到这个仪式出了漏洞。我问他是什么漏洞？他说没有想到最后放个达赖像。他说：“请你如实告诉我，因为放了这个像，你回國之后是不是会给你增加风险？是不是会给你招来麻烦？如果会的话，你告诉我们，我们想办法解决。”

我笑了，我非常坦率地说：“第一，有没有风险我不知道，也不愿意预测。第二是不是会找麻烦？我是四个字，不去管它。我对于你处理这件事的这种态度没有话好讲了，我敬佩你。你们这么严肃，这么郑重而又这么负责任，这点很了不起。我说后事你通通不要管，我该承担的我承担。”

他说：“不，尽管你是这个态度，你让我在感情上能够接受，但是我们已经安排了明天下午专门检讨这件事。”人家还专门开个会检讨一下，我真的很受感动。

第二件事也是个小事。在慕尼黑，当时是礼拜天，人特别多。一个小家伙，毛毛糙糙的，一下子就把我给绊倒了，石板地（我疼了20天）。起来之后，我心说，看来希特勒真是恶魔，不能骂。我刚才骂了希特勒，骂完之后就有报应了，要不然怎么会在平地上摔一跤？

后来，我跟翻译聊天，说刚才摔这一跤，无妄之灾，希特勒这个小子不能骂。我做了一个希特勒的手势，把手臂往上方一伸。翻译很严肃地说：“张老师，不要做这种手势。我们把这种手势看作是最丑恶的。这是我们的国耻。”非常严肃，一点不留情面。

我就觉得人家对问题的反思真是到位，已经深入到灵魂了。我很受感动，马上道歉：“对不起，我承认错误。我这人用中国话来讲就是吊儿郎当。”

天生一块律师料

学习博览：您接了不少政治性的案子，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有没有考虑过风险？

张思之：鲁迅有一句话，几十年了我一直记得：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大家都沉默，那是死路一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为此而应入的话那也只好是你先下去吧，因为总得有人这样做，不可能也不应该都不做。

比如说我办的第一个案子，千折百转，最后还是落到我头上了，接下来吧！我接的时候就没有任何考虑吗？不是。我当时真的安排后事了。我写的后事的东西大概现在还在律师事务所密封着呢，万一本人有了不幸，按此办理。我也和几个朋友做了交待，咱们从好的方面考虑，把我关进去你们得想办法送送饭什么的。当然这是玩笑话。

当时也总想要不要冒这个风险。但是我这个人有一条是坚持的，我不主张轻易冒风险，但该冒的风险只好去冒。有一次我跟一个年轻律师讲，我说该上菜市口的时候就得去，但你没有必要去，你年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情，我们都老了，我们去！

后来接某个案子的时候，我的思想有了一点变化，我觉得我办合适。

第一，我比他们稍微勇敢一点。实事求是地讲，我还是具有挑战性的。

第二，在技巧上、策略上，不敢说我最好，但找我漏洞确实不容易。我至少比较懂得，怎么办既能把问题解决掉，还能不使自己受伤害。

学习博览：您是怎么掌握这种平衡的？经验还是天赋？

张思之：不是经验，我没那么多的经验，真的。我大概天生就是干律师的材料。

我一坐到法庭上就有精神。所以法官想收拾我，说咱们晚上开夜车，以为我会受不了。一开夜车他们都招架不住。

而且我在法庭上思想集中。平常我思想不集中，但是往法庭上一坐，我思想特别集中。

还有辩词。到晚年了，对自己还是有一点比较满意之处，那就是所有这些案子的辩护词，法院都不给我时间，都是头一天晚上写出来的。在某案子开庭之前，早晨8点开庭，我凌晨5点才躺下，夜里两三点钟开始写辩护词，就那么点时间！

另外，所有这些案子，给我留的看案卷时间都极其紧张，就在这种情况下，辩护词在主要支点上尚未遗漏。

这应当说是有一点天赋。有天赋，这就不好讲了。（爽朗大笑）

到后来有两个原因，我对这类案子不积极了。

办某个案子的时候，法官跟我表示友好，他开玩笑地说：“哎呀，老先生，看来你成专业户了，这种案子怎么都找你呀？”这话对我有刺激。不是因为成了专业户会有很大的风险，而是我觉得这样的案子总不能少数几个人做。做好做坏总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能说就你一个人行，应当多留些空间给年轻人。我总觉得，我们的律师主流、基本点都关注这类案子，有助于中国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这块牢牢掌握住，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所谓的权利经常受践踏。

第二点，在办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批所谓的精英里有很不精英的一面，有很不光彩的一面，是外面的人所不知道的。

因为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后来这类案子都是找两个人一起办，并且以他们为主。这些年轻朋友，只要是认认真真跟他合作，会有出息的。因为这类案子只要是有一个非常健康的政治头脑，再加上人品比较好，总能够办得差不太多。所以后来这种案子我越办越少。

伯尔基金会给我这个奖的时候，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说起来似乎我在这个领域做了点事，但是事情怕算细账啊，我没做几件事，一二十个案子，如此而已。

学习博览：很多人认为您写回忆录，写您亲历的人和事比承办个案更有历史价值，更有历史意义。历史如果不抢救会消失，个案层出不穷您办不过来。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思之：劝我写回忆录的朋友这几年都不断。我之所以不动手，真是觉得自己干的事情太平淡了。

认真追究起来，我没做多少事。49年到57年是跟着瞎混，那时候就知道勤勤恳恳，让干什么干什么。

57年以前，我办过一个抢劫案，南斯拉夫的一个法律代表团来参观，要旁听庭审。上面认为我的口齿还可以，说你办个案子给他们听听吧。那是任务，那个时候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正赶上这个案子，我就辩护。荒唐吧。据说南斯拉夫大使馆还比较满意。

57年到79年，尽管中间教了段书，也算是荒废掉了。

从79年到89年基本上是做的行政工作，当编辑，当语文老师。那个时候还没有消磨太多时间，更大的事务是给人修改辩词。我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律师的东西拿出去要像个律师的东西，别拿不出手。那个时候我一天工作15个小时，都干这个了。

但是这中间办了一个大兴安岭的案子。这个案子应当说是我的处女作，算是比较满意。当时我分寸拿得还可以。老百姓为什么赞赏？真的是不卑不亢，感情充沛。我也就是从那个案子衡量自己，觉得我真的天生适合干律师。

实际上干事也就是89年以后。

最得意的和最遗憾的

学习博览：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张思之：讲到成就，客观地讲，对于中国的律师制度我也不是一件事情没做。1984年，我编了一本《中国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现在还有人跟我讲，是拿着我这本书去讲课、去培训律师的。

现在看来，那本书绝对没有高水平，但是当初设计的框架现在看来还是这样。在1984年出这样一本书，应当说起了点作用，特别是对于业余学习入门的人。我确实也接到了不少信，说我们是因为你的煽动而干律师的。真正讲什么事情有点成就，这算是有一点点。因为那时候不太容易，当时特别辛苦，很忙，整天在改辩护词什么的，而且，当时我本人基本上没有实战经验。

学习博览：84年的时候您还没有做过什么案子，居然写了一本律师制度和律师实务的书，后来还被很多人认为是非常好、非常实用的教材，这个很神。

张思之：这点因为我吸收了人家的间接经验，包括各地的资料、各地的案例。

84、85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律协还干了一件事，我自己很得意，就是《辩护案例选》。都是当时的案例，每一个案子都有分析。这两本案例选，不敢说是一流的，应当说是上品。我们确实用了心，选的案例不错；另外，我们当时有个老夫子，文字很漂亮，对问题的分析也很到位。再加上我也善做编辑，爱挑毛病，经过反复修改，做成了这样两本案例选。

再一个，我在律协做头的时候，主张办刊。《北京律师》办得是比较早的。办得好与不好总是起步阶段，我觉得我的思路有道理，就是要把刊物办成一个培训律师队伍的一个基地，而不是园地。后来为什么一办《中国律师》我就去了？我明明知道它辛苦，也明明知道吃力不讨好，但我觉得要做。

编一本书，编一本刊物，搞两个案例选，我自觉做得不错。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功利，就是一门心思往好处做。

学习博览：那么，最遗憾的事有哪些呢？

张思之：最遗憾的事，也是我办某个案子之后大哭一场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律师，作为一个中国的律师，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是执政党党员，都不能在自己的法庭上讲应该讲的话。还不是畅所欲言，是畅所应言都没做到，都不能做到，真是天大的遗憾！

我离开法庭往外走，那天天气很冷，到了小宾馆，我伤心呀！哎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法庭上该说的话不能说，要你干什么呢？我拍桌子，老子不干了！坚决不干了！这个律师不是人干的！当天晚上我就发誓不干了。当然这是感情用事。要说遗憾的话就是这个事。

健康之道——

顺其自然+不锻炼

学习博览：您原来说干到80岁，现在又说干到90岁，甚至90岁以后，这股冲劲儿来自何处？

张思之：我原来说干到80岁，其实讲得轻飘飘的，没有经过认真考虑。当时的想法是，我到了80岁，以我的体力、精力和思维能力来说，可能不能再做律师了。

真正到了80岁，当然朋友们那次的祝寿，对我是很大的鼓舞，那是最直接最有力的推动。我这个人，还应当能够有点作为，不可以自暴自弃，吃饱混天黑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另外，80岁那年，我觉得體力还行，我办案子还不至于有大的失误。

这次伯尔基金会也给了我一个推动力。他们让我感受到几点：第一，他们承认在这样的制度下做律师特别艰难，特别不容易，特别需要；第二，如果做得好，对全球的进步，也可能会有所推动。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更多地从地球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说你还有能力，还有力量，该做多少还是要做多少。

学习博览：能够一直做到现在，您身体的健康非常重要。您的健康之道是什么？

张思之：我看了联合国对于人的健康的四个标准，这里面有一条我最合格，就是我的心态比较平和，我没有大喜大悲，没有更多的欲望或者是特别的要求，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这可能是我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大毛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别的都谈不到了，我不锻炼。（爽朗大笑）

败落的中药世家

学习博览：您的家庭，从小好像一直都比较优裕？

张思之：实际上是个破落户。到我祖父，家业就败落了。

前天，我还跟河南来的人大代表说，河南有一种中药，叫“肥儿散”，你们知道吗？

他们说：现在还有啊，那是好药啊。

我说，那是我曾祖父的秘方，献出去的。

但是，到我祖父这里，他整天躺着抽大烟，把家败得一塌糊涂。早晨起来，我说，爷爷，我要去上学了。他说，哎。转身去枕头底下摸，摸半天掏出两个铜板给我：吃早点去吧。就败到这种程度。

幸运的“特务”兵

学习博览：张老，您这一生经历也够丰富的了，听说还去印度当过兵？

张思之：我到印度当兵，实际上，那也是当的“少爷兵”，我运气太好了。

我当兵所在的部队，是当时的盟军，炮兵第五团。团长一般的军衔应该是上校，实际上我那团长是少将。像这样的团里，会配备一个“特务连”，就是特殊勤务连，给团部服务，做些通信、驾驶、保卫、后勤等工作。特务连的连长一般应该是上尉，我那连长是上校。

我的运气好在哪儿呢？我去了之后，跟大家一起排队，由他们挑人，我当时17岁，人小，个矮，就把我分到团部特务连了。

我给家里写信说，我被分到了特务连，连长叫胡伟达。我父亲跟朋友们聊天，说，我儿子现在印度当兵，分在特务连了。其中一个朋友是当时的国民党驻四川绵阳的高等法院院长，他说，你问问他的连长是不是叫胡伟达？胡伟达是我侄子。就这么巧！一封信过去了：此人是我好朋友的孩子，你照顾。

胡伟达对我百般照顾，我一点苦也没受。别的当兵的，都是德国式训练，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印度热的时候45度呀，大太阳底下跑步。我一天也没干过。我干什么？学发报，学驾驶，学英语。你说我这不是少爷兵吗？

后来我为什么不当兵了？那个时侯，我已经看出来国民党的腐败。他们抓壮丁，打壮丁，很惨，有的人被打死。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坚决不干了。再加上抗战已经接近胜利，我公开宣称不干了。他们有人說，不敢嚷嚷，会被枪毙的。我当时之所以敢公开嚷嚷，就是因为我有后台。要不然，很可能把我毙掉的。

模范的中学教师

学习博览：您在垂杨柳二中当老师，听说做得很优秀。您的那些学生现在跟您还有来往吗？

张思之：我跟他们现在还很好。他们有的现在很有出息了，很不错的。

但是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也吃我的亏，他们说：老师，要按照你教的那一套，我们不是太倒霉了吗？

教中学很有意思，我中学教的还可以。中学老师对学生的影响非常重要，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我那时候基本上早晨五六点钟起床，晚上九点以前从没到过家。大冬天，我五点钟就去敲学生的门：起床！锻炼！我希望他们成才，太心切了！他们需要，国家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