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1909年，24岁的儒勒·乐和甘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任驻华领事，直到1945年在哈尔滨去世，漫长的36年间，他曾先后在成都、汉口、天津、北京、重庆、海口、广州、汕头、上海、香港、哈尔滨等地工作和生活，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用法语和老式照相机的镜头记录了中国的动荡岁月。

儒勒·乐和甘的信和照片大部分是1909年到1926年寄给远在法国的母亲的，那正是20世纪中国最动荡不安、最有戏剧性的年代。

1911年，儒勒在四川亲眼目睹了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并在9月7日拍下了被四川总督赵尔丰杀害的平民横尸街头的珍贵照片，但他发现北京报纸上清王朝的官方评论与他的所见所闻并不一致。10月16日，他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说：“跌倒在衙门口的尸体的照片已经被官府封查，防止它进入流通领域。所有，绝对是所有的照片，都呈现了没带武器的人，大部分是平民，有老有少……”

残暴的清廷已到了强弩之末，当保路运动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武昌枪声又打响了。儒勒在成都目睹了“要求建立新政府”的这场革命，看到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第二年8月，他从成都沿江东下时，手持的赫然就是“中华民国军政府四川外务司”发给他的护照。

1913年，儒勒在汉口见证了孙中山、黄兴等民国缔造者再度成为亡命客的“二次革命”，他在8月19日的家书中不无凄然地告诉母亲：“革命似乎要结束了，政府处处获胜。政府要么用武器，要么用金钱来保持自己的胜利。交易可以说是公开的。”9月3日，针对母亲关于什么是“北方派”和“南方派”的疑问，他这样回答：“如今这两个词表示支持和反对袁世凯的人。这位共和国的总统大人根本不把议会当回事……他进行的是独裁统治。”

1914年3月10日，儒勒写信，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民国在他眼里“比12月2日之后的法国更加不像一个共和国!袁世凯粉碎了所有自由和自治特点的东西；从议会到普通的市议会，所有议政机构3个月来悉数被取消，只剩下他自己。革命党们一个个被清洗；去年发动起义的那些人逃亡日本；次要人物被从他们可能占据的职位上替换掉”。

紧接着，袁世凯以一手操纵、量身定做的“新约法”取代了“临时约法”，把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可以无限制，还可以推荐继任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与皇帝已只隔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在法国大革命的发源地成长起来的儒勒一眼就看穿了这些把戏隐含的危机，他在1915年2月4日写的信中说：“星期六，我们庆祝颁布共和国总统选举的新法。这选举真奇怪!选举团的一百名成员，由两院各选出一半，其中一院是政府任命，另一院由政府支配。这一百名成员从四名候选人中进行推选，一个是前总统，另三个可能是前总统指定的候选人……总统写下的人要么是自己人，他们会拒绝给予他们的荣誉；要么是自己儿子，儿子不会拒绝；要么就是大家都不可能接受的人。所以现在就可以确定，他，还有他的后世子孙，拥有永远的权力!”

然而，袁世凯仍不满足，他要进一步戴上有形的皇冠，把终身总统制变成帝制，把民国变成他的家天下。当时正值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迷信的袁世凯忙于分封公侯、嫔妃，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皇帝梦只是一朵毫不鲜艳的昙花。当年12月25日，曾做过云南都督的蔡锷等在云南宣布独立，打出了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旗帜，要为四万万国人争人格。

三天后，儒勒写信给母亲：“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一年在各个地方都结束得很糟……袁世凯是灵活的人绊在橘子皮上。这次，这块橘子皮叫云南革命………橘子皮”是多么形象的比喻，连一个外国人都看得如此清楚，以袁世凯之老谋深算竟然得意忘形，以为可以把民国的车倒退回去，不亦悲乎?

后来，儒勒又在1916年1月19日的信中说：“政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袁世凯一手舞大刀，一手拿钱袋。这两手哪一手能解决问题，仍难于预料……高官中正直的人都远离了独裁者。”果然没有多久，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中一命呜呼，黎元洪由副总统而升为总统。

当年6月25日，黎元洪接见外交使团的仪式在中南海的总统府举行，“袁世凯的棺材还在那里。而他家里那些‘谨慎的继承人，已经连他生前的每张椅子都搬走了”。寥寥数语便将袁世凯崩后，袁家子孙、妻妾争财产的丑态勾勒出来了。儒勒断言：“中国的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可能几十年后，才会变好一点。”

儒勒的预料不是没有根据的，1917年6月6日，他在北京写信给母亲：“中国再次陷入危机，所有北方省份都宣布‘独立，要求解散议会，重新召回被总统免职的总理。但在开战前，他们谈判。一个军人政府在天津组成……”6月13日，“总统宣布宁死不放弃原则，却不得不践踏原则了，因为宪法没有赋予他权力解散议会，他只得反宪法行事……我们勇敢的总统走投无路，突发灵感。他确认了北京卫戍司令可靠，任命司令当临时国务总理。新总理的头一个行动就是联合签署自己的任命。”

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之间愈演愈烈的“府院之争”为张勋复辟提供了机会，丑剧再次登场，又迅速烟消云散，只是给世界看了笑话。7月11日，儒勒在信中说：“在这个可爱的国家里喜剧与正剧不分。帝国军队被打败，向城里退缩。一架共和国的飞机飞临皇宫，扔下三枚炸弹，炸死两个轿夫。太后立刻晕倒，张勋辞职，王公们来对使团说复辟是违心的，他们依赖着共和国政府的慷慨。”也正是从他的信中我们才知道，7月18日中午是德国人帮助将张勋塞进一辆汽车，“先开到奥地利公使馆，然后到荷兰公使家，他是外交使团团长，给予他避难。张的房子被烧，士兵们投降并剪了辫子”。这一切似乎都验证了儒勒在1913年8月说的——“中国近期还不能和平地享受‘共和制的优越性”。

1921年3月，儒勒·乐和甘在重庆目睹了农民奋起反对军阀统治、遭到血腥镇压的一幕，农民们横尸江边，带头青年的头颅被割下游街示众，“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大致上证实了他的预言。

1925年爆发了中国工人民众死60人、陆军学生死2 3人、法国人死4人的“沙基惨案”，儒勒·乐和甘正好是沙面租界的法国领事，是重要的见证人。在被罢工工人包围的几个月里，租界几乎成了“一个武装的兵营”。他在8月1日的报告中写道：“明天我们要迎来第七个星期的罢工和全面封锁。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连接我们和市里的桥都关闭了。河上没有一条船回应我们的召唤。”直到12月1日，沙面的局势“和几个月一样，毫无进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给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重整山河的机会，儒勒·乐和甘不仅看到了，还敏锐地察觉到了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

1945年2月13日，不到60岁的儒勒·乐和甘在哈尔滨法国领事馆孤独地谢世，法国领事馆的官方说法是他因病自然死亡。当时哈尔滨还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多年后。与他晚年交往密切的沙莱叶耶神父肯定地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这为他的死平添了几分神秘，但至今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