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檀

金融危机正在颠覆“世界游戏规则”，它带给世界的冲击不亚于一场大地震。经受这一过程的人们，对人对事的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最近发生的对茅于轼和谢国忠人身攻击风波来看，我们的社会正在弥漫着一种非理性情绪，它反映出社会的整体“文化生态”环境指数还未达标。

如果用立场与道德作为研判经济的前提，所有的经济研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谢国忠被逼得用自己的国籍说事儿，声明他是中国公民，热爱自己惟一的祖国。为了赢得信任，他公布了自己的护照号与户籍所在地。

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大，按照骂人者一套“自洽”的逻辑，中国经济需要信心，一味唱空中国经济就是破坏中国经济发展——如果谢国忠是美国公民，则他是混入中国的间谍；如果他是中国公民，那他就是汉奸，卖国讨主子的好。以此逻辑思考问题，欠缺了讨论问题的起码前提。预设一个立场，按照对照划分，这不是学术讨论，而是阶级划分。

在谢国忠先生发表声明后，质疑谢国忠的董少鹏先生发表声明称，“《美国公民谢国忠正在对中国股市说什么》完全依据事实写作，任何国家的公民发表言论，都是有立场的。本人也是。”表面看来，谢国忠是不是中国公民，成为问题的焦点，但其实，任何国家的公民发表言论都是有立场的，才是批评的出发点。

谢国忠先生如果是美国人，就不能分析中国经济了吗？很多拿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公民都在说，也未见得遭受大棒袭击。可见，是谢国忠的唱空太刺耳了，拥趸过多。而谢国忠先生稿费拿来捐款，如果不捐款他就不能说话了吗？道德与立场难道决定了是否拥有说话权？果真如此，由谁来审核谁爱国，谁不爱国？谁能说话，谁不能说话？

杜绝异词、杜绝学术探讨的态度会让中国经济研究走向绝路。

身为哪国公民，并不重要，重要的摆出论据与事实，公平探讨。市场有其内在规律，与市场作对，刻意唱空或者唱多，时间一长，都会露出假预言家的面目。笔者并不完全同意谢国忠先生的观点，他的预言并不完全准确，与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观点极为相似，他们不仅唱空中国经济，照样唱空美国经济，最终唱空世界经济。这样说来，他们岂不是世界公敌？实在说，唱多唱空不仅是学术之争，更与人的个性有关。

中国经济需要信心是不假，如果为此只允许市场发出一种声音，则是可笑的。我国曾经有过万口一词亩产万斤的年代，在短期内确实增强了国民的信心，从长期来看让我们付出了不堪回首的惨重代价。万马齐喑不是福。学术观点有分歧本是常态，如果就此上纲上线成为爱国卖国的证据，实质是剥夺他人的说话权利。

反过来说，正因为有谢国忠先生这样的唱空者，才更有必要让市场人士充分说话，会有人用相反的证据，证明谢国忠先生观点中存在的错谬。董少鹏先生如果能够拿出证据，证明中国资本市场将继续向上，笔者愿意洗耳恭听。

谢国忠先生不是第一人。前一段时间茅于轼先生因为“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被攻击为富人与国际组织的代言者。茅于轼先生的表达方式或许可以改进，他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必保也可以深入探讨，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最大的课题。如果能从国际粮价的未来趋势，从中国人口增长率，从全球航运能力、中国粮食储备能力，沿着学术与市场之路一一探讨下去，也许我们可以就中国粮食安全甚至城镇化推进方式，得出几近科学、符合中国经济利益与全民福祉的结论。

认为茅于轼就是收了什么人的钱，为什么人办事，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据笔者目力所及，真正拿人钱替人办事者，大都悄无声息地行事，或者表面上持四平八稳的公允之论，暗渡陈仓。谢国忠先生我并不清楚，据媒体报道稿费捐给中国红十字会，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离职，也是因为太不能遮掩。而茅于轼先生的扶贫基金、保姆学校等公益事业，有目共睹。

笔者尊重并理解民众的情绪，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的市场容易走向极端，一个基本保障尚未健全的社会不可能平心静气探讨房地产市场规律。激烈的情绪，暴露出的是长期不均衡发展累积下的矛盾。

只有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与风气的改良，才能让所有人从极端情绪的桎梏中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