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三十岁以前是庸人

一

30岁以前，曾国藩的胸襟甚是庸鄙。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整个眼眶里只装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好友刘蓉说他“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文集》)。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自述道：“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影响和决定的。

曾国藩的老家在湖南省湘乡县大界白杨坪，处于离县城130里的群山之中，虽山清水秀，但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曾国藩在诗中说这里“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也确实是纪实之语。在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之前的几百年间，这里连个秀才都没出过，不但“不以学业发明者”，也没有出现过大富大贵之族，可以说是一处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在这个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曾国藩所接触到的，不过是赤脚农民和乡间腐儒；耳目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发迹、富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当官发财，给家里人争口气。

二

传统时代，农民们要想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几乎只有供子弟读书一途。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后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孙们靠读书走出这片天地。他不惜血本，供长子曾麟书读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然而，曾麟书资质实在太差，虽然在父亲的严厉督责下，兀日穷年，攻读不懈，却连考了17次秀才都失败了。

作为长孙，曾国藩身上背负着父祖两代的希望。然而，曾国藩从14岁起参加县试，也是榜榜落第，接连7次都名落孙山。比较同时代的名人，便可以看出曾国藩天资的平庸；小他一岁的左宗棠14岁参加湘阴县试便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李鸿章也是17岁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康有为幼年颖异，有神童、“圣人为”之誉，而梁启超更是天资聪颖，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令曾国藩望尘莫及。曾国藩自己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称最钝拙”，看来并不是谦词。

曾家已经习惯了考试失败后的沮丧气氛，他们几乎要认命了。然而，23岁那年，曾国藩的命运突然峰回路转。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举人，4年之后的道光十八年，28岁的曾国藩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自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曾家一下子老母鸡变凤凰，成了方圆几十里的第一大户。

三

如果要填出身成分，曾国藩应该填地主，不过为了准确，前面应该加上一个“小”字。公元1811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他家有田地百余亩(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加上他共8人。根据吴慧的《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孙毓棠、张寄谦的《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中的研究，晚清中国人均田地，乐观估计是3亩，悲观估计仅为1.4亩，而曾家人均12亩半，不可谓不富。

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生活不同，在普遍贫困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成鸭蛋。曾国藩的祖父母都是劳动终生，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后仍然下地拾粪、种菜。曾国藩和弟弟们小时候也都是在田野里摸爬滚打长大，课余时间经常干一些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儿。为了补贴家用，他们兄弟几个甚至还到集市上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落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场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曾国藩家书·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致澄弟》)

小地主家经济状况如此，普通农家当然更是朝不保夕，曾家的许多姻亲就挣扎在死亡线上。1839年，曾国藩去拜访几个舅舅时，就看到他的大舅江永熙“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

然而，自打曾国藩中进士的捷报传到白杨坪的那一刻起，曾家立刻变了：曾氏家族所有人的眼睛一下子都亮了，腰板儿也一下子挺直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简朴的农居。曾家的男人们在会客时穿上了绫罗绸缎，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日常生活虽然不常有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是什么使曾家翻天覆地呢?是靠曾国藩的俸禄吗?非也。传统时代入仕之初，做官往往是一件赔钱的买卖。曾国藩虽然贵为翰林，但年俸甚至不够生活开销。入仕的直接效益是非常有限的，然而，边际效应却相当大。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范进在未中举前。连一碗米都借不到，中举之后，“钱比皇帝家还多”。张乡绅立刻赶来拜访，借给他房子住，“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由赤贫摇身一变而成大富。

事情的奥秘在于：一个人一旦人仕，就成了一只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侍郎、巡抚甚至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

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竭尽全力，也顶多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国藩的老父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而其弟曾国潢在家书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述说，一位族叔见官，地方官问他是何人，衙役们回答，是“曾某大人令叔”，于是“官称之日”“叔老大人”(《曾氏三代家书》)。此叔感觉大有光彩，快慰平生。随着交往水平的上升，曾家的筹资能力大为提高，收入渠道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支撑曾家经济地位急剧上升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借贷，二是接受馈赠，三是通过调节民间经济纠纷获得报酬。

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年底请假衣锦还乡，在老家逍遥自在地待了整整一年，其间走亲访友，出席宴请，四处游玩，以补偿十年寒窗的辛苦。曾国藩一家在这个阶段急需钱财，因为他们不但需要应酬上层社会，还需筹措曾国藩进京为官的路费。当然，这些问题不难解决。在这一年中，不用曾国藩开口，走到哪里都会有人主动馈送或借给他钱物。多年之后，曾国藩在家信中回忆起此事，显得颇为后悔：“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这是后来的悔悟，当时困窘中的曾国藩面对这些馈赠似乎并无犹豫。翻检曾国藩的日记，这一年有数处记到财物。一处是借钱。道光十九年

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说：“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另一处是接受馈赠。六月初五的日记中记：“衡阳县大令沈明府送书来，言费鹤江都转(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有程仪银送余，存伊处。伊亦自有所赠，要余着人去接。”

四

除了借钱和接受馈赠，“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刚典当到手，这块地上的旧佃户与新佃户就发生了冲突，旧佃户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8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也就是说，他带领仆人把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县衙的有关部门。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又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但是否与典当土地有关不详。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29岁的新科进士曾国藩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解地方纠纷了。此时的他年轻气盛，甚至连父母官大人都已经不放在眼里。曾国藩五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他帮曾家说话，然而宋县官“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他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绅士是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在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中国为“士绅社会”。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说：“有些绅士以裁断纷争和调解诉讼案件为业，从而获得固定的收入”，“这种绅士出现来排难解纷的事例在宗谱和方志中比比皆是，致使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绅士要比知县裁断更多的纠纷”。

后来，曾国藩屡次在家书中劝谏亲人不要插手地方事务。他苦口婆心地劝父亲和弟弟们不要包收国税，代打官司，并反复申辩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暑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这给人留下了他向来谨言慎行，不为此事的印象。其实，这只是他后来的认识，在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没少做。不过，此类举动并不招物议，盖因乡绅的一个重要社会作用就是“判断乡曲”。当然，这种判断背后所依倚的，显然是权力资源。况且，做这些工作从来都不是无偿的。事实上，“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往日。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则记载，他寄存在刘蓉家的衣服，其中已有“灰鼠袍套一付，大毛皮袍，皮马褂”等贵重服装。没有当官前，曾家几乎没有人坐过轿子，但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去岳父欧阳沧溟家拜年时，已经俨然是一个标准的大老爷派头，“仆一人，肩舆八人”，八抬大轿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原来那些和曾家后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族人对“曾大老爷”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变。曾国藩六月初三日的日记记载，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以致曾国藩认为他“趑趄嗫嚅，村鄙可怜”。

总之，30岁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也无什么圣人气象。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一个和光同尘的庸员而已。

五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抵达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官宦生涯。

在湖南乡下，他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过往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曾国藩家书》云：“兄常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大多故也。”)对儒学也并没有时间去研究。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身上有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在北京的头两年，他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虽然他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的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40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但这个日课并没有严格执行，虽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还是经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门拜客。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日记载，早饭后，张书斋、曾心斋先后到他家来。送走他们后，他写了十行字，又去会馆，“拜客数家”，然后又与7个朋友一起饮酒吃饭，饭后又去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家，一直聊到三更才回家。

翻开曾国藩的日记，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见人围棋，跃跃欲试”，“说话又多戏谑”，“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心浮不能读书”，“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读书悠忽”，“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醒早，沾恋”，“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却算是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居乡期间，因为小事能写信“让”县令，其不可一世、锋芒毕露的神气也可想而知。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曾国藩身上的处处锋芒。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己年，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在日记中，曾国藩记述道：“(好朋友陈源兖告诉自己)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惠太刻薄，须步步留心”。而另一位畏友邵懿辰也说他的缺点第一个是“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住、脾气火爆，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庆不顾，几

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与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身上常有的第三个缺点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一是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二是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因此，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在日记中，曾国藩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除了赞叹之辞并非发自内心，言不由衷外，聊着聊着，曾国藩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

又如“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席间，面谈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这样的记载可谓数不胜数。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都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以上三点，是曾国藩，也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的缺点。除此之外，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

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然而，用圣人标准一衡量，问题就严重了。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如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他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并直言自己“明知体气赢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

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曾国藩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下期预告]三十岁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也没有什么圣人气象。那么，曾国藩是怎样通过刻苦自修，脱胎换骨成为道德上的圣人君子呢?敬请关注下期精彩内容。

编辑蔡元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