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子

似乎，又是在证明历史的无情。

公元1399年(建文元年)，当西方人欢欣鼓舞地回首过去，准备迎接另一个世纪崭新的阳光时，在世界的另一端、古老的中华帝国，凶悍的燕王朱棣用他强大的大燕铁骑，冷酷地踏破了他亲侄子的梦想。他以“清君侧”为名，兴“靖难”之师，从北平向南，点起了一路战火，别开生面地宣示着自己对新世纪的理解。

此时，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病逝，不过一年而已。

一年之前——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带着对帝国未来的隐隐忧虑，朱元璋满怀期待地将帝国的权杖交给皇孙朱允炆，是为建文帝。但残酷的事实却是，仅仅四年之后，随着守将李景隆主动把南京金川门献给燕军，他“龙驭上宾”时期待的黄金时代便夭折了。1402年六月十七日，叛乱者朱棣即位，第二年改元“永乐”。而朱元璋钦定的那个柔美仁顺的朱允炆，却伴着宫中的大火不知所踪了。

或许就是一种宿命。夹在明朝历史上两个最具光芒的君王之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朱允炆的不幸。即使论及靖难之变，也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皇位争夺战而已，而他在战事爆发后的优柔寡断、惶惶失措，致使战机屡失，更是无法让人对他同情。

从登基到被赶出金銮殿直至人间蒸发，朱允炆对帝国权杖的控制仅仅只有战火纷飞的四年。他太不幸了，也太失败了。如此短的时间，一个藩王居然打败了一个帝王，这不能不使后人思考良久。而后人也大都乐于将朱允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他决策失当，且没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如著名的明史大家孟森先生就对他大举削藩的政策略有微词：“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即方孝孺)以学问名世，何竞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汉初强宗，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被涂炭，且祸本未拔。至武帝时，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诸王之国，不削自削。”孟先生在批评方孝孺，同时也等于间接表示了不满朱允炆的削藩之策。

然而，仔细分析明初尤其是洪武年间政局的变化发展，笔者发现，朱允炆个人的不良表现固然是导致其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他的爷爷朱元璋才是靖难之变真正的隐形操作者。

一

无论从经历之奇、建树之丰，还是实力之雄任何一方面看，朱元璋均是几千年帝王史上的佼佼者。

虽然和尚乞丐出身，只读过几天私塾，识文断字全靠成人后的自学，但朱元璋对帝王政治炉火纯青的运用和发展，让我们惊诧之余只能将他称为天才。在中国古代王朝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许许多多王朝的建立，只是简单的开创了一个朝代，而朱元璋在建立王朝的同时，却发展性地开创了历史。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华，历史性地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之后经历汉、隋、唐三大王朝的继承和发展，到宋代建立时，集权化的程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新高。但是，这并不代表君王帝权的绝对至尊化。我们常常将古代君王想象得无法无天，没有半点束缚，事实上，这只是现代人的一种想当然。

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确立为中国政治及社会的基本秩序后，帝王权力便被抬高——君权神授，又开始被一套伦理秩序限制和约束。它规定了帝王的定义、责任及义务，甚至举手投足间的行为习惯，可以说它就像标尺一样立在帝王周围。并且，除了这隐形的围墙外，明朝以前，历代王朝的权力结构也决定了国家并非君王“一元化”独裁。君王的权力固然至高无上，但这只是相对的，或是名誉上的，通常更具实质意义的则是相权。我们在读史时可以经常看到，有很多丞相如三国时的曹操和诸葛亮，往往会越过君权而成为国家的真正领导者。同时，除了这两方面的制约，还有外戚，宦官和军阀也随时会分解削弱君王手中的权力。

而这一切，都在朱元璋手里得到了历史性的改变。因为他将帝权拔高到了集权化的另一个阶段——一极权主义。

三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朱元璋在消灭功臣时，就像做手术一样耐心精确、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在位30年，他处心积虑地发动一个又一个大案，甚至借题发挥，辗转牵扯，扩大又扩大，最后的目的，都只为揪出一个个他想杀的文武功臣。例如“胡惟庸案”、“蓝玉案”，每一个案件都有数十个公侯落马。最后到他自己死时，明初建国的功臣精英，除少数如常遇春、邓愈、沐英等几位运气好的战死沙场，其余或被赐自尽，或罹于狱祸，或干脆被施暗手毒死，剩下的仅只一位长兴侯耿炳文。

为什么呢?难道朱元璋真的是丧心病狂?又或是对“兔死狗烹”这条自古传下来的帝王之术的热情实践，为自己及子孙的权位解除威胁?

绝没有如此简单，朱元璋有更深谋远虑的打算。

了解“胡惟庸案”的人都知道，朱元璋挑起此案，并不是简单地想杀死那三万人，而是想收取一石二鸟之效。通过此案，他除去了部分不放心的功臣勋贵，更主要的是，借此，他理直气壮地废除了在中国政治中已存在了几千年的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年)，处死胡惟庸一个月后，朱元璋便雷厉风行地诏告天下，正式废除丞相，取消中书省的设置，“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亨皆朝廷总之”。这样，朱元璋就可以将行政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从此以后，除他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国家事务进行决策。

并且，为防止自己死后出现意外，朱元璋还将这项规定列为祖训。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谕廷臣说：“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通过对历朝历代政治的研究，朱元璋发现，如果没有一种体制来保障，再严密的防范也可能落空，君王帝权终究会面临危机，因为他不可能杀完所有的人。即使除去了第一拨人、第二拨人，以后还会有第三拨、第四拨继续钻出来觊觎皇权、挑战皇权，甚至找机会压倒皇权。所以，杀功臣只是一种手段和心理消遣，建立制度体系才是朱元璋最终的目的。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粗鲁的朱元璋不会文雅的做法，他擅长的只是狠辣歹毒。

除了废除丞相制外，朱元璋又学习宋太祖赵匡胤夺军权于将领，将天下军权都收归自己所有。1380年，他把原来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大都督府划分为左、右、前、后、中五个都督府，即五军都督府，相互制约，并明令规定：“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按照他的规定，所有的军队都直属皇帝，将领与军队脱钩，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兵马。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将领，发给印信，这时将领才对军队有临时指挥权。而战事结束后，将领缴印归朝，“官军各回卫所”。太平时候，那些武将是没有任何实权的。

这样，丞相制度废除了，军队机构也改革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一人所有。但朱元璋仍不满意，他认为自己创制的极权体制还很不完美。于是，1382年他首创一种特务机构——锦衣卫，用来对天下臣民进行恐怖统治。《明史》在对其介绍时用了四个字：“不丽于法”。也就是说，锦衣卫这个组织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只对皇帝一人负责。锦衣卫的成员，是专门组织训练出来的，他们在全国各地专事刺探、侦查、告密，并且可以不经请示直接抓人、秘密刑讯，甚至处死犯人。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他们自己也相互不知道彼此的身份，他们可以是任何人，包括你的朋友、仆人，甚至是你的家人。

这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但还不止这些，在思想控制方面，朱元璋还有更“伟大”的创新——八股取士和文字狱。“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求学都只为一个目的——参与政权，而朱元璋便恰到好处地扣住了这个命门。他不仅规定考试时作文的形式，还严格地规定了考试的内容和范围，这样，读书人的目光就被牢牢地限制在他放心的区域。而文字狱的大量制造，则补充性地禁止了某种不良思想的传播，敲山震虎，使天下文化人都俯首帖耳，服从明室统治。不得不悲痛地说，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的人文精神开始急剧沉沦，活泼、自由的思想开始骤然消失；直至“万马齐喑”，“著书都为稻粱谋”，全国上下一片死寂。

到了此时，朱元璋想要的极权体制才终于建立了起来。但随之产生的问题就是过于集中的权力导致的帝室孤单，缺少屏障。朱元璋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册封自己的儿子为藩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屏藩帝室。血亲社会里，血缘决定着一切。在这点上，朱元璋绝对相信皇权的本质就是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的家族。在铲除了所有他不信任的功臣勋贵后，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了早已被历史否定的封王建藩制。他认为，在极权体制的保证下，诸藩王因为骨肉之亲必然会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拱卫帝室。因此，终洪武一朝，他两次共封了24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为藩王驻在全国各战略要地，并准许他们有自己的武装，人数可以从3 000人到19000人不等。甚至，“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

我们没法不承认，朱元璋在政治上绝对是个天才，对于怎样挖掘极权的潜力，实在有超人的天赋。经过他的手，中国的帝权终于在集权制的程度上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极权主义，真正达到了登峰造极。

四

公元1398年，朱元璋放心地死去，留给后代子孙一套他认为像铁桶一般严密的君王极权体制。他自信地觉得，有如此完善的体制在，“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

但不幸的是，他错了。早在他大刀阔斧，花费最大的工夫和心血亲手打造他迷信的极权体制时，许多矛盾和危机就已经在他对接班人的教育中产生了。这也直接导致了他钦定的继承人在短短四年后就被叛乱者赶下了皇位。

在皇子教育上，朱元璋比其他任何一个君王都动了更多的脑筋，费了更多的精力，在某种程度上，朱元璋完全是一个对血腥和酷刑着迷的冷血屠夫。然而，当他转过头来，注视着他的后代子孙时，这种冷血会立马变成一种严厉。从做吴王开始，朱元璋就很注重对诸子老师的选择。《明史》记载：“明初，特重师傅……慎其选。”一点儿都不假。这些老师“皆宿儒老生”，对皇子进行正统的儒家教育。而且笃诚职守，坚持原则，诸皇子若不听教导，他们不仅会责备，甚至还会体罚。比如一个叫李希颜的教师“规范严峻，诸王有不率教者，或击其额”，当有皇子在学堂里不认真读书，顽劣嬉耍时，他就“或击其额”。在“君君臣臣”的封建礼法时代，这简直是侵犯皇室尊严，但朱元璋不仅没有责难，还升了他的官，给予嘉奖。

除了系统的学校教育，为了使子孙们勿忘家本，保持本心，朱元璋还经常将自己痛苦的少年经历作为素材来教育他们。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老家濠州(今安徽风阳)的祖陵修建完毕，词臣奉旨撰写《皇陵碑记》。但朱元璋看后很不满意，称这是“儒臣粉饰之文”，说若把这样的粉饰之文流传后世，“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于是他亲自提笔，“特述艰难”，如实记述自己贫寒的家境和悲惨的遭遇，“俾世代见之”。每个人都有天然的虚荣心，发迹后讳言不怎么好的出身，似乎是人之常情。但作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为了教育子孙，对自己的低微出身不加任何掩饰，大加曝光，其良苦用心不能不让人佩服。还有一次，朱元璋外出时在市井里碰见一个小孩子被人役使，奔来跑去，累得满头大汗却不能休息。朱元璋便专门把他领回宫里，当着许多大臣的面召来诸皇子教育他们说：“此小僮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经常令诸皇子穿上内侍专门制作的草鞋，下乡体验平常百姓的生活。他规定，若是走比较远的路，皇子可以骑马，但只能骑其路程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则必须步行。有时候，皇子们要从南京一路步行到濠州祭拜祖陵。

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方针下，太子朱标及太孙朱允炆被培养得明显过于仁弱了，这种仁弱，已经不是一个君王应该具备的了。

朱元璋挑选当时最著名的大儒宋濂作为朱标的老师，试图将朱标培养成一个惜民、爱民的仁君。然而当他回过头来时，朱标已经不单是仁厚了，甚至是一种软弱。1380年，胡惟庸谋反案爆发后，宋濂因为儿子涉案被牵连进去。朱元璋不讲一丝情面，传旨刑部要将宋濂斩首。朱标知道后赶到朱元璋面前泣阻：“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既惊又怕，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看这件事情，我们不禁要问，朱标性格柔弱到如此地步，对于复杂而严酷的政治情形，他做得了仁君吗?

朱标病逝后，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又是如此，甚至其仁厚程度比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元璋在遗诏中对朱允炊有四字评价：“仁明孝友”。后来《明史》评价朱允炆时也说“天资仁厚”，称他当皇帝的四年施政“皆惠民之大者”，“天下莫不颂德焉”，绝对可称得上是仁君，可是仁君又能怎么样呢?在复杂而实际的政治斗争面前，朱允炆被人轻松地赶下了皇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总结朱元璋的政治方针，他一方面大开杀戒，杀尽一切他认为会威胁自己权力的人，然后不断地将权力集中再集中，紧紧地把握在自己及未来者手里，唯恐有一丝外流，另一方面，他又高度重视接班人的教育，请最纯正的儒师将他们培养成至仁至善之人。一个大恶，一个大善，这明显是矛盾的。好比是朱元璋建造了一个集天下财富的金库留给朱允炆，而后者却在前者的教育下只会如何仁义地理财，而丝毫不会任何保护金库的手段。先不问一个修养再好的个体能否驾驭一套邪恶至极的极权体制，当靖难之变发生时，天资仁厚的朱允炆已显得无所适从了。在他的身后，除了那个看起来至高无上的皇位外，他拥有的要么是方孝孺那样刚正有余、谋略不足的柔弱书生，要么是李景隆那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纨绔子弟。这样的一个领导组合，空有极权，却没有富于战斗力的军队；空有仁政，却没有政治意志和手腕，能够应付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朱允炆的失败，早在朱元璋手里就注定了。在朱元璋的教育下，朱允炆被培养得过于仁厚，过于书生意气，这使他与朱元璋打造的极权体制存在一种天然的矛盾——独裁者的宝座上，偏偏坐着一个缺乏独裁素质的人。这非但荒唐，而且危险。于是，另一个人杀了出来——他迟早会杀出来——这就是生性极适合当独裁者的朱棣。

于是，朱允炆时代短短四年便迅速崩溃。

编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