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民

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地位是令人瞩目的。中国不断启动一个又一个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比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遗产、大运河文物保护与申报世界遗产、故宫和布达拉宫等重要古代建筑的维修等，都引起了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此外，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组织排着队要在中国举行其最重要的国际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在苏州召开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次大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2005年在西安召开了第15次大会，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将于2010年在上海召开大会。事实上，任何一位计划在上述国际组织竞选领导职务的国际人士现在都把获得中国的支持看作是重要的获胜筹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开始改变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哲学。《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西安宣言》、《北京文件》等一批反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文献已经为国际文化遗产学术界所广泛引用。

这些变化是令人鼓舞的，也是10年前所不可想像的。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进步得益于其大规模的人员培训工作。这些人员培训工作由政府部门主导，有规划、成系统,有充足的财政保障。

2003年起，中国国家文物局开始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轮训全国省级的文物局局长、博物馆馆长、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和古建研究所所长。这些行业领导干部在大学经历1～3个月时间不等的培训后还要到国外进行考察研究。2006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各省文物局合作培训各地市的文物局局长、博物馆馆长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机构负责人，也就是各省从事文物保护的核心骨干力量。这些培训使中国的文化遗产管理行政官员具有更多专业知识、现代管理技能和国际视野。

对于专业人员的系统培养更是决定了事业的成败。中国国家文物局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实用的培养规划,比如,中国当前最为缺乏的是文物修复人员,现有文物修复人员数量与实际需要存在很大的缺口。为此,国家文物局制定了一个文物修复人员中长期培养规划,每年都会不惜成本地培养至少100名修复人员。这些培训也是走国际化道路，充分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各种资源。比如一项由日本著名友好人士平山郁夫先生发起、由日本文化遗产保护艺术研究资助财团和三星公司提供赞助的“中日韩合作丝绸之路沿线文物保护修复人员培养计划”将用5年时间培养100名高水平的各类文物保护修复人员。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培训是带有强制性的。比如，针对考古发掘过程中文物保护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家文物局开始系统轮训考古领队，强化他们的考古现场文物保护技能。这些人如果不参加培训或未能考核通过，其考古发掘执照将不予年检，也就意味着失去考古发掘资格。

可以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对人才培养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也将为这一领域的行业培训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