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

创建神交社

1907年初,陈去病回到苏州。4月清明,他和高旭、刘三、朱少屏、沈砺等人游览虎丘,凭吊张国维祠。张国维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曾在浙江与清军苦战,失败后沐浴冠服,从容投水。祠宇已经很破败。陈去病想象当年张国维慷慨赴死的气概,看到眼前满目荒凉的景象,不禁感慨万端。这次凭吊,埋下了后来南社在该处召开成立会的因子。

同年,陈去病到上海主持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7月,著名的女革命家与社会活动家秋瑾殉难,东南革命党人一致瞩望的浙皖起义失败。秋瑾的被杀引起了巨大震动。陈去病想在上海为秋瑾召开一次追悼会,被人所阻,便改变计划,准备组织一个联络革命文化人士的团体。因为魏晋间嵇康、阮籍等七个文人经常在竹林中相聚,史书称赞他们之间的友谊为“神交”,陈去病便把这个组织定名为神交社。7月29日,上海著名的《神州日报》上登载了陈去病署名的《神交社雅集小启》,该文首先追忆明末文社林立的状况。明代中叶,东林党首开文人结团议政之风。其后,太仓人张溥与常熟人杨彝组织应社,吴江人孙淳等组织复社,云间(今松江)人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组织几社。一时东南各省以及山东、河南、湖南、江西等地都出现了不少文社。1629年、1630年、1632年,复社联络各地文人先后在尹山、金陵、虎丘召开三次大会。最后一次虎丘大会时,赴会文人达数千人以上,观者叹为明代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事。陈去病是吴江人,熟悉乡邦文献和先辈事迹,在创建神交社时想起这一切是很自然的。

在《神交社雅集小启》中,陈去病还猛烈抨击清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表示要广泛联络天下文士,论交讲学。

与《小启》同时公布的还有《神交社例言》,它宣称“本社性质,略似前辈诗文雅集,而含欧美茶会之风”,同时表示欢迎下列八种人加入:1.耆儒硕彦,有诗文杂著发刊于世者; 2.曾为著名杂志担任撰述者;3.海内外有名之新闻记者;4.有编译稿本为学界欢迎者;5.留学生之得有允当文凭者;6.海内外著名学校之主任者;7.各学会之会长;8.名人后裔,能保先泽而勿失坠者。戊戌维新运动以后,东南一带的新闻、出版、学校、学会等新兴文化事业蓬勃兴起,大批年轻人出洋留学。神交社例言表明,它吸纳的主要对象是这批新兴的知识分子,但也容纳旧式的“耆儒硕彦”和“名人后裔”。

8月9日,陈去病生日,邀请《国粹学报》主笔邓实、黄节、诸宗元、名小说家包天笑以及朱少屏等人小饮。席上,陈去病赋《念奴娇》词,抒发对浙皖起义失败的悲愤。词云:“可堪捲地风潮,吴山越水两处频凄恻,弹断薰琴浑不竞,士气天南如墨。祈死无灵,疗愁鲜术,抚剑空呜咽。”这实际上是一次政治集会。15日(夏历七夕),神交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第一次雅集,到陈去病、吴梅、刘三、冯沼清等十一人,一起拍了一张照,“设宴终日而散”。陈去病很高兴,觉得是竹林七贤“清谈”的场面再现,又觉得是当年的应社重生。高旭、柳亚子原来都是神交社的谋划者,但因风传两江总督端方将按名逮捕,这时都躲在乡下家中,没有到上海与会。事后,陈去病写信向高旭索诗,并约他重游苏州,高旭答诗道:

弹筝把剑又今时,几复风流赖总持。

自笑摧残遽如许,只看萧瑟欲何之!

青山似梦生秋鬓,红豆相思付酒卮。

怕听夜乌啼不了,沼吴陈迹泪丝丝。

高旭对神交社的创建表示欣慰,希望陈去病继承几社、复社的传统,主持坛坫;对重游苏州之约则婉谢,理由是不忍再见当年越国灭吴的陈迹。

柳亚子比高旭积极得多,他收到陈去病寄来的神交社雅集图后,立即提笔写了一篇图记,高度评价晋代忧国忧时的“新亭”名士和明末踊跃抗清的复社文人。柳亚子认为,复社文人组织的抗清义军虽然都失败了,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却是不朽的。柳亚子进一步希望,神交社能成为生生不息的土壤,在反对清政府统治的革命战争中,它的成员将“身先士卒”,“攀弧先登”,成为攻城夺地的“健者”。

神交社雅集后不久,冯沼清即于9月22日逝世。这位热情的年轻人和陈去病、柳亚子都是好友,因为强烈地渴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所以特别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沼清”。他的早逝使陈去病等非常悲伤,幸好此时,苏曼殊自日本回沪,住在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和陈去病等时而“对床风雨”,时而“酒家相谈”,因而又带来不少慰藉。11月,江、浙两省人民为保护沪杭甬路权,掀起轰轰烈烈的路事运动。陈去病到苏州组织江苏铁路协会,曾经写过一首诗分寄神交社同人,可看做是以诗的形式的通信。

上海酒楼的两次小饮

神交社成立后,除在上海愚园举行过一次雅集外,并未能开展什么活动;高旭曾征集稿件,准备出版《神交集》,也没有成功。从1908年年初起,陈去病等人再次从事结社的努力。

1907年12月,刘师培自日本回国。刘师培出身于治《春秋左氏传》的书香门第,1903年改名光汉,以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之志,同时又以“激烈派第一人”等为笔名,在上海报刊上发表过不少鼓吹革命的文字,是一位颇具学识的革命宣传家。他的归来自然受到陈去病等人的热烈欢迎。1908年初,陈去病、高旭、柳亚子、沈砺等四人在上海设宴为刘师培洗尘。席上,陈去病想起了逝世不久的冯沼清,提议完成他未竟之志,组织文社,进行反清宣传。诗云:

星晨昨夜聚,豪俊四方来。

别久忘忧患,欢多罄酒杯。

文章余老健,生死半堪哀。

待续云间事,词林名骋才。

云间事,指夏允彝等在松江组织几社。“待续云间事”,即指步武几社的后尘,组织反清的革命文学团体。刘师培没有对陈去病的建议明确表态,他在《步佩忍韵》一诗中说:

老木清霜黄歇浦,故人应讶我重来。

海天归棹人千里,江国消愁酒一杯。

尽有文章志离合,似闻欢笑杂悲哀。

四方豪杰今寥落,越水吴山汨霸才。

大凡“左”得快的人右得也快。刘师培去了一趟日本,接受了当时最时髦的思潮——无政府主义,于是反对孙中山,大闹同盟会,最后和自己的老朋友章太炎也吵得不可开交,这时正准备暗中向端方自首,皈顺清朝,他自然不愿多谈政治,只表示赞成以文章记述“离合之感”。

积极支持陈去病的是高旭。他在《次佩忍无畏韵》一诗中说:

到头时事何堪说,地老天荒我始来。

几复风流三百首,竹林豪饮一千杯。

尽教黄种遭奇劫,端为苍生赋《大哀》。

尚有汨罗须蹈去,江山如此不宜才。

这里提到了几社、复社,提到了竹林七贤,正是神交社的老路子,他主张“端为苍生赋《大哀》”,为拯救民族的危难而写作。

柳亚子的和诗为《海上即事次巢南、慧云韵》:

天涯旧是伤心地,裾屐丛中我再来。

把臂恍疑人隔世,浇愁端赖酒盈杯。

琵琶天宝龟年怨,词赋江南庾信哀。

莫管存亡家国事,酒龙诗虎尽多才。

诗中提到了安史乱后流落江南、以琵琶诉怨的李龟年,提到了沉沦北国、写作《哀江南赋》的庾信,显然在文学主张上,他是高旭的同调。

从上述陈、高、柳三人的唱和之作看,他们在结社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月12日,陈去病等人再次聚首于上海的一家酒楼。这次的参加者除原有的五人外,又增加了《神州日报》的主编杨笃生以及邓实、黄节、朱少屏、张家珍、刘师培的妻子何震等六人。席上,一致同意结社。柳亚子兴奋至极,即席赋诗道:

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

佳人真绝世,余子亦英雄。

忧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

相逢拼一醉,莫放酒樽空。

何震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东京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即是由何震出面创办的,所以柳亚子把她比为苏菲亚,而将刘师培比为布鲁东。在中国近代史上,无政府主义以否定一切的决绝态度让不少苦于封建压迫的年轻人为之倾倒,柳亚子也是如此。要认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和危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次雅集,和神交社一样,也拍了一张照。

大概前述五人聚会只是商量,而十一人聚会才正式决定结社,所以后者被陈去病看作是南社的权舆。他在《高柳两君子传》中说:“至丁未冬,复与余结南社于海上,而天下豪杰咸欣然心喜,以为可藉文酒联盟,好图再举矣。”

陈去病始终不能忘情于秋瑾。2月25日,他和徐自华一起在杭州西湖为秋瑾下葬并在凤林寺举行追悼会,同时成立纪念性的组织秋社。事毕,陈去病作诗赠给徐自华及秋社同人,并遥寄诸宗元、高旭、柳亚子等人索和。陈诗云:

岳坟于墓久荒凉,苍水冤沉孰表章?

不信中朝元气尽,只令儿女挽颓纲!

玄酒棻香次弟陈,衣冠如雪拜佳人。

道旁妇孺争垂涕,道是鲁连耻帝秦。

诸君高谊薄云天,千里殷勤挂纸钱。

我为陈词酬一斝,好将心事达重泉。

高旭、柳亚子等均有和诗,高诗云:

胡尘滚滚待澄清,惆怅江南野史亭。

翘首天涯酹杯酒,表章义烈眼垂青。

新亭高会事成尘,痛哭荒江后死人。

十万横磨剑安在?愤来我亦欲逃秦。

陈诗、高诗都发表在当时上海的报纸上,既是对“义烈”的表彰,也是对清政府的抗议和示威。

在为秋瑾治丧的活动中,陈去病深为徐自华的侠义精神所感动,为之题诗集说:

天生风雅是吾师,拜倒榴裙敢异词。

为约同人扫南社,替君传布廿年诗。

——《题忏慧诗集》

这是南社一词最早见之于文献。稍后,柳亚子也有《海上题南社雅集写真》诗,感叹于人员分散而活动寥落,注称:“南社诸子时在海上者,唯朱少屏、沈道非两人而已。”(《磨剑室诗词集》上)大概这一时候,陈、高、柳三人已就社名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因而可以公之于世了。

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从日本归国后,陈去病便很喜欢这个南字,不仅改字巢南,而且诗集也命名为《巢南集》。他后来解释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定名南社,正是为了表现他们的反清主旨。

陈去病的越中、岭海之行

追悼秋瑾事毕,陈去病即应邀赴绍兴府中学堂任教。绍兴是秋瑾的故乡,也是光复会的大本营,当年秋瑾曾和徐锡麟一起在这里办过大通学堂,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陈去病到绍兴后,通过学生宋琳将这批人联络起来,组织了一个革命团体,名叫匡社,意在以匡复中华为志。匡社的成立,为后来的越社打下了基础。

在绍兴期间,陈去病除去古轩亭口祭奠秋瑾外,还去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六个皇帝的陵墓祭扫。他想起了北方崇祯皇帝的陵寝,不胜伤感。5月8日,在杭州教书的刘三写了一首诗给陈去病,邀他来共同祭扫抗清英雄张煌言墓,诗云:“为扫南屏苍水墓,有人号哭过江来。”陈去病读后很受感动,立即发信给高旭和柳亚子,要他们同来张煌言墓前一哭,兼吊秋瑾。这时,陈去病已经得到章太炎、刘师培二人反目成仇的消息,因此在信中说:

刘、章结果,弟数年前早料到。盖两人皆经生,铿铿好辩,不肯服输,匪若吾侪终不忍以意气坏大局也。好兄弟而如此,能无泫然?所愿吾侪当日凛凛,无蹈此复辙,而自破其贞盟也。

信中,陈去病还告诉高旭,他所起草的《南社叙》将托柳亚子抄写寄呈,但刊行则须见面后商量再定。

5月24日,陈去病赶到杭州。这一天,是南明永明皇帝被清兵杀害之日。当时,陈去病“南向哀号”,写成《永明皇帝殉国实纪》一文,称这一天是“吾朱明皇帝亡国之最后日”,又是“吾皇汉民族永堕于奴隶牛马之第一日”。陈去病不了解,自进入阶级社会之日起,汉族中的劳动人民早就是奴隶牛马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大多对民族压迫敏感,而迟钝于阶级压迫,陈去病即是一例。文章表示,有剥必有复,有因必有革,号召革命党人掌握时机,响应正在云南河口等地发动的起义。他相信:“我高祖、列宗、永明诸皇帝在天之灵,必阴相佑之,以策成功。”7月4日(六月初六)是秋瑾牺牲一周年纪念,陈去病准备在西湖再次召开追悼会,秋社同志徐自华、姚勇忱、褚惠僧等革命党人纷纷集中西湖。旗人贵翰香闻讯,奔告浙江巡抚增韫,增韫准备派人缉拿。这时,正赶上革命党人陈陶怡回国,刚到上海,就因刘师培夫妇告密被端方派人逮捕。一时风声紧张,陈去病接受姚勇忱等人的建议,准备南下汕头暂避,行前回到故乡同里安排家事,又特意赶到黎里向柳亚子告别。他写成六首绝句向南社诗人索和,诗云:

耿耿旄头灿九天,汉家残社几曾延?

祝宗祈死浑无效,又问尘寰过一年。

欲为苍生赋《大哀》,侧身且向粤王台。

会看丹荔黄椒侯,万里炎荒被发来。

1907年生日,陈去病与邓实等人聚会时,曾有“祈死无灵”之句,眼看生日又到了,而所事无成,还要被迫逃亡,陈去病很悲愤,因此又有“祝宗祈死浑无效”之句。柳亚子读后,不以陈去病的情绪为然,写诗慰勉道:

残山剩水哭黄天,妖鸟余腥总蔓延,

赖有义熙元亮在,中原不数羯羌年。

元龙湖海本无家,绝业千秋计未差,

便使此身终异域,要留文字辨夷华。

复社逃盟总旧因,网罗遗佚替传真,

祝宗莫便轻祈死,文献东南要此人。

——《巢南初度将及感成六绝和韵》

柳亚子希望陈去病珍重,坚持以文字反清,即使终老南荒绝域,也要坚持初衷。“文献东南要此人”,这里有着对陈去病的殷切期待。

8月,陈去病抵达汕头,参与《中华新报》的编辑工作。编辑之余,他果然不负柳亚子所期,奋力写作。9月22日,他在一个海岛上祭悼南明的隆武皇帝,有诗作。10月13日(九月十九日)是明末抗清英雄顾咸正、刘曙、钱旃、夏完淳等人牺牲之日,他又作了诗。这些诗,他都寄给了柳亚子等人,柳亚子等人也纷纷和作,拟议中的南社机关刊物虽尚未出版,但诗笺却沟通了彼此之间的情怀。

陈去病在《中华新报》的工作卓有成效,该报迅速成为革命党人在岭南的一块重要宣传阵地。11月,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当月,陈去病去香港,与云南、广东等省革命党人相见于中国日报社。归途中,他兴奋地赋诗道:“北极腥风动,南天热血多。吾曹应有事,努力砺征戈。”然而,正当他奋发图强准备有所作为时,突然接到徐自华的电报,称浙江巡抚增韫勒令平毁西湖秋瑾墓。陈去病立即束装北返,企图挽救。12月7日,陈去病与浙江革命党人张恭相晤于上海,当晚张恭被捕。

张恭被捕仍是刘师培夫妇告密的结果,这两个叛徒为了向端方邀宠,一次又一次地出卖自己的同志和友人。危险的是陈去病等仍然没有任何觉察。几天后,徐自华等设宴为陈去病洗尘,居然还邀请刘师培夫妇出席。一直到1909年夏天,南社同人才识破二人的真面目。

监狱内外的唱和通信

此时,南社的另一个重要参加者宁调元因策应萍醴起义正身陷牢狱。宁调元(1883-1913)字仙霞,号太一,醴陵人。1903年入长沙明德学堂师范班,后加入华兴会。1905年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次年回国,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因策应萍浏醴起义被捕后,由于找不到充分的谋反证据,清政府定不了宁调元的罪,他的案子就挂了起来。

在长沙狱中,宁调元辛勤读书写作,并与傅尃、高旭等人唱和通信。1907年冬,当他从傅处得悉高旭准备出版《神交集》时,曾将一批稿件寄给《国学报》的邓实,请他转交高旭。1908年4月,《神州日报》出版一周年,高旭写了八首诗以为庆祝,内三首云:

数枝健笔抵戈矛,震撼魔王唱自由。

东亚风潮勤鼓吹,青年有责振神州。

麟经一卷纪宗周,天丧斯文是用忧。

砥柱中流原不易,要当戳力此神州。

中原时事叹无鸠,收拾河山仗俊俦。

旭日初开扬异彩,万千气象壮神州。

同月,宁调元从报上读到这八首诗,顿生空谷足音之感,于是也写了八首诗相和,其中二首云:

鹊巢盘踞任鸣鸠,困苦王孙孰与俦?

文字有灵重祷祝,国魂复苏返神州。

峨峨八岳足高游,路险难兮愁复愁。

最后成功争一篑,共将热血染神州。

可以看出,不论是唱还是和,都表现了那个时代青年革命党人的一腔爱国热情,也表现了那个时代进步作家对文学作用的重视,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创作为振兴神州服务。这以后,高旭又写了四首绝句寄给宁调元,其一云:

几复风微忆昔贤,空山时往听杜鹃。

支撑东南文史局,堪与伊人共此肩。

——《寄怀太一湘中》

这首诗要求宁调元和自己共同支撑东南文史的局面,可以看作是对宁调元参加南社的邀请书。宁调元读诗后,欣然作诗相答:

巨艰当世几人肩?夜雨魂销蜀道鹃。

几复风流已千古,后生莫漫拟前贤。

——《接哀蝉书并寄怀诗四首,即次韵以答之》

同时,宁调元又在信中告诉高旭,自己应傅尃之约已写就《南社序》,并建议出版机关刊物《南社》时不必列插画和文选,而应“添论著一门,专述列代诗运之盛衰及其源流;添传记一门,专为列代诗人作小传;此外则词话、诗话不可少也”。关于杂志的原则,他主张“保神州之国粹”。尽管宁调元对孔学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他也无法摆脱盛行一时的国粹派的影响。

由于陈去病远在汕头及其他原因,《南社》一直未能出版。5月31日,宁调元致函高旭,询问主持《南社》其事者“约有几人”;6月23日,再次寄书高旭,要求在《南社》出版后“幸速寄我一阅为感”。7月,他又一次寄书高旭,告以拟发展张汉英、唐群英两位女性为社员,并问:“稿已编定否?出版有期否?”宁调元此时虽然是清政府的阶下囚,但整个身心都系念着革命和革命文学事业。

成立宣言

陈去病回到上海,照理建立南社的工作可以加紧进行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09年春,陈去病因腿疾住进医院,且一病就是半年,直到8月才出院回乡休养。不久他到苏州,受聘于电报局内张宅,任家庭教师。在此期间,叶楚伧代替陈去病赴汕头主持《中华新报》;于右任在上海办起《民呼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该报社长为于右任,编辑为范光启、徐血儿、王无生。这是继《神州日报》之后上海出现的又一份革命党人的报纸,柳亚子、高旭、苏曼殊、徐自华、谢无量等人纷纷为之提供稿件,革命文化界顿形活跃,但是《民呼报》只办了不到三个月就被迫停刊。10月3日,于右任以顽强不屈的毅力再创《民吁报》,只是社长改以范长启出面,发行人为朱少屏,总编辑景耀月,编辑王无生、杨天骥、谈善吾,文苑栏的作者则仍然是柳亚子、高旭等一批人。这样,报纸虽然改了名,却完全不改旧观。

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使柳亚子等人极其愤慨的事,就是刘师培夫妇公开投降清政府。8月,端方由两江改督直隶,随员名单中出现了刘师培的名字,这一对夫妇的叛变终于得到证实。高旭打开当年在上海酒楼相约结社时所摄照片,激愤地写下了两首诗:

今贤那识古贤心,几复风流何处寻?

富贵于侬本无分,聊将皓月证初襟。

残阳疏柳黯魂销,吟到河山惨不骄。

毕竟经生成底用,可怜亡国产文妖。

——《重观海上写真成两章》

谁也不会想到,当年在上海、东京等地高喊“反满”的“刘光汉”会变化得如此之快;高旭更想不通,这个“刘光汉”世代研究经书,熟悉《春秋》大义,怎么会忽然匍匐在满洲贵族的脚下。古人云:“国之将亡,必有妖孽”,清王朝快亡了,刘师培大概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妖”吧!

大约在这以后,陈去病、柳亚子等决定在苏州虎丘召开南社成立会。10月初,俞锷(剑华)自日本回国,到黎里访问柳亚子。二人原是《复报》时期的老朋友,一别三年,见面时分外兴奋,一起欢聚了十天。临别时,柳亚子坚约俞锷参加拟议中的“吴门雅集”,作词送别。

10月17日,高旭在《民吁报》上发表《南社启》,公开表白结社主旨。该文称:

国魂乎,盍归来乎,抑竟与唐、虞、姬、姒之版图以长逝,听其一往不返乎?恶!是何言?是何言?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夫人莫哀于亡国,若一任国魂之漂荡失所,奚其可哉!然则国魂果何所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而中国国学中之尤可贵者,端推文学,盖中国文学为世界各国冠,泰西远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欧风者,乃奴此而主彼,何哉!余观古人之灭人国者,未有不先灭其言语文字者也。嗟乎痛哉!伊吕倭音,迷漫大陆,蟹行文字,横扫神州,此果黄民之福乎!

“国魂”,是一个使无数仁人志士热血沸腾的名词,它表达了对自己国家、民族及其精神、文化的深厚感情。高旭呼喊“国魂”,主张“存国学”,具有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光大民族文化的积极意义。但是,民族文化中既有光辉的瑰宝,也有必须涤洗的污浊;它需要继承,尤其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粹,根据新的现实需要加以革新和发展。笼统地号召“保国学”,将易于窒息新机,流于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这一点在南社和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可以清晰地得到证明。

10月27日,《南社例》十八条公布,明确地规定了南社作为文学团体的性质。条例称:“品行、文学两优者许其入社”,“社员须不时寄稿本社,以待刊刻”,“所刊之稿即署名《南社》。寄稿限于文学一部,不得出文学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它在社员内部提倡心平气和的讨论,声称“各社员意见不必尽同,但叙谈及著论可缓辩而不可排击,以杜门户之见,以绝争竞之风”(见当日《民吁报》)。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它并未能始终遵循这一原则。

10月28日,陈去病发表《南社诗文词选序》,将南社比拟为“遭逢坎坷”、“志屈难伸”的遗民、逸士,称:“每相逢其痛哭,或独往而迢遥。时从詹尹卜居,辄向祝宗祈死。黄冠野服,惊看方外之人,局地蹐天,如无穷之恨。”序言号召社员效法屈原、贾谊、谢翱等人,写伤时忧国的“不得已”之作,反对清朝统治。

10月29日,宁调元发表《南社诗序》,阐明南社命名的意义在于“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当时还处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这个政府虽然既腐败又衰弱,但它还可以随时采取措施,无情地对付几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因此,宁调元的话也说得很含蓄,但它所表达的意思还是十分清楚的。

高旭的《南社启》、陈去病的《南社诗文词选序》、宁调元的《南社诗序》都是长期经营的作品,它们实际上是南社的成立宣言,可以看出它们共同响彻着一个主旋律——反清。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投降,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集中代表。南社作家主张以文学为这一政治斗争服务,反映了时代和民族的需要,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只是反对清政府,在文学上的任务则是推陈出新,创建反映新兴阶级思想和感情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而不是“保国学”。从这些意义上讲,上述宣言就显得不足、片面和保守了。

11月6日,陈去病发表《南社雅集小启》,向社会各界公开宣布了召开南社成立会的时间和地点。《小启》以优美的笔触描写了严冬统治下春意的萌动:

孟冬十月,朔日丁丑,天气肃清,春意微动。詹尹来告曰:重阴下坠,一阳不斩,芙蓉弄妍,岑梅吐萼。微乎微乎,彼南枝乎,殆生机其来复乎?

上海、南京、松江、苏州等地的文化人一看到这份别具特色的通知,就有不少人迅速打点行装,准备赴会。久已沉寂的虎丘张国维祠就要迎接一批虔诚的瞻仰者了。■