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无可否认，中国的教育部门也一直在追求GDP主义。GDP主义处处可见，大学升级（从各类中等技术学校、学院升级为大学）、大量扩大招生、大学合并、大举兴建大学城、重量不重质的教师业绩评估、孔子学院的大跃进等等，不一而足。

如同经济部门一样，GDP主义使得教育方方面面的“产值”上去了，但也产生了无穷的恶果。

“中间地带人才”缺乏。先以升级和扩招为例。为什么要升级和扩招，教育部门的正式说法是，这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获得教育机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更多的人需要获得教育的机会。

这并没有错。但教育不仅仅是要培养人才，而是要培养有用的人才。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技能工人。但中国的现实是，熟练工人大量缺乏。因为中专、大专和各类技术学校都变成了大学，自然造成了培养这类技术工人的学校的大量缺乏。这就导致了今天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

当然，这和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也有关系。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都可以进北大和清华，可以“学而优则仕”。但很显然，同样重要的是教育部门充分利用了中国家长的这种社会心理。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教育机构只图利，而没有承担起其“社会责任”来。其后果已凸现——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

中国的很多基础研究都非常先进，并不亚于其他先进国家，但就是转化不了产品。同样一种技术，拿到日本和德国生产和拿到中国生产就有巨大的差异。这里工人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是个关键。

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制造的大多是产业链上的低端产品。企业依赖的是无穷的廉价和毫无技术要求的劳动力，而学校也不培养能够促使中国产业升级的劳动力。

可以确切地说，如果中国的学校不能培养大量的技能工人，中国很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技能工人而非外来的技术和资本是内发型技术创新国家的最重要的因素。再进一步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非常有效地制约着中国企业家的生产。在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阶段，就企业家的教育背景来说，大多数企业家都产生于中等技术学校。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能够对某些现存技术进行改进，甚至创造新的技术。而在高端技术领域如物理、化学和航天等，企业家总是少数。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

中国教育制度所培养的人才并不符合这个分布。如上所说，中国在下端是毫无技术要求的工人，大多为农民工；顶端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缺少的就是中间地带的人才。

没有这个中间地带人才，不仅造成了上面所说的产业升级的困难，更造就了中间地带企业家的缺失。而这个群体的缺失是中国中小企业不能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教育改革应从去官职起。不管怎样，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很多困难，教育部门是有责任的，至少从其培养的人才的角度来说。

教育部门为什么追求教育GDP？首先是因为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类学校校长，其身份最主要的是官员，或者说他们追求的是官员身份，而非专业教育家。在任何国家，教育部门是最讲求专业精神的，但在中国看不到。

其次是中国实际上的教育产业化。尽管并没有明文的教育产业化的国家政策，但教育部门实际追求的就是产业化。一旦产业化，GDP主义就会马上产生效应，因为在这里，教育“利润”变得相关了。

为了钱，教育部门要么向社会（学生家长）要钱、要么向政府部门要钱（各种变相的教育财政和补贴）、要么向银行要钱（借债）。无论哪一项，钱的数量是最重要的。升级和扩招也不可避免。

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是分行政级别的。大学重视的是教育质量、人才的培养、学术的声望和社会的尊重。教育家追求官职势必造成种种恶果。中国的教育改革就要从去官职开始。现实地说，要学校尤其是大学去政治化可能一时三刻还是很困难。不过，去行政化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学校长们还是可以是任命的，但必须去掉他们的行政级别。

教育家应当首先是教育家，而非其他。教育不改革，国家就毫无希望。从民国时代的“教育救国”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科教兴国”的种种口号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但严酷的现实是，差不多已经过了一个世纪，中国的教育还是远离人们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