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楚平

我友黄灵庚，1945年生，1965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70年毕业后，长期在农村中学教书。直到1988年，由于训诂学家郭在贻、音韵学家张世禄两位教授的极力推荐，才调到浙江师范大学工作，现为该校中文系教授。

黄灵庚有扎实的小学功底，1981年开始专心于楚辞的校勘与训辞工作，从1996年至2007年，

连续出版三部楚辞专著，总字数370万。这三部著作是：

一、《离骚校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78万字；

二、《楚辞异文辩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61万字；

三、《楚辞章句疏证》(全五册)，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230万字。

《离骚校诂》初稿撰写于1981年至1986年。他当时还在农村中学教书，为了撰写该书，整整六年没有看过一本电视剧和一场电影，所参证的历代《楚辞》注本达二百多种，凡是国内重要的著述都涉及到了，几乎翻遍唐宋以前所有相关文献，达一百七十多种、上万卷之多，如果把书中征引的书目都列上去，恐怕是上千种、数万卷。但抄录过程难免出现错误，十年后付梓时，为了评职称，赶时间，未能充分核对，留下不少文字差错。黄君十分悔恨，称该书的引文差错“惨不忍睹”。

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在为黄灵庚(《楚辞异文辩证》所写的序中说：“余一向以为古书异文之繁颐，实为汉籍难读之一大困阸。”楚辞不是经书，异文尤其繁富，清代朴学最称昌盛，也无人为楚辞异文校勘尽力，可知其繁难于一斑。到民国时期，才先后出现刘师培《楚辞考异》、闻一多《楚辞校补》、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等书。其中，以姜氏《校注》最为世人所重，以为楚辞异文几尽于此。黄灵庚做学问，有追根问源的蛮劲，他直接以古书为根据，要后人权威著作字字接受核对，一核对，发现刘师培《楚辞考异》遗漏、误录甚多。将姜氏《校注》与刘氏《考异》对照，意外发现姜氏《校注》所列唐宋以前异文，悉同刘氏《考异》，而且刘误姜亦误，一字不差，如此者达百余处。再将姜氏《校注》与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对照，也是如此。由此可知，《校注》所录唐宋以前异文，皆非姜氏亲录，而是转录于刘、闻二书。这使黄君“深为姜氏憾焉”，也将给广大治国学者猛击一掌，引以为鉴!黄君这一发现，无须特殊的聪明睿智，全靠诚实认真的治学态度。这种苦功夫，往往是“只争朝夕”的今人们不愿意下的。黄君的可贵处是有一股“人不干我干”的执着精神。

黄君在《楚辞异文辩证》“自叙”里说道：此书“庶几检尽唐、宋以前典籍，都千余种，其所得《楚辞》异文零句，较刘、姜二书，不啻十倍，凡二书之遗必以补之，二书之讹必以正之，非余所亲检而转引于前贤者必注明之，示未敢掩人之美。”但这部书稿校对付梓前夕，黄君突发重症急性胰腺炎，住院抢救，生命垂危。在生死搏斗时刻，他把《楚辞异文辩证》托付好友校对，出版前，自己体弱，未再认真亲核，因校对时间不足，草率问世，留下一些文字差错。幸得好友帮助，差错数量比《离骚校诂》大为减少，却仍留治学欠精之病，良足憾也!

楚辞研究，始于汉代，也盛于汉代。西汉的朱买臣、严助，以精通楚辞而得幸于武帝。为楚辞作注者，更不乏人。西汉的刘安、刘向，东汉的班固、王逸、马融、扬雄、贾逵等文化名人，当时都有解释楚辞的著作行世，后惟王逸的《楚辞章句》流传人间。而今人能看到的《楚辞章句》有三种本子：一、明代刻的《楚辞章句》单行本，二、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收录的《楚辞章句》；三、唐人李善《文选注》收录的《楚辞章句》。这三种本子差异很大，很难判断哪个版本比较接近原貌。据黄君统计，这三大系统的楚辞正文与王逸注文，异文竟有六千多条。这么多的异文令人无所适从，楚辞学界一直希望有人将《楚辞章句》异文进行全面校理，亟盼有一个相对真实可靠的本子问世。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这个期望只能寄托在黄灵庚身上，他的《楚辞章句疏证》，可谓不负众望。

该书以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翻刻的明汲古阁《楚辞补注》所保存的《楚辞章句》为底本，以十多种明刻本为主校本，所谓“主校”者，即要逐字对勘，一丝不苟。作者开列的“参校本”有一百三十多种。底本、主校本、参校本，皆择善而从，不拘“身分”，对六千多条异文逐一进行考辨、鉴定。

资料校勘，看似琐碎，但它是义理分析的基础，是宏观研究的前提条件。一字校正，往往能解决楚辞学上长期聚讼的大问题，例如《九章·惜诵》“又众兆之所雠”，底本王逸注：“交怨曰雠”，主校本大多与此相同，唯覆宋本、毛晋校刻本《楚辞补注》作“父怨曰雠”。再参校唐人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怨雠”条，引王逸《楚辞章句》：“父怨曰雠”，知其所据唐本是“父怨”。于是断定“交”为“父”之讹字。此字更正，连带解决一个重大义理问题与楚辞作品的真伪问题。屈原在《涉江》等作品里赞颂伍子胥。而伍子胥投吴背楚，鞭尸楚平王，以今人观之，似为卖国贼。屈原为何对伍子胥特别同情?《涉江》是否伪作?此类问题，聚讼颇盛。黄君考证，古人认为“雠”是“怨之当报者”，先秦时期，认为“父怨”必报。为报“父怨”，可以不惜触犯国君。郭店楚简《六德篇》就认为可以“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伍子胥为报楚平王杀父之仇，背楚投吴，正是“为父绝君”的典范，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不能以今日观点非之。黄君校“交”为“父”，完满解答了屈原为何赞颂伍子胥，《涉江》等篇是否伪作等重大问题。

《疏证》还有两个高难度的特点：一、广泛运用地下出土的简帛、墓画等考古资料；二、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用语习惯，识别注文所属时代，断其真伪。前者要有古文字学、考古学修养，后者要对古汉语发展历史了然于心。这是一般的文献校勘工作者难以做到的，而这两方面的修养非常重要。以上述“伍子胥”问题为例，黄君引上海博物馆《战国楚行书》(五)《鬼神之明》，称道“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这条当时铁证资料，足以证明楚国朝野一些人与屈原一样，也是高度赞颂伍子胥的。《离骚》“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章句》：“一云，灵，神之所在也；琐，门有青琐也。言未得入门，故欲小住门外也。”经黄君考证。“小住”一词，是六朝以后的习语，未见于东汉，从而断定“一云”为六朝以后增益之文。《疏证》此类证例不少，最见作者的古汉语功夫。

《疏证》所用版本多为稀有珍本，例如明正德黄省曾与高第翻刻宋本《楚辞章句》、明隆庆朱多煃翻刻《楚辞章句》、日本宽延庄允益校刻《楚辞章句》等，都是十分珍贵的刻本。前二种见于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后一种见于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这三种书都没有，《楚辞章句》只有明万历冯绍祖的刻本。如果《疏证》没有用这三种书对校，其书的学术价值要大打折扣。当年朱季海先生著《楚辞解故》，用了湖北丛本《楚辞章句》，其引文由于版本错误，

留下诸多遗憾。黄君为了一睹这些刻本，可谓绞尽脑汁，历尽艰辛。2000年《疏证》230万字基本完成，惟因未曾对校这三种本子，不敢付梓。2002年春，《疏证》以书稿的名义，向教育部基地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申报课题，获得成功。当年夏天，利用做课题的机会，长住北京两个多月，去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对校。为节省经费，住最差的旅馆，中午只带一包干粮、一瓶矿泉水，像孔子所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清人王筠是著名文字学家，著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他的手校汲古阁《楚辞补注》本，已作为文物，藏入山东博物馆，要借阅须出具“课题证明”、“单位证明”、“职称证明”，缺一不可。为了一睹尊容，黄君往返奔走于济南、金华(浙师大在金华)之间，费尽口舌，整整花去半个月时间。但是，目验后才知，此书的批校只有十一条，而真正有点价值的仅一条，即《天问》首句的“曰”字，王筠以为“日”字与“通、聿二字通，发语词也，非日云之日”。惟此条可备一说，余均不足观。黄君认为，收获虽不大，而弄清该书的面目，还是值得的。

学术无国界，《疏证》还得到日本秋田大学石川三佐男、东京大学陈捷、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李家树的支持，复制了庄允益校刻《楚辞章句》以及西村时彦《楚辞王注考异》手稿等珍贵材料。韩国学者李正熙寄来的北宋刻本六臣注《文选》影印本(即奎章阁本)。至2003年，这些本子对校结束，才将稿子交给中华书局，四年后方问世。

黄君上述三书，基本上可称是楚辞资料校勘学的集大成著作。资料校勘著作，引文不允许有丝毫差错，黄君因评职称、患大病、赶时间等原因造成的文字差错，希望今后有修改补正的机会，以臻完善，使今后研究楚辞的人不必重复劳动，可以放心利用黄君的劳动成果。能做到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集大成者。

这三部书有个鲜明的文字特色，它的370万字全部由流畅地道的文言文写成。对于研究国学的人来说，会写简单的文言文，本该是一种基本技能，但现在却几乎成了一门绝技。

杭州大学中文系是中国训诂学、楚辞学、敦煌学、词曲学的研究重镇，拥有夏承焘，姜亮夫、蒋礼鸿、徐朔方等多位名师大家。黄灵庚的小学功夫与楚辞学修养已为世人公认，但他的大学生活基本上在“文革”的厮杀声中度过，他的小学功夫与楚辞学修养都不是从课堂上得来，从《怀沙》开始，一篇篇楚辞作品都是自学的。这是特殊年代里的特殊学习经历。一个偶然机会，黄灵庚认识了一位家藏万卷古书的朋友，他就是撰写《说文通训定声》的朱骏声的曾孙，他的父亲是精通国学的朱师辙教授，朱老先生年近九旬，建国初就已赋闲在家，足不出户，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他，虽住杭州市中心的岳王路，“文革”时却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这位“大隐隐于市”的世外高人，嗜书如命，他的书不肯外借，只能在他家查阅。黄灵庚在他家看了几天书后，由于有他的儿子“担保”，破例允许每次可借一种，必须在十天内归还。第一次向他借的是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据清汲古阁本重刻的洪兴祖《楚辞补注》，时间在1969年的年底。黄君当然不可能十天内把它读懂，只能一字不漏抄下来再说。以后又借抄了其它楚辞注本。为了准时还书，有时抄到凌晨三点。黄君说自己的“楚辞研究是从抄书开始的”。我想，他的古文写作功夫，也是从抄书中练出来的。从三四十年前的手抄前人著作，到现在自己著成五大册《楚辞章句疏证》，像母腹里的胎儿已长成彪形大汉，其间的母亲血泪，旁人也可想像一二。

黄灵庚的楚辞研究之路还没有走完。《离骚校诂》只是他计划中的《楚辞校诂》的第一卷，继此之后的《九歌校诂》、《天问校诂》、《九章校诂》、(《远游校诂》四卷，不知还将熬白黄灵庚多少稀发!不过，他会像孔子说的那样，“乐亦在其中矣!”

责任编辑张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