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鲁

先父谭熙鸿(1891-1956),号仲逵,江苏吴县人,长于上海。他14岁考进上海电报局当练习生,16岁转正任报务员,因拍电报关系认识了蔡元培,蔡见他为人稳重,办事认真负责,有爱国心,遂发展他为同盟会会员。不久,蔡赴德国留学,父亲也因革命需要调到天津,以后又加入李石曾所领导的京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父亲被派往上海任南方代表团工作组译电员。不久孙中山回国,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聘谭为总统府秘书(电讯组长),仍兼上海职务,于是他奔波于宁沪两地,向孙中山汇报“和谈”信息,同时准确无误地传达孙中山对“议和”的指示,给孙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是年他才22岁。

孙先生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不久让位于袁世凯。孙先生卸职前,曾点名由稽勋局(相当于现在的老干部总局)选派一批年轻有为、有功于革命事业的工作人员去国外留学(史称“稽勋留学生”),先父名列首批名单赴法留学,取得法国都鲁斯大学农业工程师及国家博物学硕士两个学位。

先父在留法七年间,与辛亥旅法元老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以及汪精卫夫妇等常在一起,除1913年奉召回国参加“二次革命”外,曾组织“御侮会”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的拒约运动等爱国活动。他还和人一起创办留法俭学会(即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前身)、留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世界社(中法民间最大、最悠久的文化交流团体)、华法教育会等团体,推动了后来声势浩大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北大生涯

1919年下半年,先父在法国学成回国,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执教,路过上海时被正在上海著书立说的孙中山留住了,要他在身边做助手。经蔡、李(石曾)两位洽商,孙先生只答应暂时借调,北大只好于1920年4月24日先发讲师聘书给先父(时北京大学惯例:专任为教授,兼任为讲师),后经蔡氏再三要求,孙也认为北大既为南方培养新型革命人才,多一个老同志去北大助阵也是件好事,最后还是同意放行。所以同年7月23日,先父又与李大钊同批被聘任为教授。

北大起初没有生物学系,先父被安排在哲学系讲授进化哲学及一班法文课,还兼校长室秘书,不久又被选为北京国立八高校教职员联谊会副主席(主席是马叙伦),最后才由他创办生物学系并兼任首任系主任。

北大教授治校,学校重大事项均由教授评论会投票决定,其成员在每年下半年由教授总人数中公选出五分之一聘用。先父在北大七年,除刚到校第一年外,以后六年年年入选,有两次还得票最多。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主战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先父到校后义不容辞地接过“民主与科学”这面象征北大精神的大旗,参加到反帝反封建及有益于国家社会的爱国运动中去:1921年他与李大钊、马叙伦等人领导北京国立八高校,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及解决教职员欠薪问题而开展“索薪运动”,并组织“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密切关注各列强在中国和远东的活动;为防止外国利用宗教渗透中国教育,他又发起组织“非宗教大同盟”,并当选为北京中央总部理事。

1922年初他与北京各界社会名流约200人发起赈济俄国大灾荒活动,同年10月10日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裁兵运动大会(约五万人参加,由蔡元培出任大会总主席)。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先父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三大政策”中“联俄”一项,当时中俄无外交关系,孙中山想建交,北洋政府却不愿,必须要有强大的舆论予以促成。孙先生希望先父与李大钊商量一下推动北京学界造成声势。当时列宁派全权特使加拉罕(后为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来华活动,先父经李大钊介绍曾与加拉罕会面(1923年10月12日《京报》),后来通过做工作,在学校教授中促成了中苏建交的气氛,以后李、谭联袂赴粤出席国民党“一大”,并与孙先生交换了意见。回京后,就联合40余位北大教授两次上书顾维钧外长敦促中苏建交。

1925年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压制学生进步思想引起学潮,教育总长章士钊武力解散该校,导致社会公愤,先父与北大鲁迅等40余位教师公开发表《反章宣言》,帮助创办新校复课,并义务授课;是年第四季度,又参加北京各界发起的“争取国家关税独立”运动。

1926年,英国国会对中英庚款退赔处理不当,有损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先父联合教育界领导人雷殷、马叙伦、陶行知、林风眠等20余人三次向英国庚款咨询会调查团抗议。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缉拿“肇事者”,《京报》刊出一个48人的通缉名单,先父与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顾孟余等名列其中。翌年,奉系军阀入关,形势愈加严峻,先父像许多北大教授一样,于3月间悄然离京南下,从而结束了七年有余的北大生涯。

谭陈联姻

在个人生活方面,先父的第二次婚姻因受其妻姐陈璧君的阻挠,演变成当时社会的一大绯闻,对其后半生影响甚大,也应借此一述:

1917年,先父与在法留学的南洋华侨陈纬君结婚,陈纬君与陈璧君是同父异母的姊妹,这样先父与汪精卫就成了连襟。

1922年3月,陈纬君患猩红热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在百日祭时,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沈士远、丁西林、王世杰、肖友梅、张竞生、李四光、李麟玉等十位北大教授发起举行追悼会,并联名撰写《谭陈纬君夫人行状》一文,刊登在1922年6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胡适日记》也有参加谭夫人追悼会的记载,可见该事在社会上的透明度一开始就很高的。

同年秋季,陈纬君的同父异母妹妹陈淑君,因陈炯明叛变,广州时局动荡,而转到北京求学。由于北大考期已过,她暂住在姐夫家,并在北大旁听,不久便与先父结婚。

陈璧君与先父个性都极强,常各持己见,相互抬扛,各不相让,关系至为紧张。她原以为陈纬君去世后,就割断了两家亲戚关系,想不到谭熙鸿又与陈淑君结了婚,竟成了陈家的双料女婿,陈璧君对此怒不可遏,于是唆使陈淑君在广州认识的男友沈某向北京《晨报》投诉,痛斥“谭熙鸿无行,陈淑君无义”。陈淑君则在《晨报》上申诉,自己与沈认识只数月,并“无婚约之予定”,“淑与仲逵结婚,纯系个人自由,双方志愿”(1923年1月17日《晨报》)。谭陈两家当时都是社会名门,此番一搅混水,将谭陈联姻变成了社会一大绯闻。

这时又跳出一位名人,北大教授张竞生博士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文,题为《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意在为陈淑君辩护。由于他思想超前,有许多惊世骇俗之语,在当时反封建与封建势力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加上媒体的炒作,把谭陈联姻弄得更加沸沸扬扬,连梁启超、鲁迅等人都出来关注此事,时人称之为“A先生与B女士事件”。自此事始,谭陈(璧君)愈加交恶,而汪谭亦渐疏远。

当年陈璧君教唆沈某去北京向《晨报》投诉时,接待记者是孙伏园,他早先在北大图书馆任管理员(毛泽东前任),常在北大旁听父亲的法文课,两人关系甚好。1926年至1927年间,蔡元培帮孙去法国进修,汪精卫夫妇亦在法国,汪氏托李石曾代找一位家庭教师给在法国的孩子补习中文,李石曾就介绍孙伏园去汪府任教,这样他与陈璧君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孙原以为先父是她妹夫,就谈到了先父,不料陈璧君一听到先父的名字,破口大骂,把策划沈某晋京投诉事和盘托出,孙万万没有想到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竟是汪夫人。

1956年,先父在北京患脑溢血症住院,孙伏园当时是政务院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也得过此病,我为父病常去孙府取经,上述事是先父去世后孙亲自告诉我的。孙氏是老报人,德高望重,绝不会凭空造谣。

矢志蚕桑

先父与许多国民党元老一样曾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有很多从政机会,但他不愿卷入政治派系斗争漩涡。他铭记中山先生“不做大官做大事”的教导,矢志实业救国,投身于蚕丝改良事业和经济建设工作,先后创办浙大农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任新成立的林垦署署长,兼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还担任过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蚕丝改良委员会主委,抗战时期在重庆担任经济部技监兼经济调查委员会主委。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担任全国蚕丝产销协导会主委,主编了一部《十年来的中国经济》(1937-1946),共三巨册,由中华书局发行,被称为是抗战时期最详实、完善的一部经济史料,还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勋章。

1948—1949年,国民政府先后迁都广州、重庆,先父没有跟去,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建国后,我家仍住上海。先父与朱洗同行,两人常有往来,一起讨论研究印度蓖麻蚕遗传研究工程。朱是留法著名生物学家、中科院院士,曾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长,该所设在上海时聘先父为特邀研究员。建国后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组成中国科学院,在上海成立实验生物研究所,朱为所长,仍聘先父为特邀研究员。

我原在上海工作,1950年初随单位到北京,创办中国石油总公司。是年夏某日,李石曾之女李亚梅大姐电话约我晚间去她家晚餐,说有客人要见我。我按时赴约,见到蔡无忌(蔡元培次子)、何尚平、李圣章,他们在京开会,受到周总理接见。总理希望蔡柏龄(蔡元培三子,著名物理学家,长期在法国研究国防科技)能回国服务,希望他们帮助动员,后又问起先父情况,希望他能来京工作。他们将这消息告诉我,希望有所准备。不久中农部成立顾问参事室,聘先父为室主任,当时部里都称他为总顾问。先父一直工作到他1956年因病去世止,任职期间有下列一些事值得一提:

1951年4月至6月,先父参加由全国政协组织的“北京土改参观团上海分团”,去上海北郊参加土改工作。该团约有30余人,全是知名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团长严景耀(雷洁琼丈夫、民进中央创建人之一),副团长巨赞大法师(中国佛学会副会长)。当时全国有10个分团,参加哪个团由个人自愿挑选,名单公布在《人民日报》上。听先父说,他们到上海后,经过短期学习,即分配到上海北郊帮助农民劳作,与农民同吃住,生活上打成一片,直到土改完毕,农民才知道这些人是北京毛主席派来的。

先父抵京后,科技界对他很尊重。他在中科院没有具体职务,但有事常找他,记得1951年9月13日至24日中科院第二次扩大会议,他就是以专家身份参加的。因为先父是北京大学生物学系首任系主任,也是北京农业大学创办人之一,虽已过了20多年,张景铖(北大生物学系主任)、孙晓村(农大校长)都常找他咨询请教。有一个时期,他与刘仙洲(我国著名农机专家、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韩丁(美国芝加哥大学青年农机专家、中农部顾问)代表农业部和高教部联合组成的工作组,常驻北京东郊拖拉机学校,探索我国农机化发展方向,由于他们水平相当,合作得很愉快。刘仙洲是留美农机权威,做过刘少奇老师。韩丁思想较为进步,未婚,单身住在东郊农场,因为是外籍专家,在市内农业部附近分配有一间住房,当他听说先父住房有问题时,二话没说,就把房子让出供其居住,直到先父去世为止。

中国建设兵团司令员、国家副主席王震将军,曾两次枉驾邀请先父去新疆,并以两年为期帮助创办一所农业大学,后因先父被指定专管华东农业及指导蚕丝工作而作罢。

建国初期,一次先父在北京饭店遇见周总理。总理说像他这样有丰富阅历的人,应多结合自己的经历写些史料,供后人参阅。当时百事待兴,尚无整理“文史资料”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在1959年以后才明确的。中年以后,先父全部精力都致力于中国蚕丝改良工作,他误以为总理要他整理一部“中国蚕丝业发展的史料”,回去后就着手进行,翻阅了大量相关史料。为此他还多次拜访老友陈垣(西域史权威)及其长子陈乐素教授(著名宋史及日本史专家)讨论“丝绸之路”、“蚕丝东传”等情况,费了很大力气,可惜直到1956年去世前都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周总理的原意可能不是这样,而是要他结合个人经历多写些像回忆录之类的史料,供后人阅读,以史为鉴。

镇反时期,中央农业部参事艾月英被捕前,有关部门曾找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及时任顾问参事室主任的父亲谈话,征询他们意见。李说,武汉解放前艾月英是湖北省参议会议长,他曾派艾代表他与力主要打的白崇禧斡旋,不久武汉退兵解放了,在这一点上艾月英是有功的,李也因此当了部长,认为对艾的处理应从几方面慎重考虑。先父说他与艾月英过去不识,到京两年后才与艾共事,艾对工作是积极的,没有发现他有不良言行,而且艾还提过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政府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现,故对艾的处理应考虑这一因素。这些话在“以阶段斗争为纲”、“一边倒”的年代里是不合时宜的,但李、谭不顾个人安危,能照实说话,是难能可贵的。当时政法是董老(必武)负责,最后决定,将人送回原地审讯,但整个过程必须详报中央,由中央作最后决定。

1956年1月24日,先父因脑溢血症突发,急送至北京人民医院治疗,于3月6日下午6时55分逝世。先父参加民主党派甚晚,但政府对他按统战对象对待,凡有活动均请其参加,遇有重大事件先征求其意见,生活上按高干待遇,对我们家属的工作也做了适当安排。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有病时得到了政府的悉心照顾,住在北京人民医院特等单间病房,有特别护士日夜看护,医院还依照家属意见邀请院外专家联合会诊抢救。他病危时,政府还派了一位李局长(中共中央委员)前来看望,那时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在筹办,李局长在病榻前安慰先父,要他好好养病,等农科院办好了,政府将派他当副院长,领导工作。先父去世后,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并遵家属意见与其夫人的骨灰合葬在上海龙华公墓,全部费用由政府实报实销,还发给一笔不菲的抚恤金。

1956年3月9日,政府在北京嘉兴寺为先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参加亲友约400余人。首任农业部长李书城早年与家父同时担任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秘书,他在致悼词时动情地说:“1949年刚建国时,政务院(以后改国务院)开会时,就有人提出要谭先生到北京来工作,但也有人说他与汪某人是亲戚,应该谨慎,须经调查才能聘用。后经半年多调查,谭与汪在政治上没有联系,无任何劣迹。之后,政府才邀他到北京来工作,故他在参加革命工作前,其历史和政治面目政府早已摸清,已有定论,他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李部长这段讲话说明政府对家父的信任和尊重是有事实依据的,也是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伟大、正确之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