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训

摘要:明代传奇小说集《剪灯余话》之所以被称为“薇垣之佳制”,与李昌祺的庶吉士学习经历密不可分。作为翰林院庶吉士,李昌祺经过了三年比较系统的诗歌训练,而这进一步造就了他的诗歌素养,并使其以“诗笔”的形式在他的传奇小说中得到充分显现,从而使《剪灯余话》成为带有炫才意识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同时,《剪灯余话》中出现的诗歌也与明初庶吉士诗歌教育的宗唐倾向完全一致。

关键词:李昌祺;庶吉士教育;剪灯余话;炫才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明代传奇小说作家李昌祺的《剪灯余话》表现出明显的炫才意识,而这部小说集被李昌祺的庶吉士同僚赞为“薇垣之佳制”, [1] (P119)“薇垣”指翰林院,这揭示了李昌祺的小说创作与其翰林院庶吉士教育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从明初庶吉士教育的实际情况看,三年的庶吉士学习经历,进一步造就了李昌祺的诗歌素养,从而使《剪灯余话》成为“诗文小说”的代表作;同时,出现于小说中的大量诗歌也流露出明显的宗唐倾向,而这又恰是作者庶吉士教育期间诗歌学习的必然结果。

早年的家庭教育即已造就了李昌祺良好的诗歌素养。他出身于“诗礼之族”, [2] (P264)其父“有诗名”, [3] (P191)《千顷堂书目》卷十八录李昌祺之父李揆《盘洲集》一卷,注云:“字伯葵,庐陵人,李昌祺父。工为诗,人称李五言。杨荣为作传。”这样的家庭环境使李昌祺早年便具有了良好的诗歌素养,这从李昌祺《凤尾草记》中即可看出,小说写龙生“六七岁时,长者教以诗,辄能成诵;九龄晓属对,作五、七言绝句诗皆可观,众以聪明许之”。这里关于龙生的描写可视为李昌祺早年接受诗歌教育情况的真实写照,因为《凤尾草记》这篇小说带有作者身世自况的意味,其开篇云:“洪武中,由龙生者,本建康人。远祖仕宋为京官,从隆祐孟太后南迁,留家江右,子孙蕃衍,世守诗书。”而钱习礼《河南布政李公祯墓碑》云李昌祺“世家金陵,宋南渡有讳义者仕为郎中,扈从隆祐太后,南上留居吉水之乌江”。杨荣《故盘洲李处士墓志铭》亦云:“处士讳揆,字伯葵。其先金陵人,宋南渡时有尚书郎讳义者徙家江西之吉水,又数迁至今庐陵之螺冈。”李昌祺为江西庐陵人,其祖随宋隆祐太后南渡,遂由金陵迁至江西(即江右),这与龙生有着一致的经历。

得益于早年良好的家庭文学教育,李昌祺于永乐二年进士及第后因“德器凝重,文学优等”而入选翰林院庶吉士。[4] (P470)当时,选取庶吉士的程序是“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 [5] (P1700)李昌祺在《泰山御史传》中写阴司“尤重词职,向修文馆缺官,遍处搜访,不得其人,亦有荐三数公者,虽甚文采,而在世之时,不修士行,或盗名欺世,或昧己瞒人,狗媚狐趋,皆有疵之可议”,这正是明代翰林院选取庶吉士标准的真实反映,也是李昌祺本人拣选庶吉士经历的切身之谈。

三年的庶吉士学习经历,为李昌祺在《剪灯余话》中借诗歌炫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因为诗歌学习是庶吉士学习期间的重要内容之一。明徐阶《示新庶吉士条约》对明初庶吉士学习内容做了极为明确的规定,要求他们继承其前惯例而研习“《唐音》、李杜诗,以法其体制,并听馆师日逐授书稽考,庶所学为有用”。[6] (P508)明管志道在奏疏中也提到,有明一代庶吉士学习期间以《唐诗正声》“为日课”; [6] (P508)明艾南英《上提学陈公祖书》仍宣称当朝“择二三十人以为庶常,课之以《唐诗正声》”。[7] (第1405册)张廷玉等《词林典故》卷三“明学士掌教习庶吉士”记之更详:“其教庶吉士,诗用《唐诗正声》。”显然,唐代诗歌是整个明代翰林院庶吉士诗歌学习的主要内容。明初诗坛的宗唐之风甚浓,于是,《唐诗正声》、《唐音》等著名唐诗选本便成为庶吉士诗歌学习的主要教材。《唐诗正声》乃明初高棅所编,他是在《唐诗品汇》的基础上精选而成,这两部唐诗选本“终明之世,馆阁宗之”。[5] (P7336)《四库全书总目·唐诗品汇提要》也进一步说:“《明史·文苑传》谓: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高棅《唐诗品汇总叙》自言其书“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在“凡例”中说明分立品目的原因是“使学者知所趋向,庶不惑乱也”。例如,他在五言古诗的各个品目中一再强调本书的文学教育功能:“正始:使初学者本始知来,溯真源而游汗漫矣。正宗:使学者入门立志,取正于斯,庶无他岐之惑矣。名家:学者溯正宗而下,观此足矣。接武:俾学者知有源委矣。” [8] (P2)可见这部诗歌选本非常适于诗歌教学,这也是它能成为庶吉士教材的主要原因。对于《唐诗品汇》,钱谦益《评注唐诗鼓吹》云:“馆阁之教习、家塾之课程,咸禀承严氏之诗法、高氏之《品汇》,耳濡目染,镌心刻骨,学士大夫生而堕地,师友熏习,隐隐然有两家种子盘乎藏识之中。” [9] (P248)显然它在明代庶吉士教育中与《唐诗正声》、《唐音》占有同样重要地位。但清人对《唐诗品汇》却颇有微词:“此书明代诗人莫不奉为圭臬,余心慕者久。庚寅始获读之,觉其不尽惬如人意。该台阁体多而山林体少,粗豪者多而细腻者少,酬应者多而闲寂者少,……是以明诗率多廓落而浮夸,未始非此选导之也。” [10]而作为庶吉士的李昌祺对《唐诗品汇》应该涉猎不浅,因为其诗集《运甓漫稿》也多酬唱应和之作,颇有台阁气息。为李昌祺《至正妓人行》作跋的翰林检讨钱习礼,评《运甓漫稿》为“皆典雅,非苟作,隐然声闻于馆阁间”; [11] (卷九十二)朱彝尊则认为李昌祺的诗歌“务谢朝华,力启夕秀”, [12] (P161)也着意于其老成之美,而这与李昌祺就学“馆阁间”所秉持的宗唐创作观念有关。作为庶吉士诗歌教材的《唐音》在明代影响也很大,乃至“学诗而嗜唐者争售而读之”。[13] (第1225册)曾参与明初庶吉士教育的台阁重臣杨士奇对《唐音》非常推崇:“余意苟有志学唐者,能专意于此(《唐音》),足以资益,又何必多也。” [14] (第1238册)而李昌祺本人在《读元杨仲弘诗》中也表达了对《唐音》的由衷赞赏,可以肯定,李昌祺在庶吉士学习期间对《唐音》涉猎颇深。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对庶吉士的诗文学习督责甚严。平时翰林院“设会簿、稽勤惰,唯以严声厉色督责之”。[15] (P40)内阁还按月对庶吉士进行考试,其中诗歌是考察的主要内容之一。《殿阁词林记》卷一○“公署”说庶吉士“在公署读书者,大都从事词章。内阁按月考试,则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本院以为去留地”。[16] (P168)黄佐《翰林记》卷四“公署教习”也说庶吉士“以诗文记诵为学,……在公署读书,大都从事词章。内阁所谓按月考试,则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为去留之地”。徐阶《示新庶吉士条约》则云:“每月馆师出题六道,内文三篇,诗三首。月终呈稿斧正,不许过期。初二日、十六日,仍各赴内阁考试一次。”李昌祺庶吉士学习期间为永乐之初,当时成祖曾亲自过问庶吉士学习情况,“上时步至阁中,亲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定以为乐”。[15] (P205)这一切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李昌祺等庶吉士诗文学习的积极性。于是,庶吉士教学中存在的“教养之法,徒饰华藻,不培本根” [17] (卷二十九)的现象便在所难免,在庶吉士中间也形成了“雕镂文字相夸示” [6] (P506)的崇尚文学之风。在此环境下,李昌祺也毫不例外地养成了以文学自鸣的炫才意识,而传奇小说集《剪灯余话》的创作为他提供了集中展示自己诗歌素养的绝佳机会,因为“诗笔”是讲究“文备众体”的传奇小说标志性的文体特征之一。

无疑,《剪灯余话》中所插入的连篇累牍的诗歌便是李昌祺炫才意识的产物。《剪灯余话》乃是对《剪灯新话》的效颦之作,二者篇数相同,但《余话》插入诗词二百零六首,远比《新话》的七十首多得多。而与唐传奇小说与《剪灯新话》把诗歌和诗性思维融入委婉的叙事之中不同,《剪灯余话》中大量诗词的插入往往与人物塑造无关,而且诗词的篇幅常常超过叙事部分,这显然是作者炫才意识的产物。如《洞天花烛记》情节淡薄,作者只是通过具有自我色彩的主人公“文信美”,利用各种机会展示其庶吉士学习期间所养成的文学素养,借以自炫其诗词才能,小说以集句的形式将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白居易、韦庄、雍陶、李欣、崔颢、陆龟蒙、韩偓等唐代诗人的诗句集在一起成撒帐歌,另有其他诗歌三首。《贾云华还魂记》插入诗词达四十七首之多,还有等同于诗歌的四言祭文一篇,情节多次被连篇累牍的诗词阻隔。《至正妓人行》除前后两小段情节外,主体部分是效仿白居易《琵琶行》所作长达一千二百余言的诗歌,可谓喧宾夺主。他如《听经猿记》、《幔亭遇仙录》、《秋夕访琵琶亭记》、《两川都辖院志》、《琼奴传》、《青城舞剑录》等都分别插入从几首到十几首数量不等的诗词,都存在诗歌与情节和人物塑造相游离的弊端。从《田洙遇薛涛联句记》看,作者自恃诗才、游戏笔墨的心态,在冗长的联句诗和回文诗中一览无余:先是田洙以“落花”为题与薛涛联成四十八句长诗,后插入二人八首回文诗,接着二人又于月夜联成一百句长诗;此外小说中还插入其他九首诗歌。而《余话》中大量炫才自赏的“诗笔”也终于赢得了李昌祺庶吉士好友们的赞誉,他们或谓其“浓丽丰蔚,文采烂然”,“以文为戏”; [18] (P117)或称其“文词制作之工且丽,……昌祺所作之诗词甚多,此特其游戏耳”; [19] (P118)或评其为“漱艺苑之芳润,畅词林之风月,锦心绣口,绘句饰章”。[1] (P119)而赞《余话》为“薇垣之佳制”的同样是这些庶吉士,可见《余话》的“诗笔”与作者的庶吉士诗歌学习经历密切相关。同时,李昌祺还将其庶吉士学习生活投射到了他的小说人物身上,如《洞天花烛记》中主人公名“文信美”,他诗词俱佳,这正是李昌祺经历了三年严格的庶吉士学习之后,其文学自信心的真实写照;《江庙泥神记》中谢琏常“谈笑赋诗”,《田洙遇薛涛联句记》中田洙“雅能赋咏”,这多少都带有作者庶吉士期间诗歌学习的影子。

而庶吉士期间李昌祺对《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唐音》等唐诗选本的学习,也使《剪灯余话》中借以炫才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宗唐倾向,这从其中大量集句诗的来源范围即可看出。《月夜弹琴记》最充分地显示了李昌祺的集句才能,他首先从八十一位唐宋诗词作家的一百六十首诗词中各抽取一句组成二十首七律,然后又以前法集成十首七绝,除少数宋人诗句外,绝大部分出自唐人诗作,所集七十余位唐代诗人的诗句几乎都出自《唐音》等,这充分显示了作者对唐诗的熟稔。像所集温飞卿、沈佺期、王建、刘长卿、王维、王昌龄、刘禹锡、李贺、王勃、李商隐、吴商浩、元稹、王贞白、褚光羲、戎昱、雍陶、杨衡等人诗句皆出自《唐音》、《唐诗品汇》,尤其对温飞卿、王建、李商隐、刘长卿、刘禹锡、李贺等人存于《唐音》中的诗作更是多次引用。集句诗的创作需要作者具备相当的诗歌素养,《文体明辨序说》谓集句者“必博学强识,融会贯通,如出一手,然后为工。若牵合傅会,意不相贯,则不足以语此矣”。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引《柳塘词话》云:“徐士俊谓集句有六难,属对一也,协韵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题意四也,情思联绵五也,句句精美六也。”集句者更需对前人诗“猎涉弘博”,且“平日涵养不离胸中” [20] (P2108)才能信手拈来,自然天成。而《剪灯余话》中的集句诗之所以被人赞为“对偶天然,可取也”, [3] (P192)与李昌祺经由庶吉士教育所形成的良好诗歌素养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从这些集句诗的来源看,李昌祺庶吉士期间所形成的宗唐意识是他大量集唐人诗句成诗的主要原因。

其实李昌祺通过各色小说人物所作诗歌,也透示出他庶吉士期间诗歌学习的宗唐倾向。《长安夜行录》插入长诗二首,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之口赞其“真得唐体”,这是作者对自己宗唐诗作的自我肯定。《至正妓人行》最后作者借至正妓人之口说该诗“此元、白遗音也”,当时有十一人为其作跋,很多人都以元白遗音视之,如曾棨《至正妓人跋》说它“诚得元、白遗意”。周述《至正妓人跋》甚至说:“设使元、白赋之,亦岂能逾于是作也”。高廷礼《至正妓人跋》则赞云:“我吟向传《琵琶行》,铿然节奏丝弦声。呜呼其才难再得,千载相逢李方伯。读诗语我《妓人行》,不啻浔阳秋送客。”刘敬《至正妓人跋》说:“见而知之者,咸以为元、白遗音”,“是诗固当与《琵琶行》并传宇宙间矣”。钱习礼《至正妓人跋》认为作者“落笔之际,必有谓元、白复生,未知其孰先孰后,诚佳作也。”其中虽不乏过誉之词,但其师法元、白却是事实。而邓时俊《至正妓人跋》则认为《至正妓人行》“意韵俱美,可拟欣作”,把它比作李欣《听董大谈胡琴》,也是以宗唐视之。至于《秋夕访琵琶亭记》中《琵琶佳遇诗》,更是明显地效仿《琵琶行》而来。《田洙遇薛涛联句记》中在评论唐代诗妓薛涛时以杜牧拟之;男女主人公联句是有感于“韩昌黎与孟郊有城南联句、斗鸡、石鼎、秋雨等作,宏词险韵,脍炙人口”;小说中的八首回文诗也是受到“唐人善作回文”的启示;而小说中两次谈论元稹、杜牧、高骈等唐代诗人创作,这一切都是李昌祺庶吉士学习期间宗唐意识的流露。

总之,李昌祺庶吉士教育期间的诗歌学习不仅造就了他的诗学素养,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炫才意识,从而为其《剪灯余话》赢得了“薇垣之佳制”的赞誉,并使其成为“诗文小说”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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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